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小岗村的18位村民签下“生死状”，欺上瞒下，后来如何了？

1978年11月24日夜晚，安徽凤阳一个贫困村的18位村民欺上瞒下签下了生死状，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这份生死状甚至惊动了上级部门，连发两份文件要求村民重新整合。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小岗村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此事也改变中国8亿农民的命运......

大锅饭影响农民积极性，凤阳小岗村成为讨饭村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所有的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1958年7月1日，在河南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当时新中国一穷二白，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更好地动员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提高生产力，这也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选择，符合当时的社会生产力。

短短几个月全国农村几乎都实现公社化，人民公社有两个特点“一大二公”，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社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

由于在管理上过分集中，无法有效调动农民的生产性，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成为一些公社的现状。

一些勤奋努力的农民看到周围的人出工不出力，回报却和自己差不多，也因此产生懈怠的心理。

70年代后期，由大锅饭所带来的矛盾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位于凤阳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就是典型代表。

安徽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几百年后这个龙兴之地却成为远近闻名的贫困县，小岗位村更成为凤阳最贫困的一个公社。

每到冬末初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凤阳街头就会出现许多成群结队外出要饭的人，这些人大多都来自小岗，小村子又被称为“讨饭村”。

小岗人习惯讨饭的生活，年轻人也看不到希望。1978年安徽发生大旱，凤阳县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本就吃不饱肚子又遭遇天灾，小岗村村民发现出门要饭都变得很艰难。

35岁的小岗村民严金昌感触最深，从小他就生活在这座村子里，记忆中自己吃的最多的食物就是红薯干、红薯馍，只要离开红薯自己和村民都得饿死。

他穿的衣服也是哥哥姐姐退下来的，上面大补丁小补丁都数不清。五六岁的年纪，严金昌拉着父母的衣袖跟全家人一起出门乞讨，当时小岗村的人生活的到底有多艰难？

1976年村子一共有111口人，每个人每天只能获得6两3钱的口粮，一个成年男子一个月还赚不到三块钱。

1978年，遭遇旱灾的严金昌坐在家中看着5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孩子，他不停地问自己：明明有田地种，有牛有犁耙，为什么日子过成这个样子！

正所谓穷则思变，面对百年不遇的大旱，“讨饭村”18位村民发了狠，他们在深夜签下了“生死状”。

如今在看来，小岗村村民实行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全国推广后我国粮食年年大丰收。明明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为何当时他们签的是生死状呢？

村民在饥寒交迫中签下生死状，承包责任制全国推行

原来早在1961年9月左右，凤阳县就曾下达过相关文件推广责任田，提倡包产到户，这项措施仅仅实行一年左右就被上级领导全盘否定。

18年后，以严金昌为首的18位小岗村民深夜点着煤油灯商量这个问题，再次提起承包责任制也不符合当时的规定，这些人坐在一起不约而同的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守着田地还要年年要饭？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关友江，平时他最喜欢听京剧《智取威虎山》，里面有这样一句戏词“哪怕是刀山火海，也得扑上前”。

解决不了眼前的难题，即便是过了这个秋天，来年一过春节小岗人依然要成群结队出门要饭。

小村子本来就不大，家家户户往上数三代几乎都是沾亲带故，严金昌、关友江与另外16名农民经过了一夜商议，决定悄悄实行分田到户。

签“生死状”之前，他们已经干了一段时间，有人担心出事没有办法划分责任才立下生死状，生死状的内容非常简单：

18户村民实行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需要在这份生死状上签字盖章。如果此计划可行，保证每户都能完成全年上交公粮的数量，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果包产到户失败上面问责，这18人被杀头也毫无怨言。

最后一句还写到“社员们要保证把这18户村民的孩子养活到18岁成年”，如今在看来这不是生死状，更像是临终托孤。

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18人将自己鲜红的手印印在了生死状上，带头人严金昌摁了两次表达自己的决心。

已经达成协议，接下来就是将田地分到每家每户，严金昌家分了30多亩地。

1979年春节前夕，小岗村村民依然扛着锄头在田里忙忙碌碌，他们暗中较劲比赛谁挑的牛粪多、谁家犁地快。

签了生死状的18户村民更是没日没夜的干，严金昌几乎都住在了地里，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全部由家中的孩子送到田里，眼前的土地成为小岗人眼里的金矿，他们不约而同的守着这个秘密。

村民们不同以往的干活劲头还是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很快小岗村违反规定分田到户的消息传遍凤阳县。

县里、公社派分别派出调查组，几乎天天下来检查，提出要求让他们取消分田责任制，重新整合到一起。

眼看着再过几个月就能收粮了，小岗人一狠心和调查组的人员说道，你们不给我们种子，我们也要干！

这件事情惊动安徽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他去小岗村实地走访的时候发现农民已经进入春耕时期，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茂密，一看就能大丰收。

当时王郁昭也不知道怎么办，先是地召开会议告诉所有的干部，不能影响村民的生产，一切等到秋收之后再说，严金昌等人听到书记的这番话欢呼雀跃。

此后三个多月时间，这位书记的日子却不好过，接连收到两份上级单位下发的文件，一再强调“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一夜之间，安徽凤阳的“讨饭村”成为全国农村面典型。

到了秋收的时候一系列数字冲击着人们的眼球，1978年春天还靠讨饭为生的小岗村粮食总产达到13.3万斤，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达到400元。

有些农户因家中院子太小放不下丰收的粮食，只能堆放在院外，全体小岗人最开心的就是他们以后再也不用出门乞讨了，当年还归还了800元贷款。

小岗村人的记忆里，这是他们第一次归还贷款，从此之后再也不用向国家要钱要粮了。

看到鲜活的例子，上面的态度也有所松动，文件上从刚开始“不许”产到户的坚定到后来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1979年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放开包产包干，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8亿农民受益于小岗村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迎来真正的春天。

毫不夸张地说，18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

小岗精神代代流传，希望的田野续写新传奇

以严金昌为代表的18位小岗村民，签下“生死状”是因为不想被饿死，他们的举动无意中却对我国农村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力的提高起到巨大的作用。

进入80年代，全国到农村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的提高，劳动和回报终于成正比。80年代村子的粮食产量连年翻番，靠着卖粮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当然小岗村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到了90年代村子再次面临时代的考验，当时我国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不仅粮食的价格逐年走低，卖粮也越来越困难，小岗村村民发现靠着家里那几十亩地只能解决温饱，很快全国都掀起一股南下打工的风潮。

小岗村年轻人觉得去南方打工比在家种地强多了，村子一度成为了空心村，直到2003年小岗村村集体存款还是零蛋。

当年饥荒都没有打倒小岗人，面对新时代的考验他们再次走上了改革的道路，2006年第一书记沈浩提议让村民将土地流转起来，给当地的农业大户种植。

这样既不浪费土地，又可以通过集约化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降低种植成本，最终还能反哺农业。

已经63岁的严金昌再次发挥表率作用，将自家的35亩地以每亩800元的价格全部流转出去，又在村里开办起了第一个农家乐。2008年，小岗村靠着发展旅游业吸引周边城市的客人。

严金昌的儿子严德双和妻子回村过年的时候，发现父亲的农家乐经营的红红火火，两口子一合计觉得自己当老板比出门打工强多了，夫妻俩接手经营金昌食府的第一年，纯利润就达到10万元。

小岗村还引入了工厂企业，村集体的账户也逐渐有了收入，靠着这些收入又投资了村里的基础建设。现如今，小岗村已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村子，他们还成立“大包干纪念馆”。

有的村民承包了土地，建起来大棚种起反季节蔬菜，今天的小岗村有西瓜大王、葡萄大王、草莓大王，还有人将家庭农场和乡村游项目结合起来，向往田园生活的城里人蜂拥而至。

年轻一代成为建设小岗村的主力，他们比父辈们更有开拓和创新精神，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继续续写着新时代的传奇故事，践行着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理念。

对于此事，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