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王 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协约国列强之间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出现分歧。英国面对战场压力和盟友之间的关系，选择同法国、沙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不同的战后瓜分意向。这些历史之中的仓促选择，对后世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学界称英国此举为“三舌外交”，讽刺英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协约国列强都对奥斯曼帝国“有想法”
沙俄希望获得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高加索地区，并且打通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上通道，让自己的舰队可以在地中海畅通无阻。
法国对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尤其希望获得其治下的大叙利亚地区。这一区域同法国南部的商业社团关系密切，且很多大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很早就到法国宣传阿拉伯民族独立思想，呼吁法国支持他们脱离奥斯曼帝国管辖。
英国对奥斯曼帝国也有自己的想法，19世纪以来，英国保守党一直希望扶持奥斯曼帝国，阻止沙俄舰队进入地中海威胁英国航运安全。但英国自由党掌权后，英国政府的态度发生较大变化，在宗教情感上，英国自由党政府更同情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批评奥斯曼帝国对少数族群的排斥。
与此同时，一战复杂的战况更加让英国“陷入头脑风暴”。一战期间，列强之间的战斗充满不确定性，奥斯曼帝国是英国、法国和沙俄的强劲对手。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不仅成功顶住了沙俄军队的狂攻，还长期将战场前线稳定在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半岛东部，极大消耗了沙俄的战争资源；在加里波利登陆战期间，奥斯曼帝国曾将英国、法国等协约国的约50万军队限制在土耳其海峡，让协约国损失惨重。
此外，奥斯曼帝国君主拥有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头衔，在宗教法理上能够“一呼百应”，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起兵，威胁英国在印度、埃及的统治，以及沙俄在中亚和高加索的统治。
“四处出击许下诺言”
为了拉拢盟友，赢得战争，英国在一战期间“四处出击许下诺言”。其中最为重要的3个就是：英国和法国签署的、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以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言”。
1915年至1916年，英国和法国举行了多轮谈判，最终英国政治家马克·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作为代表签署协定。“耶路撒冷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网站报道称，1916年5月，两名外交官在一张1平方米大小的地图上用一支笔画出了边界——这条线从摩苏尔画到海法，将中东划为两大部分，北部地区归法国管，南部则归英国管。巴勒斯坦成为共管地，法国、英国、沙俄各管一部分。
而为了应对1915年前后奥斯曼帝国军队对埃及的威胁，英国希望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人能够起兵。在此背景下，从1915年至1916年，英国驻埃及的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同阿拉伯半岛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之间通信10封，英方许诺帮助侯赛因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
随着一战进入1917年，英国国内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为了动员更多在英国的犹太人参军入伍，同时希望国际犹太财团支持英国，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去信给英国犹太人领袖，表示“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但是同时要求“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
留下更复杂的矛盾
“赛克斯-皮科协定”“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和“贝尔福宣言”让英国在中东的角色更为微妙。
不可否认，一战后，英国推动的一系列中东政策都在努力平衡这3个“诺言”的内容。比如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地区，开始接纳犹太移民，但同时也希望维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在同法国的关系上，赞成法国“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但同时也希望安置被沙特家族击败、北上流亡的侯赛因家族成员。
英国“三舌外交”的出发点是维持不同盟友的关系，安置不同盟友的利益，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耶路撒冷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网站报道称，“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曝光激起阿拉伯世界的抗议，他们认为这是对“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藐视。
而为了安抚阿拉伯世界，英国在“贝尔福宣言”之后又发表白皮书表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规定不适用于约旦河以东地区。”英国的“多方诺言”在中东留下了更为复杂的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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