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救过刘伯承夫妇，因避难而提出了“地道战”这一伟大的创举

1996年6月4日，旷伏兆突发心脏病去世，远在石家庄的刘秉彦立即赶往了北京，告诉旷伏兆的家人：“将老旷的骨灰安葬到冀中吧，我们早就有约定。”

1914年，旷伏兆出生在江西永新县埠前镇心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年幼的旷伏兆就和父母一起下地干活，10岁的时候他就到邻村去学裁缝，挣取微薄的收入来补贴家庭家用。

1928年，红军来到了永新县，14岁的旷伏兆也满怀着热情参加了革命。1932年参加了红军。

1934年，在一次攻打候坪的战斗中，旷伏兆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右肩胛骨，当时就晕了过去。当时红军根本没有什么药材，旷伏兆凭借着自己的体质硬扛了过来。养了两个月的伤之后回到部队担任新兵 营营长。

1935年担任红二方面第6军团16师46团副政委的旷伏兆指挥一个营断后，在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之后追赶主力的时候，不幸又遇到了敌人的伏击。当时旷伏兆的眼睛已经高度近视了，又没有条件配近视眼睛，结果等发现敌人的时候，敌人距离已经非常近了。在战斗中他的左肩又被一颗子弹击穿，由于当时缺乏条件，这颗子弹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面折磨着他的身体。

此外，旷伏兆的右脸颊也被子弹穿颅而过，使右耳的听力几乎完全丧失。

被晏福生救与救刘伯承夫妇

1936年5月，部队开始翻越玉龙雪山。

部队刚刚到山上的时候，就遭遇了极端天气，大雪迎面而来，鸡蛋大的冰雹也“啪啪”地往下砸，很多人由于适应不了这个天气，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重伤未愈的旷伏兆将所有的衣服和包袱都裹在了身上，依旧将他冻得牙齿“咯咯”作响。在距离垭口不到100米的时候，他终于感觉两眼昏花，浑身无力，胸口像是被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他感觉自己已经动不了了，血液都被冻住了，就在他感觉自己将要跌入很冷的死亡深渊的时候，师政委晏福生的一双大手叉住了将要倒下的旷伏兆喊道：“伏兆，千万不能停下，赶快走！一停下就再也走不了了！”

同时，他还叫人架住了旷伏兆的另一支手臂，一步步地挪动着下了玉龙雪山，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后来旷伏兆常常对人说：“若没有晏政委和同志们的帮助，我下不了玉龙雪山。”

1936年10月旷伏兆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1月21日，他们在北上延安在抵达罗家堡附近的一条大沟时的时候，突然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

一颗炸弹在身边爆炸，当时正在吃饭的一个班战士因此牺牲，更严重的是刘伯承和汪荣华也不幸被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碰伤了，鲜血不停地往外流……

旷伏兆见状急忙赶了过去，帮刘伯承夫妇止血，并和一位战士飞快地往山沟边的山崖上跑去，好不容易爬上了山崖顶，急忙用皮带和绑腿做成了一条绳索放了下去，在下面几位战士的帮助下，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刘伯承夫妇拉了上来。

看着战士们着急的模样，刘伯承笑着说道：“负点伤有啥子要紧的！莫急，打仗哪有不流血的。”

敌人飞机在山沟上面轰炸了一会儿，自认为已经完成轰炸任务，就扬长而去……

时隔多年，刘伯承依旧对旷伏兆的这次救命之恩难以忘怀，时常提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旷伏兆等几位在抗大学习的同志们主动请缨到前线去战斗。旷伏兆被派往了山西太原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8年，旷伏兆前往冀中担任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他到任之后迅速开展工作，针对当地的不利情况，确定重点主抓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工作，对部队进行各种游击战训练，加速了部队向正规化、“八路军化”迈进。

1940年，旷伏兆在与国民党反动派27军的战斗中，原本他们部队是预备队，可是战况突变，旷伏兆直接将后备部队变成了担任中央突破重任的尖刀部队。在战斗受阻的时候，他发现部队的火力不足，急忙调来了机关炮，向敌人的碉堡猛攻，直接以“步炮协同”的战术逐步歼灭敌人。

旷伏兆情急之下运用的这种作战方法：打一阵炮，收拾一片敌人，攻克一批碉堡，一层层地推进，在战斗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战役之后，129师首长发来贺电，称赞他和警备旅战斗打得好，完成任务突出，立了大功。

地道战

1942年随着在正面战场上的投入的兵力不再增加，对根据地的“扫荡”规模却越来越大，实行了“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大量的抗日政权被敌人摧毁，大量革命干部惨遭杀戮。一时之间“家家有哭声，无村不戴孝”，整个平、津、保三角地带成了人间地狱。

加上八路军战术、武器装备的落后，对根据地的形势非常不利。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旷伏兆来到了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任地委书记。就在他到任的第二天和杨英谈工作的时候，根据地就遭到了数百名日军的包围，当时旷伏兆就带着十几个工作人员，为了避免伤亡，他当机立断，决定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分散突围。

在群众的掩护下，旷伏兆被安排到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人的小地洞里（群众称之围“蛤蟆蹲”），这一待就是三个小时。

当时在那个极度狭小的地洞中，旷伏兆的精神高度紧张，一直准备着和敌人同归于寂。

不过在当地村长和群众的有力掩护之下，旷伏兆有惊无险地躲过了这次敌人的搜查。

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让旷伏兆产生了一个天才的军事构想。

他从地洞中出来之后对这种以“蛤蟆蹲”躲过敌人“扫荡”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分析，觉得这种消极被动的躲藏方式一旦被敌人发现了，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军分区政治部的王锡珍、段清俊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敌人打死的。

旷伏兆召开领导人会议的时候说道：“这些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只靠‘蛤蟆蹲’被动躲避是不行的，必须另外想一个能藏、能打的有效办法。”

就在大家思考的时候，他灵光一闪：既然‘蛤蟆蹲’可以藏人，那为什么不能将这些‘蛤蟆蹲’连接起来成为地道呢？一个村里的可以连接，几个村里的也可以连接。一个村里遭到敌人的袭击，完全可以躲到另外的一个村子里；敌人发现了一个，还有很多个，由百个、千个的地道连接起来，不但可以藏人，还可以存粮，还可以运兵、作战……

这个伟大的军事构想就是鼎鼎大名的“地道战”。

随着战斗的不断发展和进行，“地道战”的作战方法也更加完善更加灵活，加上与“地雷战”的完美配合，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日军顿时陷入了奇幻战争中。

“地道战”迅速传遍了整个冀中乃至整个中国，令日军闻风丧胆，各根据地纷纷效仿，一时之间，整个冀中地道纵横交错，组成了复杂的地下长城，冀中警备旅也被称为“地道部队”。

相约安葬

1943年，旷伏兆担任第十地委书记兼第十军分区政委，刘秉彦担任司令员。两年后任命任子木到平南支队当参谋长。

不久之后的一次战斗中，任子木的腹部受伤，被担架抬回到了驻扎在渠沟镇的军分区司令部。

夜幕降临的时候，刘秉彦与旷伏兆为了照顾任子木，三人就同睡在一个炕上了。

第二天早上，当刘秉彦叫躺在深爱你的任子木的时候，接连叫了好几声也不见人答案应，便伸手去摸，结果发现任子木的身子已经冰凉，大家只能将任子木匆忙安葬。

任子木的突然离世，让大家的心情一时之间难以平静，不过大家都是能够正确对待生死的，刘秉彦说道：“我们两个人死了以后，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岸，仍然为三角地带的人民站岗。”

“那我们离得太远了。如果我们要是在一场战役中牺牲了，就同牺牲的指战员埋在一起，不要棺材，清风明月共一丘！”

“对，生死同穴，这主意好，这主意好，节约土地啊！我们随时准备这样做，死后一定要埋在平津保的三角地带！要要栽一棵树，见树思人嘛！”

“一定要种松树！松树不畏严寒，与霜雪斗、与风暴斗，在斗争中顽强、挺拔地生活，很像我们共产党人，不怕一切困难，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

“为了人类，松树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树干可以盖房子、做家具，松树可以榨油，松脂可以做松香、松油，像我们共产党人，只要人民需要，可以粉身碎骨，无私奉献出自己的全部。”

两人就此定下生死之约。

解放战争期间，旷伏兆先后参加了正太、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部队。

1949年，旷伏兆调任第二十兵团第67军政委，率部参加了太原战役。

1951年，旷伏兆进入朝鲜战场之后，再次展示了他的军事天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曾经在3天内歼敌17000多人。

1954年，旷伏兆升任19兵团政委，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才41岁，成为最年轻的将军之一。

1958年进入军事学院深造。1960年转到地方工作，出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在组织领导地矿、石油开发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5年担任空军副政委，3年后担任铁道兵第二政委，主持了铁道兵党委的日常工作。

1983年，旷伏兆从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了下来。1996年，旷伏兆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不久之后，在刘秉彦的主持下，旷伏兆的骨灰安葬在了雄县米家务烈士陵园里，刘秉彦与家人在他骨灰撒过的地方种下了一棵常青松。

两年后刘秉彦去世，家人遵循他的遗愿，也来到了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与旷伏兆相隔仅仅几米，一南一北，两棵常青松彼此互相注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