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 | 从“千年学府”说到中国高校现状（三）（授权发布）

三、我写《岳麓书院与“千年学府”》

前文说了我采访过湖南大学校长成文山，后来还与他见过一两次面。交谈中他说起他想论证湖南大学与岳麓书院一脉相承，如果论证成功，则湖南大学就有了千年校史，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

我并未认真对待成文山的说法，但记住了他的说法。胡适不是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吗？“千年学府”的关键是千年校史。湖南大学有“千年校史”吗？在这个问题上成文山有“大胆假设”的权利，问题是要“小心求证”。“求证”就是证明。《辞海》（1999年版）“证明”条：

1，据实以明真伪。2，亦称“论证”。根据已知真实的判断来确定某一判断的真实性的思维过程。只有进行证明，才能使一个真判断的真实性得到确实。由论题、论据、论证方式组成。有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演绎证明和归纳证明等。

湖南大学有“千年校史”——这只是“论题”。成文山和他在这个论题上的“同志”们还必须对此提供“论据”和“论证方式”，而无论他们用的是“直接证明”还是“间接证明”、“演绎证明”或“归纳证明”。他是个学者、教授、大学校长，风度翩翩，头脑清晰，思维理应严密；因此，我不大相信他能证明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事实，而愿意相信他不会坚持要去证明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事实。

但是2000年初我陪友人参观岳麓书院时，发现自己似乎错了。在我的记忆中，“岳麓书院”大匾高悬在书院大门上方，按理说也只能悬在那里；著名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联则分挂在大门两侧，按理说也只能挂在那里。可是，现在的大门上方不知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匾额上刻写着“千年学府”四字，书法不佳，也不落书写者名氏。匾额上方（右侧）竖写着“岳麓书院创立一千零十、湖南大学定名六十周年纪念”，下方（左侧）落款竖写“湖南大学长沙校友会敬献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大门两侧的对联则无论文字和书法都跟“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有霄壤之别，几乎完全不能让人记住。我去过岳麓书院多次，就从来记不住那副对联说了些什么。

匾额书写者不题姓名，可能因书法不佳，也可能因为他明知“千年学府”的说法不合史实，但最大的可能是“主事者”即成文山等人嫌书写者“身份”不显和“地位”太低；如果出自某个声威煊赫的“大人物”手笔，则无论字写得如何拙劣也会被刻写在匾额上高挂大门上方的。这种事情在中国已经无数次发生过。

所谓“岳麓书院创立一千零十、湖南大学定名六十周年纪念”，意谓湖南大学跟岳麓书院“一脉相承”或“两位一体”；意谓湖南大学早在“一千零十”年前就“创立”了，只是它当时名叫岳麓书院，直叫了900多年，到60年前才决定改名即定名湖南大学，按照某些人的设想，“决定改名”四字的简略说法便是“定名”……

直接叫作“改名”是不妥的，因为根本找不到60年前即1926年的民国政府教育部或湖南省政府将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大学的任何文献史料依据；也根本找不到60年前的1926年时岳麓书院和湖南大学“双方”协商同意将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大学的任何史料依据。不错，当时早已不存在什么岳麓书院，因此不可能发生“双方协商改名”之类事实；那么，是否当时发生过“弱肉强食”，湖南大学倚仗财大气粗，曾经“单方面”决定“兼并”或“收购”岳麓书院，之后宣布自己“承续”了岳麓书院的“香火”呢？也根本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史料依据。根本找不到是因为不存在这方面的任何史实。不存在这方面任何史实是因为岳麓书院早在1926年之前23年即1903年作为一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怎么办呢？只好玩文字游戏，不叫“改名”而叫“定名”，60年前不是“创立”（创建，成立）湖南大学而只是给它“定名”（决定、取定、敲定校名），湖南大学的“创立”（创建，成立）则早在1010年前，不过那时它叫岳麓书院……

至于所谓“湖南大学长沙校友会”，就设在湖南大学办公楼内，经费由湖南大学支付，办事人员就是湖南大学工作人员——就是说，“千年学府”匾是湖南大学“敬献”给它自己的。没人说湖南大学是“千年学府”，它就自己说！岳麓书院已经成了一处旅游景点，每天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大门上方匾额上刻写着的“千年学府”和其他字样在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将被游客们千遍万遍地重复审视叨念，也许会因“审美疲劳”或“审丑疲劳”而造成错觉，虚妄也许会因此成为“事实”……

作为大学， 特别是一所“名校”，这样搞文字游戏，这样使“障眼法”，对中国，对社会风气，对高等院校的学风，对形成优秀的民族素质乃至对湖南大学本身，都没有好处。

我想，我应该对此说说话了。不怀偏见，没有私心杂念，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意见。我就照自己的理解这么做了，写了一篇题为《岳麓书院与“千年学府”》的文章， 发表在2000年5月23日《杂文报》上——

前不久陪外地友人参观岳麓书院，看到大门上方高挂“千年学府”匾额，想起一些旧事。

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下湖南大学校区内，有宋代朱熹的“岳麓书院”旧址。书院早已废弃，原始建筑物荡然无存，至20年代50年代只下一片废墟，成了名副其实的“旧址”。

民国初年在岳麓山下建立的“国立湖南大学”，在40年代末随政权更迭而停办。50年代初利用原湖大校址办起了“湖南革命大学”，实际上是甄别、审查旧军政人员的“学习班”。1951年朱凡受命重建湖南大学并担任校长，学校体制与原湖南大学相同，为“综合大学”，校址也沿用原校旧址。1953年学苏联，搞“院系改革”，若干文史类系划给其它院校，湖大成了“理工科大学”。“三年困难”时期湖南养不起湖大，划给了当时的一机部，那以后又成了“工科大学”。朱凡是30年代入党的“左联”老战士，德高望重，后又于1958 年和1983年两度出任湖南大学校长。1984年朱凡卸任，成文山继任。成早年留学苏联，一直在湖大土木系任教，是有造诣的建筑学家，“从政”上亦有一番抱负。他担任校长后一件大事就是努力使湖大重振雄风，恢复在旧中国曾经具有的综合大学体制和名牌大学地位。他所做的许多事情之一，是恢复“岳麓书院”。所谓“恢复”，一是尽力复原古代书院的形貌。书院旧址本在湖大校区内，以碑刻等形式也留下一些原来建筑布局的数据，成文山本人又是建筑学家，做到这点并不难；二是恢复书院的职能。当然不是朱熹时代那种“职能”，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价值。他在这一点上也达到了目的。“岳麓书院”后来成了湖南大学下属的一个学术研究单位，湖大出版社等也设在书院内。旧址原本就有一些古碑刻和屋宇残迹，复原后的建筑群落有机地包容了这些，因此兼具文物和园林的情趣。又有意延揽了一些文化名人来此参观演讲，更营造了气氛，提高了“品牌”。如台湾的余光中，上海的余秋雨等，都在近年到岳麓书院讲过学并以此为幸为荣。书院那副天下闻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算是再度成为现实。

“恢复”的第三个涵义，是将朱熹的“岳麓书院”视为当时的“大学”和今日湖南大学的“前身”。这样一来，湖大就有了千年校史，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以号称“千年学府”——1984年冬成文山校长谈起这一点时，老实说，我心中就有点嘀咕。从地理位置上说，那确是一地“风水宝地”，有山水有景致，静僻但不偏僻，适于建学校。所以朱熹看中了，在那里办岳麓书院；民国初年的政府看中了，在那里建国立湖南大学；朱凡看中了，在那里重建湖南大学——但要说当年的岳麓书院与今天的湖南大学“一脉相传”，却未免勉强。

对恢复“岳麓书院”，成文山是表现了卓越见识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然而他对“千年学府”的设想，却一直未能成为现实。1988年冬至1989年初胡耀邦在长沙期间参观岳麓书院时，成文山校长曾请他题字“千年学府”。胡耀邦沉吟道：“还是写‘尊重知识’吧。”他写的“尊重知识”，与其它领导同志的题字一起，挂在书院内的湖大校史陈列室内……

胡耀邦1987年1月“下台”后，在他的故乡湖南，一些单位纷纷撤换他的“手迹”，如长沙市博物馆、长沙晚报和湘潭师范学院等等，以示“痛改前非”。相形之下，应该说成文山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胡耀邦不为所动。从句式上说，“尊重知识”比“千年学府”要平泛等多，寻常等多，简直是新时期以来的“老生常谈”。然而，真正做到“尊重知识”何等重要，又何等困难！“下台”后的胡耀邦对我说过：“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照我的理解，“做人”就是要有原则。哪怕是题几个字这样的“小事”，胡耀邦也不例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岳麓书院”匾原来是高悬在书院大门上方的。按理也应该挂在那儿；是后来有了“千年学府”匾，才将“岳麓书院”匾从大门移到“二门”。我没问过这“千年学府”四字出自谁的手笔，但知道不是胡耀邦写的。（待续）

【作者简介】张扬，原名张尊宽，笔名周豫，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副主席、荣誉主席。1944年5月19日出生于河南省长葛县，在湖南长沙长大。1961年10月发表处女作。1963年2月写出《第二次握手》 （初稿），后多次重写。“文革”中产生的1970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张扬因此于1975年1月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第二次握手》1979年7月正式出版后，累计印数达430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首位。该书“重写本”于2006年10月在北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