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内与外”并重的文体追求（百家谈）

朱 婧

上世纪30年代茅盾《子夜》和巴金《家》的先后出版，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长篇小说代有佳作，并成为当下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文体之一。《子夜》《骆驼祥子》《呼兰河传》《创业史》《山乡巨变》《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秦腔》《花腔》《江南三部曲》等作品，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表达经验。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进入高峰期，表现出“外”与“内”并重的文体追求。

所谓“外”指的是长篇小说发挥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书写民族历史等方面的天然优势，注重思想容量。小说家之所以竞写长篇小说，且将长篇小说作为检验自己创作水准的标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长篇小说考验小说家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能力。其中又以家族小说最为突出，许多作家选择将历史风云、时代变迁融入家族叙事中进行表达。由于有许多经典之作可资效仿，后来的写作者选择写家族小说，貌似降低了写作难度，但这种“在文学史”上的写作，事实上对有着写作理想与雄心的小说家而言，反而更需要通过对文学传统强大的化解、综合和转换能力，寻找创新的突破口。以此观察和衡量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力作，王跃文的《家山》和胡学文的《有生》无疑是家族小说延长线上的重要收获。

《家山》其实是一部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家谱”。小说的诸多人物编织出湘西沙湾陈姓盘根错节的家族世系。除了尾声，《家山》的小说时间从1927年至1949年，共22年。这在动辄绵延百年的长篇家族小说中并不算长。《家山》关注的是“常”与“变”的问题，叙写的是家史和家常，又借由家史进入到一些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议题中，比如现代文明和革命如何进入并改造地方。不仅如此，《家山》的写作再次证明，我们今天虽然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但包含着个人情感的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表达依然保有丰沛的艺术活力。

胡学文的《有生》是另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长篇家族小说。这个庞大的家族由“祖奶”接生的上万名新生儿组成。《有生》写乡村女性“祖奶”乔大梅漫长的一生，也写“她的家族”村庄的广袤。《有生》封面主题语是“百年中国的生命秘史”。“秘史”叙事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关联性，最有影响的当属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扉页引述巴尔扎克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对应的是正史，对陈忠实等作家而言，秘史不是解密揭黑，而是触发小说能量的机关——解放正史未能言说的世界及其人性之幽微。《有生》的“生命秘史”以“祖奶”追忆似水年华式的“伞状”结构，有效地改造了既往百年家族长篇小说叙事逻辑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依赖。而且，《有生》之史诗性，以诗性诗意化解史的板正，复活文学叙事的活力。在小说的象征层面上，“祖奶”和接生隐含民族原初创生神话原型，作为一部百年乡土长史，虽写芸芸众生之事，内嵌的却是中国人对生命哲学的思考。

《家山》和《有生》的文学实践揭示了长篇小说承担风俗史和民族志的功能，以及关注社会转型和人事变迁的特质。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意识到长篇小说的“外”与“内”并非完全割裂，在铺陈历史和现实辽阔文学疆域的同时，长篇小说同样可以烛照和抵达内心世界之幽微。当然，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不可能止步于历史和现实之外，就像《家山》和《有生》是社会和人事的变迁史，也是人性史和心灵史。

当下长篇小说的另一创作趋势是“向内转”。以东西《回响》、艾伟《镜中》、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等作品为代表，呈现出以工笔细描人物心灵内面，以测绘人性深度为旨归的创作倾向。从文学史角度看，写内心(心灵)生活，是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传统，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式写作，以张炜、韩少功、史铁生、陈染等为代表的小说家，用《柏慧》《马桥词典》《务虚笔记》《私人生活》等，或直接书写个人精神生活和心灵史，或以个人思考结撰历史与现实。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家向这一传统回归，并表现出新特点。比如，艾伟的《镜中》致敬博尔赫斯的迷宫，结构设计借鉴建筑学知识，是先锋小说延长线上的创新之作。主人公庄润生是所有人物的一面镜子，一面照见众生与万物的心灵之镜。东西的《回响》挖掘当代城市人的心灵症候，具备侦探小说冷静的洞察力。有意思的是，长篇小说“向内转”更可能是小说技术上的回归。因为写内心，绕不开内心独白和精神分析的技术支撑。这些写作技巧，既是19世纪末现代小说转型时刻的标志，至今也依旧是小说家安身立命的技与艺。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