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铭决定主动出击，日机从什么方向来就飞到那里伏击

抗战时，为改变空军被动挨打状况，王叔铭决定主动出击，敌机从什么方向来，就飞到那里伏击，歼灭于路上。

王叔铭于1905年10月16日出生在山东诸城，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后进入广东军事航空学校第一期学习飞行， 成为国民政府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成都成立空军士官学校，培养空军预备飞行人员，王叔铭被任命为该校教育长。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实业考察为名，前往苏联进行抗日武器的秘密采购，王叔铭担任空军组上校组长。

在前两次会议中，王叔铭凭着深厚的军事学识及经验，向苏方代表阐述了苏方各机型的优点和不足，使与会各方代表深为折服。中方由王叔铭决定，向苏方购买了中型轰炸机、双叶驱机、单叶驱机及子弹、汽油、炸弹若干。

在其后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中，王叔铭对所购飞机的运输路线、飞机的载重量多少、续航等问题，从实际出发向苏方代表提出具体要求，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不久，王叔铭带领中国空军飞行员和苏联空军飞行员（即苏联援华空军志愿军)一道，将试飞合格的中型轰炸机和歼击机（驱逐机）各十余架，从莫斯科、阿拉木图，经过伊犁、哈密飞往兰州。这便是中国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飞机。

1938年，王叔铭奉命出任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空军武官。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航空委员会在重庆、兰州、成都分设空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司令部，王叔铭任第三路司令，办公地点在成都红牌楼。

当时，日机时常偷袭轰炸成都、重庆及附近各县，屡屡得手，中国空军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叔铭决定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他明确要求，敌机从什么方向来，就飞到那里去伏击，将敌机歼灭在路上。如果敌机数量多,就严密监视,截击尾机痛打。

当时日机多数是从川东地区方向飞来的，王叔铭即把战场搬到川东，从此掌握主动权。

1939年11月4日，日军出动27架飞机，对成都狂轰滥炸。王叔铭指挥空军驱逐机队，和地面高射炮部队紧密配合，将日本空军领队、号称“轰炸之王”的奥田大佐驾驶的飞机，击落在成都东面的简阳县及仁寿县之间，重创日本空军。

因此一战，王叔铭为自己赢来“空中老虎”、“王老虎”的称号。

1940年,航空委员会又分别在桂林、昆明设立中国空军第四路、第五路司令部，王叔铭兼任第五路司令部司令，以龚颖澄为副司令，章杰为参谋长。

由于第五路司令部在组织体制上缺乏空军作战所需要的一套机构，因此只负责对轰炸目标的选择和照片的拍摄，侦查目标附近敌人的火力配备，负责轰炸机与地面部队的通讯联络等工作。

1941年冬，日军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嘉林机场集结了各型飞机450余架，企图南北夹击，吞并整个中国。

为了粉碎日军的战略企图,王叔铭在1942年1月24日指挥隶属于第五路司令部的两支轰炸机大队起飞，轰炸嘉林机场。

10点10分，在云南沾益机场，王叔铭一声令下，两支轰炸机大队在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杨仲安、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姜献祥领队下，顺利起飞。美国

志愿航空队八架P-40战机，则为两队作掩护。

此次轰炸中，两支轰炸大队猛炸日军事目标，投弹20余吨，使日军损失惨重。

战斗中,中国空军吴乃安和通讯射击员驾驶受伤的飞机迫降未成功,以身殉国；曾多次驾机深入敌后和日本本土执行作战任务的第二大队十一中队队长、被誉为孤胆英雄邵瑞麟，在给予日军沉痛打击后，机毁人亡。

这年12月，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后与中国飞行员在印度拉合尔组成驱逐机、轰炸机混合团，团长和副团长由中美两国军官轮任。后来重庆也成立

了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王叔铭出任美国空军志愿大队中国人员管理处主任。

在此后的战争中，王叔铭指挥了中国空军参加滇西、鄂西、豫西、鄂北、中原等战役，取得辉煌战果。多次空战中，王叔铭身先士卒，个人出击达230多次，战功卓著。

1943年,王叔铭兼任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航空委员会副主任及代主任。1944年，王叔铭因在中原会战中出色的指挥，获得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还因指挥国民党空军协同美国驻华空军对日作战，于1945年6月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根据美国建制改组空军，航空委会改组为空军司令部，王叔铭为总司令兼参谋长，并实际负责空军各项工作。

全国大陆解放前夕，王叔铭随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1958年12月，王叔铭晋任为国民党空军一级上将。1998年10月28日，王叔铭在台北病逝，享年93岁，葬于台北县汐上镇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抗战记忆之王叔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