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窃听风暴”

不少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小时候可能都偷听过“敌台”。所谓“敌台”，就是盘踞台湾岛的国民党政府，针对大陆的广播。类似的“敌台”，还有《美国之音》。

白天“敌台”收听效果不好，尤其偏僻农村。只能收到一两个台，但是里面乱哄哄赶集似的，好像有玻璃在炸裂，雷鸣电闪风骤雨暴，人声极其微弱，气喘吁吁，仿佛刚爬完一座大山，大病初愈似的。

到了晚上，电台多了起来，人声清晰起来，但总是吵嘴打架，你一句我一言，热闹得像下课的教室，夹杂着滴滴嗒嗒的声音，还是听不太清。十点尤其十二点过后，声音清晰起来，嗲声嗲气阴阳怪气，多是女人的声音。

乍一听，全身鸡皮疙瘩，再一听，全身痒痒，从耳孔痒到心头，从心头痒到丹田，越听越好听，越听越舒服，越听越上瘾。白天，刘兰芳袁阔成的评书，是我的最爱；晚上，“敌台”的靡靡之音，是我的最爱。

我不敢明目张胆收听“敌台”，因为当时盛传偷听“敌台”违法犯罪叛党叛国，逮住要蹲大狱，只能偷听。偷听时，门窗紧闭黑灯瞎火，冬天索性躲进被窝，将音量调至耳语度。我不敢独自偷听，一定要叫上一两个伙伴。有时候还把收音机拿到山上去偷听，以避免被人发现检举揭发。

你能想到吗，当年堂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偷听“敌台”，听得津津有味，并且和美国取得联系。

1964年，苏联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赫鲁晓夫被他曾经提拔的勃列日涅夫，以“宫廷政变”方式（没有发生任何流血冲突）赶下台。

一夜之间跌落神坛，成为平头百姓的赫鲁晓夫，虽然失去权力、特供、掌声、鲜花、赞颂、簇拥，不再高高在上，却看到了农民的艰辛，听到了工人的怨言，见识了小官小吏如何把足球那么大的权力，用到足球场那么大，深深领教了他们的蛮横无理。

赫鲁晓夫开始反省自己，曾经最爱的《真理报》，在他眼里已经一文不值，竟然每天偷听起他当政时特别指示要防范干扰的两个“敌台”——美国之音和BBC。

偷听敌台的同时，赫鲁晓夫还从小儿子谢尔盖那里，得到了几本“禁书”，这些书都曾经被他宣布为反动书籍。当他看完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之后，颇为惭愧和感慨：“我们不该禁止它，里边并没有什么反苏言论。”

随着了解的真相越来越多，赫鲁晓夫决定忏悔过去所做的一切，开始撰写回忆录。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就像被他当年禁止出版的《日瓦戈医生》一样，也被苏联当局宣布为禁书不得出版，甚至要求他立即停止回忆录的撰写，并交出已经完成的手稿。

赫鲁晓夫不得不拿出当年干革命搞地下工作的机智，从偷听的敌台中获得海外线索，在很多当年被他收拾和批判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和克格勃斗智斗勇，像帕斯捷尔纳克成功将《日瓦戈医生》偷寄到意大利出版一样，成功将手稿偷寄到美国出版。

1971年9月11日，这个苏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敌台偷听者，见马克思去了。赫鲁晓夫去世之后，苏联各大媒体集体“默契”，既没有发讣告，也没有公布葬礼时间和地点。

赫鲁晓夫没有获得其他苏联最高领导人一样的待遇，葬入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而是葬在了新圣女修道院公墓。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葬礼举行那天，心虚的勃列日涅夫下令暂时关闭新圣女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