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慎战”是王道，为何西方却在积极使用武力的路上越走越远？

加沙的枪炮声尚未平息，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的纷争依然持续，中东的另一个地方又打响了。

美国政府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前提下，再次伙同英国对袭击红海航道上西方商船的一支土著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并声称这次武力行动得到了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以及荷兰等多国支持。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武力的使用堪称“任性”，除了极个别大国之外，对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只要是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很可能第二天就遭到美国航母上起飞战机的轰炸，甚至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港口登陆。

更惨的，就是被突然空降到首都的美国特种部队抓去某个监狱喝茶，或者直接打成筛子。

而且，这支穿着拖鞋，拿着AK47的土著武装根本就没有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实力，只因为土著武装侵犯了美国小伙伴的利益。

不需要公开宣战，不需要联合国认可，不需要国会投票表决，当然更不用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美国及其铁杆小伙伴英国的一贯态度就是想打就打，你惹我或者不惹我，我都要打你。

美国航母，全球传播“真理”

从越南到伊拉克，从中美洲热带雨林到阿富汗的高寒荒漠，只要一言不合就打遍全世界，这种方式非常的西方，或者说非常的盎格鲁撒克逊。

倒不是说其他的西方种族，例如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不想这样，只不过是现在的实力不允许。

否则当年小胡子也绝不敢突然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派出550万大军闪击苏联，法国人也不会派出十万大军突然登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只因为这两个饱受剥削和奴役的殖民地想要独立。

中国传统哲学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我们看来，随意就发射导弹、投掷炸弹杀害他国无辜平民，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当然是非常“无道”的行为。

但是，西方这套凶残霸道蛮横的做派至少看起来却没有“失道寡助”，反而在全世界招摇过市，十分吃香。

自人类文明存在以来，战争作为政治主体之间解决争端的暴力手段，因其巨大的破坏力和毁灭性而被政治领袖们视为终极选项。

如图

在以“仁义”著称的中国文化中，更是把战争视为逼不得已的办法，因此才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的说法。

中国古代经典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中劈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武一再强调，战争可能导致国家的兴衰存亡，从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角度出发，必须十分认真地准备，“先为己之不可胜，然后图敌之可胜”。

《孙子兵法》的说法并不代表政权面对战争应当采取保守的态度，恰恰作者孙武本人就是一位通过战争解决政治问题的高手，只不过他所追求的是以较小的代价来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也不代表中国历朝历代的杰出军事家会被《孙子兵法》的开篇词所约束，去消极应付战争、逃避战争。

相反，他们真正是孙武的忠实学徒，战争是他们的首选选项之一，并且他们把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作为自己积极追求的目标。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古代的杰出政治家有很多同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们在国家的军事战略布局上相当高明，从不以腐臭的仁义名头束缚自己。

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与引兵南下的东突厥颉利可汗在渭水便桥杀白马为盟，双方进入了形式上的和平阶段。

然而唐太宗从未想过与东突厥这样巨大的威胁真正地和平共处，仅仅三年之后的贞观三年，唐朝即趁着东突厥发生饥荒，人畜饿死甚多的机会不宣而战，以李靖、李勣率十余万大军突袭东突厥。

当时唐朝的国力并不强盛，全国户数不满三百万，仅及隋朝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面对东突厥并无大的优势。

贞观四年二月，李靖雪夜度阴山大破东突厥军，活捉了颉利可汗，一举摧毁了东突厥的势力，于是四方宾服，周边各少数民族国家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所谓“天可汗”，翻译一下就是当时天下共主的至高称号，唐朝随即进入国力蒸蒸日上的黄金时期，论当时唐朝在亚洲的国际地位，和今日的美国相比恐怕只高不低。

想象中的大唐长安城

中国古代的杰出政治家们，从来不追求什么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而是你对我有威胁我就打你，根本不需要理由，因此“不宣而战”是军事博弈的常态。

秦始皇灭六国，也没有什么“最后通牒”，就是我想打就打你；汉武帝北击匈奴，也是以卫、霍率领骑兵悄然出发远程突袭，长驱直入匈奴腹地。

也只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才能最终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对于西域各国而言，今天表示不纳贡，明天汉军可能就会出现在城下。

就算武力孱弱的宋朝，在开国之初在军事上也采用的是利益至上的行动主义，自公元963年至公元975年，宋太祖先后灭掉了除北汉以外的割据政权，初步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

公元975年，宋军进攻南唐，南唐朝廷派遣使臣到汴梁城，力争本国一直小心侍奉大国，并无过错，宋太祖直接不耐烦地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别废话了，你阻碍我统一就是最大的罪过！

富贵迷人眼的东京汴梁

自宋朝以后，元朝、明朝、清朝在完成统一，巩固大一统王朝边疆的过程中都是该打就打，从不手软，清朝前中期在对外征战方面更是相当积极。

康熙二十年之后，位于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势力逐步崛起，对清朝北部边疆的稳定形成重大威胁。

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大军翻越杭爱山，在乌尔会河击败了前来援助喀尔喀蒙古的清军，此时噶尔丹军队的侦骑直抵长城之下，距离北京城已经没有几天路程。

准噶尔军队来犯，京师震动，康熙皇帝不顾大臣关于“军资未备”、“准噶尔火器精锐”、“背后有俄罗斯人支持”等意见的劝阻，于当年七月亲率约五万满、蒙、汉士卒及五万后勤人员，御驾亲征。

按照某些“军事家”的理论，这一战其实是不能打也不该打的。

首先，准噶尔军队拥有许多俄罗斯援助的火器，威力比清军的大得多，故清军应该守城而不宜主动出击与之野战；

也算有为之君

其次，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并击败清军前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其军队推进之快、战力之强均出乎清朝意料，现在大军出征的粮草都未备齐，如果出塞与之交战，那么万一粮草断绝则大军危矣。

第三，皇帝御驾亲征大多都是惨败告终，对国家元气伤害极大，万一再搞出个“土木堡之变”清朝真的玩不起！

根据大臣们的意见：准噶尔若来进犯，我军应守城挫其锋锐，不来则等明年粮草充足再出兵讨伐不迟！

康熙并不傻，相反远比大多数人精明，他自然明白这一仗有许多不利因素，但事关大清对北疆的统治巩固，如果给噶尔丹在长城外站稳脚跟，等到他把喀尔喀蒙古和与之作对的策妄阿拉布坦等扫平，那后面就更难打了，因此不好打也得打，非打不可！

二十九年八月，清军与准噶尔军在乌兰布统交战，双方均伤亡惨重，但清朝毕竟是以举国之力来攻，清军不管死了多少都像着了魔一样不要命地往前拱，最后噶尔丹因火器弹药耗尽不得不撤退，清军取得对准噶尔的初步胜利。

几千里之外，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于战争的态度似乎与中国的杰出政治家们不谋而合，也是从来不管什么准备是否充分，先打了再说。

美军与印第安人之战

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烧了英国人的屁股，消息传到国内，英国议会议论纷纷，支持对清朝开战和反对的声音几乎相等。

当时，英国人已经知道清朝的人口和经济实力都接近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个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更有上百万常备军，就在11年之前，清军进军新疆，只用了几个月就扫平了英国人支持的张格尔叛军，可见仍有一定的战斗力，贸然与清朝开战胜负难料。

1840年4月，全国上下只有不到14万军队的英国政府在议会主张开战的势力占微弱优势的情况下，贸然派出7000多海陆军队跨越万里重洋远征中国。

最终，英国以微弱的代价战胜了清王朝这个看起来十分煊赫威武的巨人，并在远东建立百年霸权，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从15世纪末期地理大发现到现在，整整五百多年里，西方的“武力至上”逻辑使他们积累了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和霸权。

凶残、贪婪、无耻、卑劣、欺诈……这些做法纯属“无道”，但当前的国际社会并非有序的社会，而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唯有以暴力对抗无道，才能真正实现世界和平，共同繁荣的王道。

如图

敌人并非土木偶人，谁在准备动手他们是最清楚的，而且他们也在针锋相对地做准备，非要等到所谓的万事俱备，只会让可能的战争更加难打。

撇开敢战能战，战而胜之的态度与能力，谈任何的善良、仁义、礼教、高尚、诚信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于曾经饱受西方帝国主义者侵略、殖民、剥削的中华民族而言，唯有奋起反击，把任何妄图骑在我们头上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者打到疼，才是和他们真正的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