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徐介藩，拍桌子怒怼总政主任谭政：实事求是作风，哪去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历史上，徐介藩虽不是最耀眼的星，但他的行为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位留苏20余年的老兵，1958年的一场会议中，毫不畏惧地拍桌质问总政主任谭政，“实事求是的作风哪去了？”

这一行为，不仅展示了他的勇气，更在军中引发了深思。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徐介藩的经历又是如何塑造他这种直率性格的？

早年留苏与归国

徐介藩，出生于安徽固镇的一个普通家庭，年轻时即投身革命事业。1923年加入共青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24岁时被选送至广东航空学校深造。

鉴于国内迫切需要飞行员来对抗军阀，1926年，徐介藩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继续深造，希望通过提升自己的飞行技术为国家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27年，国内的政治局势急剧变化，多省反革命政变爆发，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被大幅削弱，这也间接影响了徐介藩的归国计划。

由于国内战事频繁，共产党暂时无法组建自己的空军，徐介藩的飞行技术暂时无用武之地。在苏联期间，由于显示出极高的能力和忠诚，徐介藩受到了苏联方面的重视，被邀请留在苏联公安部反特务科工作。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情报和安全工作经验。

到了1933年，徐介藩与同事马尔多夫斯卡结婚，并在次年被调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担任公安科长。该地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让徐介藩更加思念祖国。当时的苏联政府由于重视其能力，并不愿意放他回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

1948年，苏联政局逐渐稳定，而中国则处于战乱之中，徐介藩更加迫切地想要回国参与建设和战争。在多次请求无果后，他在公开场合撕下肩章、扯下制服，强烈表达了自己回国的决心。最终，这种无畏的表态迫使苏联让步，同意他回国。

归国后，徐介藩带回了在苏联期间获得的“保卫莫斯科奖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这些都是他曾参与对抗德军的证明。但由于他回国时，国内的主要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很多重要的军事指挥岗位已被其他人担任，徐介藩没有再获得像他在苏联时那样的高级职位。

他被安排到东北局编辑局担任俄文编辑，稍后又任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等职，这些岗位与他在苏联时的经历有所不符，显示了战后调整对于归国人员的复杂性和挑战。

战后调整与家庭生活

徐介藩在国内的生活和职业发展由于历史的变迁而经历了重大转折。在苏联留了近二十年后，他回到中国却发现，曾经他梦想中的航空英雄身份已无用武之地。

他被安排在东北局编辑局担任俄文编辑，后任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等文职工作，这些职务与他的军事技能和经验显然不匹配。此时期，徐介藩的个人生活也面临着挑战。与苏联妻子的关系因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变得日益紧张。

他的妻子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环境，坚持要求返回苏联。尽管徐介藩努力调和，但最终未能说服妻子留下。1950年，他的妻子病逝于苏联，留给徐介藩深刻的个人失落。

这段经历对徐介藩是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使他在政治动荡和个人生活的双重压力下，感到极大的孤独与挑战。在职业上，徐介藩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虽然他曾在苏联接受了高级军事训练，并在那里累积了丰富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经验，但回国后这些经历并没有转化为他在新中国军事建设中的核心角色。他的职业轨迹和很多留苏回国人员类似，面临着重新适应和被重新分配到合适岗位的挑战。

在这段期间，徐介藩与其苏联妻子的关系及其妻子的去世成为他个人生活的重大事件。妻子的离去不仅让徐介藩在感情上受到重创，同时也让他在政治动荡时期感到更加孤立无援。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个人和职业生活，反映出那个时代背景下个体与国家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政治立场的坚持与辩护

1958年，中国军界发起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也影响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徐介藩所在的单位。当时的政治气氛鼓励批判过分模仿苏联的教育和管理方式。在这个背景下，哈军工被批评其教育方针和方法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

1958年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总政主任政亲自到哈军工视察，并在第一届党代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哈军工的教育路线存在的问题，并强调需要进行整改。谭政在讲话中批评了学院的教育方向，指责其未能正确培养学员，这引起了在场人员的广泛关注。

在谭政发表批评后的会议间歇期间，徐介藩站了起来，直接质问谭政：“谭主任，你这不是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啊。我们分到各个部队的学员，各个部队都反映好，教育路线出现了根本错误，能培养出好学员吗？这个问题你如何解释。”

他的发言显然出人意料，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公开反驳高级官员的言论被认为是非常大胆的行为。谭政对徐介藩的直接挑战感到意外，并回应道：“如果教育路线是正确的，培养出来的干部就不会公开场合顶撞上级领导。”

徐介藩则进一步强调：“你说的不对，为什么不能反驳？你是总政主任，更应有基本判断嘛！不能说中苏友好时，一切都好，中苏关系不好时，就全盘抹杀，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啊。”这场公开的交锋使得会场气氛紧张，谭政未能及时回应徐介藩的质疑。

事后，谭政继续他的讲话，试图澄清自己的立场，表示对哈军工有成效的教育部分应继续保持，而不符合实际的部分应当改正。尽管徐介藩的直言在当时被视为过激，他的坚持和勇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中对改革和实事求是作风的渴望。

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

徐介藩的军事生涯继续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色。1950年代，他作为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彭德怀的俄语秘书，承担了重要的翻译和交流任务。

在朝鲜战争期间，徐介藩利用他在苏联积累的语言技能和国际经验，有效地协助彭德怀与苏联顾问进行沟通，确保两国军队之间的协作顺畅进行。毛岸英原本担任彭德怀的俄语秘书，但不幸在战场上牺牲后，这一职位便空缺下来。

徐介藩随后填补了这一空缺。他不仅在语言沟通上显示出高超的能力，更在战略和技术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工作帮助中国志愿军在与苏联的合作中取得了更多的战略和物资支持，对战场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徐介藩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被彭德怀高度评价。他不仅准确传达了彭德怀与苏联军官的沟通，还智能地处理了复杂的外交和军事关系，确保了前线的信息准确无误地反馈给志愿军司令部。他的专业表现提升了中苏在朝鲜战场的协同作战能力。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徐介藩的军事生涯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他的这一段历史在军中被广泛传颂，不仅因为他的语言才能，更因为他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所显示出来的冷静和专业。

这些年的经历也使徐介藩在后续的军事教育和行政管理中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对他后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年的荣誉与遗憾

徐介藩的后期生活和职业生涯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他在1959年支持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这一举动在政治上显得极为敏感。彭德怀的意见书批评了一些当时的政策和领导层的决策，而徐介藩的支持使他陷入了政治风暴的中心。

在会议上，他公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被视为冒险的行为。1959年，徐介藩在一次扩大的会议中参与讨论时，他的言论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注意和惊讶。当他看到大家对彭德怀的批评反应时，他明确表示：“彭老总说的句句属实，何罪之有？”

这种直率的表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被视为非常大胆甚至危险的行为。徐介藩的这段历史体现了他作为军事人员在多变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看法，即使这些立场给他带来了严重的个人和职业后果。

他的勇气和正直在军事和政治环境中被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尽管这些品质也让他经历了极大的挑战和困难。徐介藩的生涯反映了一个军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复杂命运，展现了个人信念与时代大潮之间的激烈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