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中的意见领袖康有为，和他未能上达皇帝的一万八千言变法

历史的细节值得一再细细回味，即使是在晚清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断的时代。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的初冬，大约在德国军舰入侵胶州湾事件的同时，康有为进京了。这也是他第四次来到京城，此前康有为分别于1882年、1888年和1895年三次进京参与应试。

康有为是反八股和反科举的发起人和急先锋，这也正是他所主张的变法维新思想中最为核心要义之一。但在人生没有其他上升渠道的时候，康有为却不得不和其他举子一样，一次又一次跋涉数千里奔赴京城参加最后的会试。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曾上奏《请废八股折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获得皇帝诏准，但随着变法的失败，包括废除科举在内的诸多革新措施被慈禧下旨恢复。

科举制的彻底废除要等到1905年的9月。由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上奏的“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议案获得朝廷诏准，并下旨“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这一延续了1300年的人才选拔机制终告结束。

秀才、举人、进士，这是几乎所有中国古代读书人都要经历的人生三级跳，也是他们穷尽一生的追求，不同的身份将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

从秀才起他们就不再是平民的身份，可以免除徭役和田税，可以见县官不跪，可以进官学读书深造，甚至还可以获得一些经济补贴，举人则可以被人称呼为“老爷”。

秀才和举人可以通过进一步的选拔考试成为朝廷的基层官吏，也有机会成为县官或更高级官员的幕僚，而进士直接由朝廷赐予官职。

更为重要的是，秀才和举人在触犯朝廷律法时可以享受免予受刑的权利，即使获刑也会被轻判，还要在提请学政衙门革去他们功名的前提下，颇有点类似于今天各级人大代表的政治待遇。

举人则开始有向皇帝上书的机会，他们的建议或感谢信将交由省部级官员向皇上转呈，但官员们是否会向皇上转呈，则要看具体的人和奏议之事。

1895年的春天，举人康有为和梁启超联络全国18省在京考试的一千余名应试举子，在京城发起了一场被后世称为“公车上书”的集体上书事件。

在前一年的甲午海战中遭遇重大失败的晚清帝国派出李鸿章等重臣至马关与日本谈判乞和，但当日本人同意退兵的屈辱条款传回北京时，朝廷众皆骇然，“自有中国以来，虽石晋之事契丹，南宋之事金、元，未尝有是也”。

眼看祖宗的江山即将不保，关系还未破裂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闻此凶讯，相对哭于颐和园华美的楼台亭阁之中，京城满是叹息与哀嚎之声，“京师颇形震动。京官家眷，十去其八矣。（刑部主事刘光第家书）”

时值乙未科考试正在进行之中，等待放榜的举子们闻知这一消息，读书人的热血和勇气被彻底激发出来，他们纷纷上书要求朝廷拒绝合约条款。“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梁启超日后在回忆的文章中这样说道。

四月初六，都察院集中向皇帝转呈了一批举子们以各省为单位连署的上书，分别有广东举子88人，湖南举子57人，奉天举子20人呢，四川举子11人，湖南与江西举子43人。

四月初七，广东举子289人再次连名上书，梁启超和万木草堂其他几位学生都参与了署名，但康有为的名字并没有出现，他甚至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以省为单位的集体名单。

或许康有为认为，以他学人领袖的身份并不适合与梁启超们一起出现在这样的名单之中，他在谋划一件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的集体上书。

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九月，第二次进京的康有为就曾上书给光绪皇帝请求变法，那时的他已经接受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政治观点多年，初步形成了他自己变法维新思想的雏形，并将于1891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成为晚清影响力最大的维新思想流派。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因越南宗主国之争的中法战争爆发，法军一度侵入山西，迫使中国放弃了越南宗主国地位。后又侵入和台湾两地，两广及云南地区深受其害，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1887年，满清朝廷与葡萄牙在里斯本和北京分别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北京条约》，承认葡萄牙人在已经被他们非法侵占了三百多年的澳门享有“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澳门正式以两国政府官方文件的形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与澳门毗邻而居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向皇帝痛陈国家危亡之忧和批判朝廷守旧之害，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维新主张，但此次上书并未获得向皇帝转达的机会。

在梁启超和另一位学生麦孟华的协助下，没有出现在省级连暑名单中的康有为用一夜两天的时间写就一篇长达一万八千言的上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为主旨的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为要求皇帝下罪己诏深切反省，并严惩甲午海战中的主和派和作战不力的将领，同时广纳人才选将练兵，并提出联合南洋华侨反攻日本的计划。

上书更多的笔墨则是向皇帝提出了“变法图强”的一揽子计划，着重于富国、养民、教民等多个方面革新庶政的措施：他建议朝廷开办银行和发行钞票、修建铁路、开发矿山、设立轮船公司和邮政公司等以“富国”，设立农学会和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商人待遇和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养民”，设立学堂和开设报馆以“教民”。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较为系统性的总结他的变法维新政治思想，并在三年后的戊戌变法中大部分都得到了皇帝的许可并颁旨施行，但“这也是当时典型的策论风格，看似提供了各种解决方案，实际上没有一种是切实可行的”，124年后，中国作家许知远在他《青年变革者梁启超》的书中这样评价。

已经拟定条款的中日《马关条约》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正式换约生效，康有为想抢在这个时间之前让皇帝改变决定。

以明朝弹劾奸相严嵩被害著称的杨继盛故居改建而成的杨椒山祠成为舆论的中心，清朝的清流派官员和读书人看中了这里的政治象征意义，“常于松筠庵为会，讨论时政，正言弹劾，一时殿陛风生”。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从四月初七起邀集举子们在此集会讨论并在他的万言书上署名，他计划在四月初十日这天送呈都察院。据康有为自称有1200人参与了机会和签名，梁启超则认为超过1300人。

无论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机会，但这是一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时刻，悲愤的氛围影响了所有人的心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事情并没有沿着万木草堂师生们的想法而前行。四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上盖上了玉玺并派员送往烟台换约，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上呈万言书的计划就此夭折。

随着四月十二日朝廷发榜的到来，除了中举的人继续留京等待放官和活动外，其他的举子纷纷离京回乡，浓烈的政治氛围逐渐消散，“公车上书”事件成为谈资和历史中冰冷的文字。

康有为考中进士并被授予工部候补主事，他最为得意和信任的学生梁启超应试不第，他们并没有立即离开京城，一个更大的政治改良计划正在康有为的酝酿之中，并在即将到来的时间里获得巨大的成功，成为晚清改良派的另一个标志性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