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穆：独霸郑国政坛200年，铁板一块，郑穆公的7个儿子如何做到？

卿，《礼记·王制》载，“诸侯之上大夫曰卿”，卿为爵位，也配以职位，是列国大夫中的上层。卿的家族称为卿族。

世卿，指世代显贵的卿族，也即在国家政治、经济方面有支配权力、代代相传的卿大夫家族。

卿，出自公族和异姓之族。公族，指与诸侯国君有血缘关系的同宗，也即为国君非嫡系的后人，后来专指当朝国君的直系后裔，包括公子和公孙两代；异姓卿族指与国君异姓的卿族。

西周以来的政治体制为：

公族授爵，由爵入职；异姓授职，由勋入爵。

春秋前期，公族势力强劲，卿权依旧依附于君权，各诸侯国都没有形成世卿惯例。

《孟子·告子》载齐桓公葵丘会盟诸侯时，曾载书“士无世官”，赵岐注：“仕为大臣，不得世官。”郑国也是如此。

春秋早中期，郑国虽有异姓卿族专权，但根基不深，多由国君好恶而任免，皆为一世卿族。郑厉公上位后，剪除异卿，实行公室政治，卿族统治没有机会形成。

春秋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改变，郑国公族在子家专政后，卿权明显有世袭化、集团化倾向，郑国也和鲁、齐、晋一样形成了卿族集团执政的局面，即卿级高官由父子世代相袭继承，形成世卿制。

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它本身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继承方式，并已制度化，因而不同于执政者作为君主的权臣依靠于君主的意志，也不同于卿大夫彼此相争、强者掌权的情况，而是由几个利益共存的大家族实行联合统治，制定一定的秩序传递执政权，并以此为依据来分配和组织政治权力。

它在郑国的表现，就是出现了“七穆”专权的局面。

1、郑国世卿的兴起

郑庄公死后，郑国出现了祭仲、高渠弥异卿专权局面，但最终在郑厉公复位后结束，没有形成世族。

郑厉公至郑文公时期，郑国执政者为卿大夫叔詹。《左传·庄公十七年》：

“齐人执郑詹，郑不朝也。”杜预注：“詹为郑执政大臣，诣齐见执。”

《史记·郑世家》记叔詹为郑文公之弟，也有人释其为“郑大夫，名僖”。齐桓公始霸时，郑国忙于内乱而没有及时派人前往朝齐，齐国故而不满。

僖公七年（公元前653年），郑大子华奔齐欲使齐助之去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管仲谓“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

叔詹应是位列第一的执政者，同时也反映出郑国的三族可能已很有势力，但还没有对郑国政局造成影响。

叔詹执政四十余年。晋文公逃难至郑时，叔詹劝谏郑文公礼遇之，“重耳贤，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

但郑文公不听，叔詹担忧地说：

“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为郑忧矣。”

后来晋文公果然报复郑国的不礼，与秦国围攻郑国，叔詹为国解难，“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保全了郑国。

叔詹还曾斥责楚成王的失礼，称其无以称霸。叔詹与齐国管仲、鲁国臧文仲皆是春秋时期良臣的楷模。

叔詹后郑国的执政者为皇武子。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杜预注：“皇武子，郑卿。”

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皇武子随郑穆公视秦三大夫客馆，揭穿秦戍郑之阴谋。

文公二年（公元前25年)始，郑穆公起用子家，“郑公子归生伐秦”，至鲁文公十七年（公元前610年)，子家相郑穆公朝晋国，子家为郑国执政卿。

子家，“或为灵公弟”，也有可能为文公族兄弟。郑穆公初当政时，可能皇武子有较大权势，于是穆公用子家代替皇武子。

子家执政时间较长，跨郑穆公、郑灵公时期。

《左传·宣公四年》：

楚献鼋于郑，郑灵公不让公子宋尝，于是“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

郑灵公在位时间不长，被杀。子家专权局面形成，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子家之族也没有形成世卿，可见郑国的历代权臣往往只是一代而终，“郑国所谓的‘卿大夫’实际上具有公室家臣的性质，他们还没有成为据有封邑、聚族而居且其政治、经济地位世代传承的卿大夫”。

2、“七穆”的专权

郑国真正的世卿出现于郑灵公死后。

郑穆公有十三个儿子，郑灵公死后，子家、子公选子良继君位，子良辞曰：“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推荐其兄公子坚为君，是为郑襄公。

郑襄公惧公子争位，想除去其他兄弟以求自己、国家的长久安定，只有子良让贤可留，子良阻止说：“穆氏宜存，则固吾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去疾何为？”

子良的坚持保住了群穆生存，因此，子良让位是“穆氏秉政之始”，此后穆氏子孙世代为大夫，形成庞大的家族集团，把持郑国卿权，交替执政，郑国真正的世卿出现。

穆氏子世系如下：

郑穆公儿子中，除子夷、子坚继位为国君外，有四子皆短命或出逃。

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4年)，公子嘉（子孔)被杀，灭族；子然和士子孔的儿子被株连出逃；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子羽被杀。

最后剩下七个儿子：

子罕（公子喜）、子驷（公子騑）、子丰、子游（公子偃)、子印（公子舒）、子国（公子发）、子良（公子去疾），他们另立宗族，为罕氏、驷氏、丰氏、游氏、印氏、国氏、良氏。他们从襄公时代起渐操持国柄，繁衍成大族，被称为“七穆”。

“七穆”出现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叔向日：“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

孔颖达疏：

“郑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孔、士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为卿，所存而当政者七族，至于此时，则子展公孙舍之为罕氏，子西公孙夏为驷氏，子产公孙侨为国氏，伯有良霄为良氏，子大叔游吉为游氏，伯石公孙段为丰氏，子石印段为印氏，故曰七穆。”

七穆中最先掌权的是子良，其因让位于郑襄公而得宠，但直至宣公九年（公元前600年）才再次出现于《左传》，可见其前期并没有掌握大权，故政治活动不多，应是听命于子家。

《左传·宣公十年》载子家死后，子良借机铲除子家势力，才开始执掌郑国内政。郑襄公时期，只有子良活跃于历史舞台，七穆气候尚未形成。之后，郑悼公至成公年间，群穆开始活跃频繁。

从子良让位开始，起初群穆中只有子良执政，至襄公二年群穆占据卿位中的三个，这表明群穆力量渐强，逐渐掌握了郑国大权，其间历时四十三年。

3、“七穆”的权力顶峰

穆族势力逐渐增强是群穆集团斗争的结果，他们的政治赌注为郑成公。

在郑成公被晋国拘禁期间，公子班另立新君，群穆团结一致打败了公子班，成功迎回郑成公复位。后来，穆族又平定了公子班的叛乱，稳固了成公之位，从而得到郑成公的信赖和支持，这是穆族集团发展的转折点。

此后，穆族成为郑成公的政治基石，郑成公临终时，令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穆族占据了三卿之位。

从此，穆族开始了对卿权的集团性独占，使新国君也难再立公子、公孙为卿，郑国开始了七穆宗族的联合政治。

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穆族占据了全部六卿位置。

《左传·襄公九年》，郑与晋结盟，“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

七穆中的驷、国、良、游、罕、孔六族皆参政，余丰、印二氏尚未居卿位。七穆垄断了郑国卿权，从占据三卿至六卿，郑国发展成世卿制。

六卿官职中以执政卿权力最大，执政卿为国家最高长官，主要职责是对内发布政令、治理刑罚狱讼、掌管朝会礼、掌发兵权等。

春秋时期，郑国共有17位执政卿，其中11位为七穆成员，先后为子良、子罕、子驷、子孔、子展、伯有、子产、子大叔、驷颛（子然)、罕达（子腾)、驯弘等，七穆轮流掌卿权，执政时间为郑襄公至郑声公八个君主期间，长达150年。

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子驷为政，“为田洫”，引发干酪氏、堵代、侯氏、子师氏等叛乱，子驷、子国、子耳被杀，但子孔免于难。

此后，子孔执政达十年之久，穆氏参政人数不断增加，范围逐渐扩大，逐渐形成群穆集团，《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和昭公元年均载，国众卿皆出自七穆。

至子产时，七穆权力达到顶峰。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郑六卿伐宣子于郊”，其组成人员皆为七穆成员。

4、铲除公族势力

穆族要霸政，首先要战胜掌握政权的国君及其公族。郑成公时期是穆族成长壮大的重要时期，郑成公作为国君，其意志要得到贯彻执行，穆族要听从国君指令。

《左传·襄公二年》：

“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亲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共谁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郑伯将会于鄬，子驷欲与楚，郑伯不可”。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此时郑国国君具有绝对权力，成公不同意，子驷等人阴谋并不能得逞。郑成公死后，穆族开始变得强势，因继位的郑僖公与诸穆不合，威胁到穆族安全，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当时的执政卿子驷趁郑僖公出使晋国时，指使贼夜杀僖公，立其五岁的儿子子嘉为简公。

年幼的国君只能听任于七穆，穆族终于战胜国君，开始把持郑国政治、军事、经济大权。

他们发号施令，日益强横，俨然成为第二个国君，操纵着国家的命运。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子展说，“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意卿为民之主。《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

子产也说自己的职权为“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

子产议政与其他诸卿商量，而从不向国君请示，此时的郑君形同虚设，不再拥有统治国家的权力。

杨伯峻先生注曰：“六卿之志即足以表示郑国之志。”

朱凤瀚先生认为：“郑执政权在七穆内依一种固定制度承继，郑伯虽存，但近于虚设，因而在郑国也出现了较典型的、成熟的卿大夫执政制。”

穆族不但控制国君，还要防范政治上最大的敌人——公族。

春秋早期，公族因与国君较近的血缘关系，易立家，发展成较强的政治势力。

据《左传》载，郑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公子、公孙活跃于政坛的有三十多人，其中以郑庄公母弟大叔段最为著名，他以公之弟封赐京邑，后因叛被歼，逃亡他地；郑庄公时公子忽、公子突因立战功，都形成了一定的公族势力；郑穆公时的公子归生、公子宋，郑襄公时的穆族众公子，郑成公时的公子班等，也均以公族身份立家。

他们是春秋早期郑国的统治支柱，“身隶玉籍，职任亲贵，入参密勿，出总师旅；君位之定每须咨询贵公子；国际会盟也通常由身为卿大夫的公子担任折冲樽俎的任务”。

七穆集团形成后，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斫子家棺，逐其族。公子班原有一定势力，在与七穆斗争中处于下风，郑成公被晋国俘虏时，于国内立公子繻为君，郑成公回国后，逃奔许国；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子班自訾地起兵欲攻郑，“求人于大宫，不能，杀子印、子羽，反军于市。己巳，子驷率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残、孙叔、孙知”，彻底铲除了子班势力。

从此非穆族的公子、公孙再也不能执掌郑国权柄，即使当朝国君之公子、公孙也不能再凭借身份享有卿大夫的爵位，公族不再有立家者。

5、对世族的斗争

七穆集团形成之前，郑国有影响较大的卿大夫世族。

七穆兴起后，其他氏族也有见于《左传》所载。

例如，泄氏见于鲁宣公三年前；尉氏、司氏、子师氏、侯氏见于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之后不见有载；石氏于襄公十三年后不见有载；堵女氏见于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61年)载，堵女氏因乱被诛，后不再有载；皇氏于鲁襄公后也不见有记载，这表明郑国其他氏族都衰弱下去。

七穆压抑排斥非穆族势力，以西宫之乱最为典型。

西宫之乱由子驷骄横而引起。尉止等五族受到子驷欺压，依靠公子族党反抗，杀子驷，劫持郑简公，但力量不够强大，被子产、子蟜平定，逃至宋国，后郑国贿赂宋国，将乱党抓回歼灭。

西宫之乱，七穆彻底铲灭了异族势力，郑国政治舞台上只剩下穆族了。

宣公九年（公元前600年)至郑国灭亡的时期内，以子良为政开始，郑国执政卿均为七穆成员担任，六卿也由七穆成员组成。

七穆集团垄断了郑国卿位，使他族没有可能和机会觊觎，即便他族偶为卿士，但人数少，其势力也不可能与穆族相比，形成了七穆之兴、他族不再的局面。

因此，有学者认为，“穆兴起前有较大影响的世族的衰落，应与七穆的兴起有密切关系，他们当是在七穆强大势力的威逼下，偃旗息鼓或坠命亡氏者。七穆之所以能长期垄断郑执政之柄，削弱其他强族是其必经之路”。

郑国七穆政治是春秋后期世卿专权政治的缩影。

晋之六卿、鲁之三桓、宋之华氏等都早于郑之世族形成，“政在大夫”是春秋中后期诸侯国政治发展的潮流趋势。

七穆集团执政实行的“世爵非世职”制，是穆族集团保持稳定的基石。

以子产为代表的穆氏卿族于内竭力维护宗族团结，对外坚持以礼为尚的外交策略，七穆集团以郑国国君为尚，为国家利益而奔走，使郑国虽于强国围困中仍能坚守下来，可以说是集体的力量。

七穆集团的独霸政治，也是遵守一定秩序而行，上卿之位在子展当政之前按卿位之次轮流担任，后来才发展为罕氏一枝独霸最高之位，其余五卿依次增补，出现罕氏、驷氏专权局面，这是二氏长期经营的结果，也是集团内部分化兼并的必然趋势。

春秋后期，郑国虽尚存一定的军事实力，但频繁的战争使得国力进一步削弱，世卿专权局面使得他人难有上升的空间和渠道，虽然有子产的力挽狂澜，努力兴郑，但郑国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灭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