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我的老师察奎垣

先 生 察 奎 垣

1917.5~2009.8

我该上学的时候社会动荡频繁，小学四年级时就离开了学校，后来几乎就没有机会再进入学校了。在我的人生履历中，没有中学大学，以致我进出版社当上了文学编辑后，每每填写履历表时，学历一栏让人尴尬。

小时候不上学其实是件很高兴的事，没有压力，不用考试，那真是放飞自我。但十八岁成年之后，会在某一时候觉得自己腹内空空，想填充一些东西。二十岁时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当上了工人，虽说有了学本事的机会，但仍觉得需要再补充些什么，具体是什么，心中一片茫然。

表哥扈凯大我十岁，这十岁是要命的十岁，“文革”那年他已成人，而我才十一岁。在我眼中，他的朋友圈都是些高人，才高八斗的叶三午、故事满腹的察世怡、武功傍身的霍光华……荒废学业是我自幼及壮的状态，没正经读过书，也没系统学过什么，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没了。人过二十岁，突然心空，有些慌神儿。

那时候我喜欢摄影与文学。拍摄洗印乐此不疲，利用工厂的便利，自己还制作了照片放大机，钻进自己搭的暗房里，在一片红光下看着一张张照片由浅到深显影，很是知足。偶尔拿起笔模仿着写小说，常常自己激动得不行，享受着创作过程中的乐趣。但摄影与文学在我年轻的岁月里算不上“正经事儿”，当不了饭吃。按当时流行的社会价值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必须学一门“手艺”，以便立足社会。“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这话今天听不到了。

有一天，表哥和我说，我们几个人正学日语呢，你也来一起学吧。在此之前，我贸然学过英语，但只上了一次课就决定放弃了。因为老师在第一课只教了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什么都听不清，什么都记不住，只记住什么什么“有那一吃”，实在寡然无味，觉得英语与我太远，学不会，就知难而退了。这会儿再去学日语，怕又是这个结局，但碍于表哥的面子，只好硬着头皮去上课了。

那天是晚饭后，我去表哥家，我到时小屋里已挤满了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察老师。察老师见我是新人，立刻起身笑脸相迎，其礼节之周到，让我有些慌乱。按说他是长辈，又是老师，理应我们学生行大礼才是，但察老师未等我说什么，就说了一大套话，自谦地介绍了自己的履历，以及日语的简单知识。

察老师早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是现在东京大学的前身。东京帝国大学诞生于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是日本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定名为“东京大学”。察老师早年赴日学习文学，后入帝国大学学习教育。在我心中，察老师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老师，更是一位耐心的长者。

察老师是满族人，镶黄旗，身世不凡，这是我慢慢一点一滴知道的。察是汉姓，满姓为察哈拉，察老师名字为奎垣。因为一九一一年清朝终结，许多满族人为其安隐，将满姓简化，拟汉姓代之，更决绝者只说其名，不说其姓。例如启功先生，尽管家族谱系清晰，为雍正皇帝九世孙，但他自中年后从不认“爱新觉罗”这个皇家大姓，说自己姓启名功，凡写“爱新觉罗·启功收”的信件一律退回，“查无此人”。察老师留日期间，所有相关证件均以“奎垣”之名，从未附以姓氏。因为察老师的身世太显赫，世道变迁，不得不谨慎。察老师的高祖（四世祖）、曾祖（三世祖）、祖父在同治光绪年间均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官至从二品。到了父亲这代，沧桑巨变，民国建立，父亲一直跟随溥仪，是溥仪的外文翻译，父亲通晓英文、德文、日文，在民国时是难得的人才。我猜想察老师也是有意回避身份，恐惹灾祸之虞。察老师有一次在采访中说：“我叫奎垣，姓奎名垣，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汉姓就没有察。”

左起：察奎垣父亲察存耆、察奎垣祖父内务府大臣增崇、察奎垣

所以许多史料上弄得混淆不清，察老师说，有时察与索是一个姓，因为先祖有一位叫索柱，汉姓也有姓索的。比如他的父亲，有的史料上说叫索尧生，而有的史料叫察存耆，其实尧生是他父亲的号，后来不用了，就叫察存耆。从自己往上数，十代人都清清楚楚，没有旁支，一张白纸都写得下来。

察老师是独子独苗，自打生下来就由祖母抚养，祖母视若掌上明珠。有时去参加亲朋喜事，到晚上连戏都不听提前回家，就是为了不让孙子孤单。这种溺爱让察老师自幼在一种貌似安全的环境下成长，与外界几乎断了联系。但察老师的父亲不甘心儿子就这样被耽误了，决定将其送出国学习，送英国嫌远，送日本还有亲戚照应，但又怕他去日本娶个日本媳妇，所以安排察老师在家结完婚再走。夫人是清军机大臣那桐的二孙女，名门之后。

其实这些事都不是察老师对我说的，他老人家对家世讳莫如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刚从动乱中走出来，每个经过动乱的人都心有余悸。察老师的家世背景和不堪的数十年经历，让他老人家做事战战兢兢，谨小慎微。

察老师给我的印象永远是笑容可掬，一副没有烦心事的状态。他身上从来也没有出身豪门的一丝迹象，不抽烟不饮酒，特别愿意开个小玩笑，而且充满自嘲精神。这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十分罕见。察老师年长我父亲九岁，但对我们说话从来不居高临下。这让我和他老人家有亲近感。记得他教我们日语时拿自己开玩笑，让我们称呼他“はなこさん”（哈那过桑）。这句日语发音翻译成中文可以是“鼻子先生”。也可以是“花子先生”。“鼻子”是察老师自嘲鼻子大，“花子”则是日语中典型的女子名字。察老师留日时是和溥杰、润麒一起走的，溥杰是皇帝的弟弟，润麒是皇后婉容的弟弟，真正的皇亲国戚。润麒先生就从日本留学起，一直称察老师“大鼻子”，透着关系的亲密。

察老师和润麒都是结完婚赴日留学的，但在日本读书期间并不天天在一起。察老师先读的进修学校，就是大学预科，一读就是三年。由于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惯了，刚到日本时十分不习惯。冬天冷就发一捆炭，自行取暖，不会烧就冻着。吃饭也是买饭票，还限量。日本人吃得少，中国人吃得多，饭票往往不够吃，不够吃只能饿着。这些今天看来都不算多大困难，可在八九十年前的日本，人生地不熟的，都是靠自己熬出来的。察老师读完了预科，考入了帝国大学，选学了教育。那时的人都相信教育能救中国，“教育救国论”在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从清末洋务运动起始，经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到抗战爆发，至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察老师就是在这种思潮下选择的教育专业，在帝国大学学了四年，正准备毕业论文，太平洋战争爆发，东京到处都是美国飞机扔下的炸弹，察老师被迫回到了北京。遗憾的是一手带大他的祖母在他回国之前与世长辞了，这让察老师十分伤心。

没多久，新中国诞生。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察老师祖宅经几代人经营在秦老胡同占半条街，几百间房陆陆续续捐的捐，丢的丢，卖的卖。察老师工作一直没着落，不稳定。那时的中国哪儿都缺人，哪儿也都不缺人。直至北京市教育局安排察老师到第五十四中学工作，才开始教授古文。

谁知当时的中学把古文当作副科，算是给学生加餐，不算是正餐，这让察老师不悦。结果是要不去图书馆当个闲差，要不就去教白话语文。察老师说，教白话怎么教啊？讲白话就不是我的长处了，照着说不就得了吗？！这样，察老师只好去了女十四中学图书馆，一待就是十几年，直到“文革”爆发，福祸相倚，躲过人生一劫。

但察家这样在北京有名的大家族是不可能躲过风暴的，抄家在中国自古就是惩罚官员的手段。《红楼梦》没少描写抄家，贾家失势后被抄家，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贾府被抄毕竟有人命在先，而察家被抄只因为祖上几代人在朝廷为官，家业累重。老话说“人为物累”，察家前几代人风光，后几代人就风光不了，改朝换代了。所以察老师的父亲察存耆总是说：“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几代人留下的家产、留下的钱说没有就没有了。“文革”后退赔的时候，察老爷子说：“都拿走，这都不是我的。既然拿走了，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我看过那张查抄退赔的清单，清单上的数字触目惊心，仅瓷器就有八百件。八百件是什么概念，故宫博物院过去陶瓷馆常年展出的也就四百件。清单上最可笑的是书画一栏，数量上赫赫写着“若干”二字，可见当时抄家的惨烈及慌乱。这些在察老师及察父眼中都是过眼烟云，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身外之物，得失不惊。

这让我想起唐太宗在贞观初年的一句名言：“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唐太宗在一千四百年前就有如此认识，生命是不可以与财产相提并论的。时至今日，能有几个人如察老爷子这般明白，如此通透地对待自己到手的财产？我去过察老师的家，虽说仍在北京著名的秦老胡同中，但今非昔比，大房子改小房子，正房改偏房，内外破旧不堪，屋内墙皮脱落，屋外露砖少瓦，实在看不出当年祖上的辉煌。但察老师每时每刻都满面春风，似乎从来没有过苦难，没有过心酸。过去家族的坎坷，在察老师心中都不值得纠结，都是认可的天命地运。

察老师教课认真，每次都准备课件。我是从五十音图学起，阿衣乌矮窝（あいうえお）地背起。那时每周一课，利用晚上空闲时间。当时我还在七机部二三零厂工作，下了班从永定路骑车到东四六条上课，溜溜要骑上一个多小时。赶上刮风下雨，虽说不上苦不堪言，但也不会心情舒畅。尤其冬季，北京老刮西北风，我每次学完都九十点钟了，顶风骑回家往往精疲力竭，第二天还要去上班。那时真是年轻，体力好，精神足，无忧无虑，也不知未来如何。

察老师总是夸我发音好，鼓励我多说，可我脸皮薄，就是张不开嘴，觉得说外国话别扭，不如中国话痛快。日语这门语言，对中国人而言，貌似简单，因为中间老有汉字，读不出来也是一看就懂，比如健康就是健康，建筑就是建筑，电话就是电话，兄弟就是兄弟等等。但有些汉语词汇，看懂白看懂，无法猜出意思，甚至误解，比如手纸是信件，暗算是心算，成败是惩罚，春雨是粉丝等等。学日语想偷懒绝对不成，可我就是那个想偷懒的学生。我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说，学英文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可学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也就是说日语会越学越难。

学了几个月的日语后，我和察老师渐渐熟了，除去上课，闲聊的事多了起来。听他讲过去的日本，虽没有心驰神往，但也心向往之，心想也许未来某一天会去日本看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很难遇见会外语的人，更别提出国了。我们这代人眼界十分有限，虽算不上井底之蛙，但最多也是池塘之蛙，蹦跶不远。

有一天上完课，察老师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想不想结婚。那时我大概二十二岁，说不想结婚是假，那个时候无论男女，好像到了年龄就得结婚，过三十不结婚会让社会不齿，几乎没有人敢说独身不婚。察老师看我犹犹豫豫的，就掏出一张彩色照片。那时彩色照片非常少，大多数人照相都是黑白照片。照片中站着一个女孩子，身体修长，面目清秀。察老师问我感觉如何，我慌乱中说的什么记不住了。反正没敢答应察老师。察老师告诉我，女孩是日本纺织业大亨的大女儿，二女儿已经结婚，这个日本人没有儿子，如果我愿意，他愿意做媒，但有一条，我得去日本生活。先不说女孩如何，也不说我去日本是否适应，仅娶日本媳妇我就接受不了，更别说入赘日本了。察老师看我一副不开窍的样子，笑容满面地说：“不喜欢就不结，我当年也是结完婚去的日本，我父亲也不让我娶日本媳妇。”

察奎垣在日本

这张彩色照片在我的抽屉中放了很多年，前些年我还偶然看见了一次，写此文时就又找不到了。人生其实和这照片一样，人与人之间就是缘分，见到是奇遇，见不到是正常。人生旅途没有对错，只有路途中的景色可供观赏，风雨必须经历。在风雨中欣赏景色最为难得，因为风雨中的景色是不一样的景色，多变幻，不确定。李白说得哲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苏轼说得通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无论尊卑富穷，情感都是一样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皆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欲常在；七情六欲构成人生的全部，让我们有所思有所想有所谓思想。

我的日语学习大概不到一年就止了，原因多种，主要是毅力不够，其他说什么都是借口。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开始了，要做的事特多，在摄影、文学、日语三驾马车中，文学跑到前面去了，摄影与日语就掉队了。八十年代初，我因小说发表被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幸运地当上了文学编辑，日语的学习就成为了我的一段难忘的记忆。想想那个年月，人与人的关系简单真诚，察老师教了我们那么久日语，都是不收费的。每到上课时分，察老师总是准时先到，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有段时间以翻译日本小说为主，边翻译边讲解，我虽日语没什么长进，但日本小说了解了不少，对我工作的专业帮助很大。

由于我放弃了学习日语，和察老师见面机会就没了，偶尔还能和表哥的朋友察世怡见个面，打听一下察老师的情况。察老师就察世怡一个儿子，独苗单传，说话与其父有几分相似，也充满了老北京的幽默感，以自嘲的方式对待这个纷杂的社会。直到有一天我听说察老师以九十三岁高龄仙逝，才觉得自己不好，应该在察老师晚年时多去探望他老人家几次，叙叙旧，谈谈心……可惜世间凡事都不可后悔，都无法补偿。

为察老师写这篇悼文时，我想起来一个神奇的词汇，中日文字一样，但含义完全不同，那就是“先生”一词。先生在中文里至少包含“父兄”“年长有学问者”“老师”“丈夫”“特殊职业者”“成熟男子”等十余种含义，在今天的汉语使用中，“先生”一词更多是最普通的中性称谓。日语则不然，“先生”一词多指老师，按古汉语的意思，指有技术的人，律师、医生等亦能称先生。而“老师”一词在日文中非常重，也是借古汉语原意，特指“辈尊资深的学者”。“老师”这个词一般日本人都少用，专指大成就者，或者白发长髯的僧人或匠人；科学领域成就再高，也不会成为“老师”。而今天在汉语的国度里，“老师”一词最轻松，随便叫也随便调侃。

察哈拉·奎垣老师是我的日语先生，尽管察老师对祖姓多有顾忌，在他老人家一生中多简称“察”甚至不去称“察”，只说自己叫“奎垣”，但我每次见察老师时，都毕恭毕敬地称“察老师”，这一声称谓发自内心：一位家世显赫、命运多舛的人，祖上几代人宫廷为官，且是二品大员；祖产万贯，不幸家道中落；在如此之多的不幸之下，察老师永远能坦然面对，宠辱不惊，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察老师以其温润如玉的特质，诠释了温良恭俭让，“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穷困而变节”，孔子这两句话，似乎是对察老师说的。

2022年2月8日傍晚

“背影”系列是马未都为故去亲友所作。书中人物身份各异、亲疏有别，都在作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背影”系列，百人百年，马未都回忆与友人“遇见”的时光，记录他们真挚的性灵。从文学编辑到收藏大家的过程中，他与各种人物结缘，其中不乏精彩的故事，也成为他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在历史的河流中，见证时代与人风云际会的珍贵片段。

所有的遇见，皆汇聚成人生的星河。文章千古事，这是一本好好学会告别的书，因为记录，更显珍重。传奇的际遇，照亮彼此的人生。

初审：王昌改

复审：薛子俊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