封面报道｜绿证新时代

绿证的火爆猝不及防。政策刺激下，整个市场面临重整。

文/武魏楠 孙一凡

绿证市场火了。

8月2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4年7月全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交易数据。数据显示，2024年7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1.82亿个。截至2024年7月底，全国累计核发绿证8.89亿个。2024年7月，全国交易绿证2447万个；截至2024年7月底，全国累计交易绿证2.91亿个。

这一数据有多夸张。仅仅在2023年年底，绿证交易才完成了启动以来的累计1亿张突破。而2024年上半年，全国绿证市场交易绿证1.6亿个，同比增长6倍。

局势的变化，要追溯至一系列政策的发布。2023年8月《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印发，标志着绿证市场开始进入新阶段。

一方面，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量唯一环境属性，权威性得到了极大加强，另一方面，绿证的核发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全覆盖。这让绿证市场的供给得到了保障。

2023年12月13日，国家能源局在京召开绿证核发工作启动会。国家能源局首批核发绿证约1191万个，涉及项目1168个、发电企业755家。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不断攀升，实现绿证核发全覆盖后，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证供应市场。

绿证供给大大充裕之后，价格立刻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这无疑显示出当前绿证市场强大的自由度。甚至，大量的绿证“掮客”开始出现，兜售各类绿证，赚取差价。

而在走访中，《能源》杂志记者也发现。绿证市场的火爆背后，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困惑和潜规则。在能耗双控、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的被动需求下，自愿减排市场里的绿证认可度，依然存在大量的不可控因素。

绿证新时代的背后，还有哪些位置等待我们探索？

量涨价跌

在各类新能源的微信群组里，兜售绿证的消息不绝于耳。

一旦有人抛出正在出售绿证的信息，“什么价格？哪些地方的？”这类问题立马就能紧接着出来。这大概是能佐证绿证市场火爆的最好证据。

不过，绿证从出现的一开始，并不就是这么受欢迎的。

由于早期绿证制度设计相对简单，缺乏强制性的购买要求和配套激励措施，导致市场参与者缺乏购买绿证的动力，市场不活跃。

转折点在2023年出现，《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下称1044号文），让绿证供给量大幅增加。2024年上半年，全国共核发绿证4.86亿个，同比增长13倍。

1044号文明确：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指出绿证同时还支撑绿色电力交易、认证绿色电力消费、衔接碳市场、推动绿证国际互认，绿证权威性和通用性进一步提升。

一系列政策利好下，2023年以来，绿证交易量持续疯涨。根据中电联数据，2023年，全国绿电（绿证）交易总量达到1059亿千瓦时，相当于消费1.059亿张绿证，同比增长281.4%。

仅2024年1-5月份，全国绿电、绿证消费总量1871亿千瓦时，其中1481亿千瓦时来自绿电交易，同比增长254%；390.7亿千瓦时来源于绿证交易，同比增长1839%。

交易量暴涨一方面是因为企业自愿购买中国绿证意愿增强。“从去年1044号文发布以后，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原则上只能申领核发国内绿证，所以说从企业自愿采购渠道来看，国际绿证供应量减少，选择国内绿证的企业增多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相关专家告诉记者。

上述专家认为价格因素对于绿证需求的刺激也很大，今年绿证的价格大幅下降，和用户需求更为匹配，之前企业买国际绿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价格比国内绿证便宜好几倍，现在中国绿证跟国际绿证价格差不多了。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数据显示，自2022年9月16日至2023年12月底，我国累计绿证交易3867万张，其中国网绿证交易2509万张，交易均价19.73元/张，南网绿证交易98万张，交易均价14.58元/张，可再生能源中心1247万张，交易均价32元/张。

2024年截至6月国网区域交易绿证5700万张，交易均价9.6元/张；南网区域2024年1-3月绿证交易均价为9.06元/个；中国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平台上8月份绿证成交均价已跌至6元。

价格暴跌缘于绿证市场目前是供大于求的。“证书供应量非常大，一年非水可再生能源绿证大概有15亿张，购买量现在不到3亿张，总体来看至少5:1的一个水平。”前述专家分析称。

2024年4月26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明确绿证有效期2年，超过有效期或经绿色电力消费认证的绿证，核发机构应及时予以核销。

绿证2年有效期的规定实际上给不同年份的绿证分成了三六九等，触发了发电企业对临期绿证的低价甩卖。“比如说绿证是2022年9月份生产的，今年8月底就过期了，对于企业来讲，一块钱都卖，如果是今年8月份生产的则待价而沽。”上述专家表示，用户更偏好更新鲜的证书、更新鲜的绿电，国际组织也更加认可，例如RE100按照Green-e的规定将绿证有效期设定为21个月，并设置了信息披露环节，购买日期更老的绿证不利于企业形象。

绿证市场火爆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青海、浙江、广东等地方政府为完成能耗双控指标组织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跨省绿证购买活动，数量动辄上千万张。

2024年1月27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强绿色电力证书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明确在“十四五”节能考核中，将可再生能源和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消费量从各地区总能耗中扣除，并实行以物理电量为基础，跨省绿证交易为辅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扣除政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跨省购买绿证最高抵扣本地能耗强度下降目标所需节能量的50%。

节能目标考核对中国地方政府构成了切实有效的“硬约束”，绿色证书与能耗双控制度的衔接，实现了绿证从自愿购买向自愿与合规双重驱动的转变。

混乱的市场

面对价格暴跌，绿证市场参与主体喜忧参半，“目前的供需情况对用户侧或者急需绿证的省份是好事，但发电企业利润要往下跌一些。”有专家表示，长期来看绿证价格走势很难判断，“十五五”之后能耗双控转为碳排放双控后政策环境会发生很多变化，届时主要要看国家在非自愿购买的层面对绿证有没有更大范围的考核。

“目前电厂侧2023年的绿证大概2块5，2024年的绿证在6块5左右。”一位发电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现阶段绿证市场非常混乱，劣币驱逐良币，中间商价格喊得比电厂还要低，用户知道有那么低的价格，又怎么会去买电厂的高价绿证呢？并且绿证供应量大，而用户数量有限，在售电公司和用户提前签订了低价合同的情况下，用户已经被履约了，电厂找不到用户只能低价委托给售电公司这样的中间商，中间商再卖给用户。”

绿证价格的过度下降会导致市场失去调节功能，进而使绿证的激励作用减弱，无法推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前述专业人士认为，未来需要全面落实可再生能源消纳考核责任制，制定完善以绿证为基础的履约机制和惩罚措施，明晰违约成本，设定绿证最低限价等手段来稳定绿证价格，确保绿色环境权益得以充分实现。

而目前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并没有实际分解到市场责任主体，部分省份主要通过将未按期完成的市场主体纳入失信惩戒体系来实施惩罚，“由于规则还不明确，企业不清楚在考核前应该购买什么类型、哪些区域的绿证或者绿电，是事前履约还是事后履约？均须明确监管和引导责任，制定清晰的规则和条例。”

此外，这一制度还要考虑协同电力现货市场的发展，并实现绿证市场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协调和衔接。

除了供需失衡、价格不透明，发电企业目前最关心的就是绿证自动核发的问题，这关系到电厂能否尽快将绿证拿在手里，及时出售以获得绿色权益收入，改善现金流。

2024年6月30日，为切实提升绿证核发效率，推动绿证核发全覆盖，国家绿证核发系统正式启动，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无需提交申请，由电网企业和电力交易机构提供数据，系统自动核发上月电量对应的绿证。

在上线初期，绿证自动核发存在部门协调、人员调配、系统BUG等多种问题。前述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自动核发需要多部门数据支持，包括从电网获取发电量数据，同时还要经过发改委和能源局等多方审核以确保电厂的合法性和项目的真实性，之后，能源局、地方电网、供电局三方数据会被推送到交易中心，交易中心复核后再推送到能源局，最终完成绿证的自动核发。”

“上个月，约有四五万家电厂在首批自动核发名单中，本月还有6万到8万家在新名单里，这些电厂正处于绿证自动核发状态，问题在于分布式电站数量达到几百万，而每月只有几万户能完成自动核发。”自动核发的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该专业人士建议：加快分布式绿证签发和自动核发，以及分布式绿证批量化的申领和分布式绿证聚合交易。

“受限”的绿证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关注，绿证作为一种可追溯的绿色电力消费证明，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达到环保合规要求的工具之一，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

企业和投资者纷纷将ESG指标纳入决策考量，中国也正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信息披露体系。5月27日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则进一步明确了提升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质量的方向。

环境信息披露特别是绿色电力的使用情况是企业ESG报告中的重要内容，绿证作为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可用于证明范围二（外购能源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中的电力排放为零，购买绿证已成为企业践行消费绿色能源的社会责任重要途径。

此外，许多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为了符合国际NGO组织标准和供应链要求，开始主动寻求绿色电力消费认证。2024年6月17日，中电联发布了2023年中国绿色电力（绿证）消费TOP100企业，国能投、国电投、中石化等能源央企以及阿里巴巴、比亚迪、腾讯控股等大型民企名列前茅。

2022年10月，苹果公司敦促其供应链实现与苹果相关的范围1和2的全部排放脱碳，并告知供应商，在授予业务时，将把向这些目标取得进展作为关键标准之一。同样地，阿里巴巴集团也在其2023年ESG报告中提到，推动价值链的绿色转型：通过周期性考核和评估供应商的绿色低碳水平，积极推动供应商伙伴践行减碳。2023财年，阿里巴巴的供应商通过使用清洁电力和绿证，实现了36.3万吨的减碳量。

国际气候倡议如RE100，旨在推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承诺使用100%的可再生电力，已成为国际供应链认可可再生能源使用的“黄金标准”，吸引了远景、隆基等新能源企业的加入。

2020年初，我国的绿证已经与RE100实现互认，但目前该组织对中国绿证的认可仍处于“有条件的”状态，企业需要提供所有与发电相关的环境属性证明，并确保这些属性未被出售、转让，或在其他地方被重复声明。

尽管中国绿证制度逐渐完善，国际认可度不断提高，但目前绿证不是“万能”的，其主要应用于自愿层面，而涉及CBAM、《新电池法》等法规级的认证时，中国绿证的用武之地便大大受限。

欧盟官方在8月9日最新发布的CBAM Q&A文件里对“基于市场的证书（如产地保证（欧盟go）、可再生能源证书等）是否可以证明其所使用的电力确实是来自可再生能源，从而合理使用更低的实际排放因子，而不是使用默认的排放因子？”进行了明确回复：

在过渡期内，电力的排放因子通常应使用由欧盟委员会提供的默认值。然而，如果满足相关条件（如存在物理直连或电力购买协议），则可以使用电力的实际排放因子，而以产地保证go或绿色证书等市场认证确定的特定排放因子不能用于证明实际排放因子的使用。

此外，动力电池碳足迹计算规则“草案”也规定：在电力消费的碳足迹计算方面，除了直连电力外，应按全国平均电力消费组合标准来计算，绿电PPA、绿证等合同工具均被排除在外。

不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产品碳足迹计算国际标准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则允许使用可再生能源证书（REC）、原产地保证（GO）传递表征的特定电力产品的生命周期碳足迹。

“中国绿证需要和国际标准互认，但并不需要向欧盟碳关税、《电池法》等规则匹配，因为这个是贸易双边谈判的问题，因为欧盟设立这些标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维持整体的低碳排放，希望企业来欧盟设厂，以达到产业复兴的最终目的。”前述专家表示。

地域歧视？

今年4月，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发布了2024年省外绿证采购公告。根据公告信息，本次将采购省外平价风光绿证450万张。如此大手笔的采购，即便是在绿证市场火爆的2024年，也并不多见。

不过这并不稀奇。根据6月国家电网发布的绿证交易信息，自绿证交易开市以来，公司绿证交易平台累计交易绿证6025万张。其中，浙江省的绿证采购量在29个省（区、市）中排名第三，共计1015万张、占17%。

值得注意的是，在浙能的采购公告中，明确注明了“不包含青海、广东、广西、重庆、陕西、云南、浙江电站产生的绿证”。在“省外绿证采购”中不包含浙江电站的绿证可以理解，单位和其他省份也被列为禁忌？

而且这不是个例。随意搜索绿证招标信息就能发现，同为浙江省的桐乡、嘉兴等地在省外绿证采购中，也明确注明“不包含青海、广东、广西、重庆、陕西、云南、浙江电站产生的绿证”。

有绿证交易掮客曾向《能源》杂志记者表示，对某些区域的绿证不予交易，是当前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潜规则”。至于原因，大多都讳莫如深。

难道绿证市场上，真的存在“地域歧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关键文件——发改环资〔2024〕113号文《关于加强绿色电力证书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以下简称“113号文”）。

113号文提出了“加强绿证与能耗双控政策衔接”，其中不仅将绿证交易对应电量纳入“十四五”省级人民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指标核算，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而且明确了明确绿证交易电量扣除方式。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1，省级政府的节能考评，以物理电量为基础、跨省绿证交易为补充；2，跨省绿电交易按物理电量计入受端省份可再生能源消费；3，电量未跨省而绿证跨省交易，计入绿证受端省份可再生能源消费，不计入送端省份；4，受端省份绿证抵扣可再生能源消费，原则上不超过能耗下降目标50%。

“也就是说，在目前绿电和绿证相对分离的情况下，要明确跨省绿电与非跨省绿电的绿证归属问题。”有规划部门绿证专家告诉《能源》杂志记者，“这样很好地避免了绿色属性重复计算的问题。”

目前各省基本未将现有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指标传导到用户侧，而是由本省电网企业完成指标，未实现引导用户侧消纳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初衷。在以往的计量中，由于1个绿证代表1兆瓦时（即1000度电）陆上风电/集中式光伏上网电量，购买绿证可以作为消纳责任权重完成量，在这部分绿证对应电量被消纳时，又可以被认为是可再生能源消纳量。

如果绿电在省内消纳，绿证也在同一个省内，在目前以省为单位来计量能耗双控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的情况下，问题尚且不大。但如果绿电、绿证在不同省份被使用，就会出现重复计量的问题。

113号文规定跨省可再生能源市场化交易和绿色电力交易对应的绿证，以及省级行政区域内交易的绿证不在扣除之列。该规定还将解决当前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机制中超额消纳量和绿证之间存在的重复计算问题。

对于省级政府来说，就必须买到真正能够解决能耗双控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的绿证。

“有些省份的外来电比例较高，而且有很多可再生能源电力。所以必须特别在意绿证是否能够抵扣能耗抵扣。”有绿证市场相关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如果买错了绿证，又不能二次交易，那显然就很不划算了。”

秉持着不能“买错绿证”的原则，让许多目标直指能耗双控的绿证采购对很多省区绿证产生了壁垒。而《能源》杂志走访得知的另一个真相，则解开了绿证“地域歧视”背后的各地政府间无奈的默契。

“很多地方能耗双控的任务都比较重，本地的绿证资源很重要。”某东部省份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所以，大家有一个默契，不要互相买来买去。”

2021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在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上搜索可以看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只在2021年6月发布了一季度以及2021年8月发布了上半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布过。

在一些绿证采购招标中被“歧视”的省份：青海、广西、广东、陕西、云南等地，都在红色一级预警的范围内，能耗强度降低十分严峻。尽管这是3年前的数据，但依然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像青海这样的新能源大省，实际能耗双控目标完成得很不好。”上述绿证专家说道。

2023年9月和10月，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披露信息，发改委环资司先后就“十四五”节能目标完成进展滞后和“十四五”能耗强度下降进展滞后的问题，约谈了湖北省、山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重庆市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是不是又看到了很多熟悉的省份名字？

“这种默契的主要执行，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在引导企业购买绿证的时候，有意识地引导其选择能耗完成情况较好的省份。”上述政府内部人士表示，“这样表现差的省份之间，也不会互相抢绿证了。”

在这样的多重因素之下，绿证“地域歧视”由此而来。不难看出，这并非真正的歧视，而是绿证规则和能耗、节能政策逐渐完善之后，整体市场表现出的一种类似“自我修复”的机制。

正如前文所述，抛开企业对于绿证的主动需求，被动的绿证市场还是在能耗双控机制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责任的刺激下展开。因此，政策的变化对于绿证市场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随着能耗双控在十五五逐渐变为碳排放双控，碳市场也在逐步完善，以及电力市场改革的进程不断加速。绿证即将迎来新的未来。

现在和未来

在剖析绿证“地域歧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丰富的区域，也是能耗双控的困难户。

“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和比例，与实际的可再生能源消纳并不构成绝对相关性。”上述绿证专家表示，“而且，按照以往的经验，可再生能源装机多，可能会刺激很多高耗能产业布局。这也是能耗双控不达标的重要原因。”

以云南、四川等水电大省为例，每年来水量不同水电的发电量也就不同。那么绿证的数量也会有所变化。再加上这些省份有着大量的电解铝、硅料等高耗能产业，能耗双控完成情况差，需要采购绿证，也就可以理解了。

正如前文所述，各省级政府并未将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分解到用户侧，能耗双控指标也是一样。“省政府一般会召集大企业或者高耗能企业，对能耗双控指标进行分解。再由这些企业通过采购绿证等手段实现达标。”

这样看来，似乎省一级政府只是盯着大企业、高耗能企业，忽略了中小企业的权责。这在制度上是否存在改进空间呢？

“能耗双控本质上来说要求的是降低能耗。而对于很多企业、很多行业来说，其能耗已经没有下降空间了。在这方面，大企业、高耗能企业更有空间。”上述地方发改委人士告诉《能源》杂志记者，“另一方面，政策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控制化石能源的增长。而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以电为主的能源消费，自身是无法控制化石能源比例的。而在政府的监测下，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的企业集中在高耗能企业里。所以，政府的行为和企业规模无关，只是最终的结果显示，需要大企业、高耗能企业付出更多的环境成本。”

除了能耗双控，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也是刺激绿证发展的重要政策。今年8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24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规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以实际消纳的物理量核算，当年没有完成的，按年转移至下一年。电解铝行业企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完成情况以绿证核算，2024年只监测不考核。

而在今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绿色电力证书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文件明确：加快建立高耗能企业可再生能源强制消费机制，合理提高消费比例要求。

结合来看，高耗能企业的绿电消费将会以绿证为核算标准。这无疑将会进一步刺激绿证市场的活跃。“长期来看，政府希望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以实际物理消纳为准。把电网消纳变成用户的实际消费。”上述专家表示，“在绿证核发逐渐与绿电保持一致节奏之后，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交易会更加活跃。”

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这标志着“十五五”开始我国将进入碳排放双控时代。《工作方案》提出，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作用，对重点行业和领域，合理划定行业领域碳排放核算范围，依托能源和工业统计、能源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核算、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数据，开展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

与之相对应的是113号文也强调了“完善绿证与碳核算和碳市场管理衔接机制”“加强绿证对产品碳足迹管理支撑保障”。在全国碳市场已经稳定运行了3年，并且即将纳入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情况下，绿证与碳市场的协同十分重要。

“目前看来，随着碳市场的扩容，绿证可以在市场主体碳排放的计量核算的时候发挥作用。”相关参与绿证核发的知情人士表示，“不过由于绿证和碳市场分属不同的主管部门，两大机制的协同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不同部门的协同问题还反映在绿证与CCER的重复性问题上。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即“CCER”）和绿证绿电制度，均为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能源结构调整、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政策工具。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选择绿证意味着直接使用了绿电，减少了碳排放。而CCER则是在自身碳排放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抵消了碳排放。从发电企业的角度来说，每一度电的绿色权益毫无疑问是具有唯一性的。那么绿证和CCER只能二选一。

“规则制定和顶层设计是这样的，但是在实际申领环节。由于绿证和CCER没有打通数据库，所以还是可能会存在重复计算权益的问题。”

8月23日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正式受理自愿减排项目和减排量的登记、注销等工作相关申请。随着CCER市场的重启，类似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博众智合能源转型中国电力项目主任尹明在谈及绿证与碳市场协同时就指出：“要提高绿电绿证市场与碳市场数据质量管理，加强两类数据互通互用。以绿证和CCER两类交易市场的数据信息互通起步，将绿证作为CCER项目发电量、减排量核证唯一凭证，通过技术和法规等手段确保绿证承担上述功能的唯一性、溯源性。后续再推进电力市场、绿电市场与碳市场数据信息系统互通。”

与可再生能源发电高度绑定的绿证，更需要和当前积极推进的电力市场化改革之间协同。一方面，我国长期保持着“证电分离”（绿证）、“证电合一”（绿电）两种模式；另一方面，随着绿色环境权益重要性的提高、市场化程度加深，两种市场之间的协同势必要保持通畅。

目前的绿证信息包含了项目、日期，还缺乏更为精细的时间尺度。而绿电交易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很可能会从目前的中长期交易模式，发展至更为实时的现货市场交易形态。国际绿证的发展趋势，也在进一步希望用户能够购买匹配用电曲线的小时级绿证。

“中国目前还没有小时级的绿证，下一步可能要看电网能否提供更为精细的发电数据。”上述专家表示，“这样会让绿证市场变得更加复杂、多元。”

根据2023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的《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

在我国逐步走向碳排放双控的时代里，这个唯一凭证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愈发重要。如何让每一张证清晰准确地对应上每一度电，是绿证市场未来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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