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跌落三次，我才能重新站起来

《马利纳》

作者：英格博格·巴赫曼

董勤文（德语直译）

后浪&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文为豆瓣读者@Elainezeit 撰写的书评，感谢授权发布

巴赫曼的《马利纳》绝非一部轻松易读的作品。它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强烈的情节驱动与逻辑严谨的叙事手法，转而采用诗意化的语言与隐喻，构建出一部非传统的文学作品。《马利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我”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与当下精神痛苦的抒发作为叙述线索，可能会让有的读者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不解，整部作品的阅读体验也因此显得迷茫且失控。然而，这正是巴赫曼的独特之处——她用一种诗意的思考方式来剖析现实中的困境与精神上的苦难。

“我”始终生活在一种被压迫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伴随着女主人公心灵深处的创伤而日益加剧，“它支配我、羞辱我，今时今日依旧左右着我”。本书试图探索导致女主人公患恐惧症的文化根源和社会背景，以及这种恐惧如何随着叙事冲突的升级而不断恶化。是什么让她丧失了记忆？她又是如何陷入失语的困境？是谁在不断否定她的人格和思想？这些问题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精神挣扎，更是整个父权制社会结构作用下的产物。

在书的结尾，巴赫曼写下，“这是谋杀”。女主人公在这部作品中逐步走向“主体死亡”，但她并非在故事的终点才遭遇死亡，实际上，在迈向死亡的过程中，她已然被杀死了三次。

1954年，巴赫曼登上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封面，一举成为文学明星。她被描绘成是一位雌雄同体、近乎孩子气的女性。

历史创伤的第一次谋杀

《马利纳》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二战后的奥地利，女主人公深受创伤的影响，内心深处潜藏着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模糊而阴暗，既代表着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也象征着父权制的权威。

“那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杀死我的凶手”，在女主人公的梦境中，父亲化身成了多种角色——屠夫、刽子手、党卫军军官等，这些形象暗示着历史的残酷性及其对个人心理的扭曲影响。在一系列的梦境里，“我”一次次遭受来自这位被称为“第三个男人”的父亲的侮辱、虐待、强暴与杀害。梦中的“我”徘徊于墓地、监狱、死亡的恐惧之中，孤立无援，面对着超越常人理解极限的极端暴力场景。每一次的梦境都是对恐怖记忆的再现，是对父权制度下女性受压迫状态的隐喻。

在梦境中，父亲的暴力行为被描绘成父权文化所认可的一种合理性，这种所谓的合理性将“我”降格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梦境还揭示了“我”为何会爱上伊万——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父亲剥夺了她的记忆。她试图表达自己的恐惧经历，但她的回忆机制出现了问题，无法确定回忆的目的和方向，因此无法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正如Audre Lorde所说：“主人的工具无法拆毁主人的房子。”长期以来，男性对叙事方式的垄断阻碍了女主人公讲述自己故事的可能性。尽管她不断地试图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就要说话，我说话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然而，可怕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我回忆不起来，回忆不起来”，她的回忆中总有一些干扰，每一次回忆都让她心痛。即便如此，记忆的碎片还是会不经意间浮现在意识的表层，可是女主人公却无法把握和解释这种记忆及其机制。

在小说中，没有人倾听女主人公支离破碎的回忆，也没有人理解她深藏心底的苦楚。她深陷于自己的身心创伤之中，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并最终在痛苦中走向毁灭，“我遭到了 10 万伏的电击。父亲在铁丝上加载了电流，烧焦了我身上的每一块纤维组织。在父亲的咆哮中，我燃烧殆尽，最终泯灭”。这种社会性的遗忘是父权制的第一次“谋杀”，它剥夺了女性发声的权利，让她们的历史记忆被边缘化。

“战争永存，这里始终有暴力，这里始终有斗争”。

爱情幻灭的第二次谋杀

“我在伊万中生存，我无法在伊万之外幸存”，伊万代表了一种表面的解放与幸福，但在本质却是对女性独立思考能力的剥夺。

在第一章《和伊万在一起是幸福的》中，她将伊万视为自己的救世主，是“我的圣地，我的耶路撒冷”，她认为因为伊万的陪伴“这个世界疯狂的、逐渐扩张的鸿沟都在不经意间闭合了”。 然而，这一节的标题本身就已经暗示了女主人公的自我说服和自我暗示，这种幸福是虚假的，在这种自我构建的甜蜜生活中，她仍旧时刻感到“极端的恐惧和仓促的惊慌”。

女主人公全心全意地投入爱情，服从伊万的各种命令，完全失去了自我和独立性。而伊万却这段感情并不认真，“伊万并不爱我，也不需要我”，他对女主人公的情感波动总是敷衍了事，“谁在你的头脑中灌输了这些愚蠢的东西，除了愚笨的担心、害怕之外，你的脑子里还装了什么。你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这个充满了青豆、豌豆的脑子，呆呆的豌豆公主”。

尽管在伊万面前她没有直接表达过往创伤的回忆，但她始终渴望写一本关于“死人之家”的书。这本书始终只是一个标题，但伊万却知道她想要写什么样的书，并对此类充满阴暗和困扰的作品嗤之以鼻。他说：“这实在令人作呕，这类书都令人厌恶”，他否定了女主人公的感受和思想。然而，此时的女主人公为了寻找心灵的依靠，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屈服于伊万的要求之中，心甘情愿地为他写一本让人高兴的《欢乐颂》，里面不再有凶手，不再有苦难。

巴赫曼在写作

即使在丧失了表述主体的最后时刻，在墙壁的裂缝中成为无语的“它”，她仍然怀揣着对伊万的希望，“某种再也不能呼喊的东西还是大喊了起来：'伊万！'”可伊万终究只是一场幻梦，梦境终会醒来，现实的残酷终将击碎这种幻想中的幸福。

伊万一直忽视女主人公的内心痛苦，对她的真实情感进行抹杀。在伊万面前，女主人公失去了自我，成为了满足男性期望的对象。伊万唯一一次与马利纳交流是在女主人公消失后的电话对话中，他的询问被马利纳生硬地拒绝了：“这儿没有女人，这里从来就没住过叫这个名字的人”。

事情就此结束，伊万毫无异议地默认了马利纳的说法，默许了对女主人公的放弃。伊万显然不能帮助女主人公摆脱记忆的折磨，这种所谓的幸福如同空中楼阁，瞬间崩溃。

伊万并不是她的救世主，和马利纳一样，他是剥夺她独立思考能力、切断历史连续性的帮凶。他并没有给予她真正的支持和理解，反而加剧了她的孤独和无助。当她孤身一人时，无休止的恐惧摧残着她的神经，心灵深处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构想逐渐转向破坏性的场景，这也预示了女主人公最终走向真正的死亡。

在小说中，巴赫曼敏锐地发现，爱情并非拯救的力量，而是父权制下的另一重枷锁。女主人公对伊万的爱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但这种爱情最终证明是虚幻的。

现实压迫的第三次谋杀

“我一定很早就知道，他，对我而言，将注定成为一场灾难”，这是女主人公对她和马利纳关系的断言，也是对自己最终结局的谶言。

马利纳和她不同，“马利纳从不像我这样抽搐地生活，他从不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从不让自己陷入困境”。当女主人公（这个“对于他而言太不重要、过于熟悉的我”）因失去伊万而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她感到自己几乎要被疯狂吞噬。在这种情况下，马利纳这个一直以来与她貌合神离的同居人，却出乎意料地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他尝试帮助她重建破碎的记忆，似乎成为了她在这段艰难时期中的依靠。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逐渐发现马利纳的“帮助”并非出于真心，“马利纳无意了解我曾与那几个杀人犯共进晚餐的所有细节”，他不断质疑女主人公的记忆，试图让她忘记过去，进而达到控制她的目的，“你根本没有任何值得牵挂的人或为之存在的理由”，这种心理操纵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压迫手段，它让女主人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他看似在保护着女主人公，实际上却在不断抑制女主人公发出自己的声音。

巴赫曼的自画像

在小说的第三章《最终的事情》中，女主人公试图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以此作为与马利纳进行平等对话的一种方式。但是，即使是在文字的世界里，她也无法摆脱马利纳的影响。“我把它弄丢了，美丽的书没了，我再也写不出美丽的书了。……连一个句子都没有“，她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写作，因为她的心灵已经被摧毁，曾经的美好回忆现在变成了无法承受之重，“末世之日即将来临”。

女主人公的内心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变化过程。她意识到，“我在伊万中生存，而在马利纳中死去”。她曾试图通过写作来恢复与马利纳之间的平衡，但最终仍然失败。

“这是一堵很古老的墙，一堵很坚固的墙，谁也无法从中逃脱，谁也无法将它破开，墙中不会传出任何声响。”

小说最后，当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已被篡改，她所有的生存痕迹都被马利纳销毁时，她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在小说的结尾处，她遁入墙壁，象征着女性个体在父权制压迫下的消失。

马利纳表面上对女主人公表现出关心与支持，实际上却是在利用女主人公的脆弱来进一步控制她。他不仅否定了她过去的经历，还试图让她忘却自己的历史。这种对个人记忆的篡改是父权制的第三次“谋杀”，它试图抹去女性的声音，让她们陷入沉默与遗忘。

在本书中，巴赫曼似乎秉持着一种悲观的态度，随着梦境的加深，“我”逐渐丧失个性和自我。与此同时，女主人公也超脱了个体命运，变成了所有女性生命故事的侧影。女主人公的最终死亡无疑是一个悲剧。她被谋杀了，这似乎意味着在巴赫曼心中女性超越现有体制实现解放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谋杀”，多么伤痛和沉着有力的论断，似乎预告了巴赫曼本人早逝的命运。如何让哀歌不再响起？巴赫曼将这个问题留给了我们。

“得跌落三次，我才能重新站起来”，现在到了站起来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