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 历史题材创作应避免“有史无神”

以时代审美反映历史本质、展现历史精神，找到古今之间人性的贯通之处，无疑是“让历史照进现实”的一条有效途径。

当代舞台创作中，历史题材剧目不仅数量丰富，也在不断创新表达空间、延展创作理念，为“历史照进现实”提供了新的美学向度和价值探索。

从较早的京剧《澶渊之盟》、黔剧《奢香夫人》，到新时期以来的话剧《商鞅》、京剧《曹操与杨修》、晋剧《傅山进京》、昆剧《司马相如》，再到京剧《纳土归宋》、秦腔《昭君行》等，历史题材创作赓续传承、屡有佳绩。戏剧舞台热衷于历史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历史素材，为其创作打下了深厚根基；另一方面，官修正史、笔记词赋、野史传奇等留下了各不相同的文字记载，创作者从历史的多元面貌中找寻相似点或不同处，总结规律、汲取教训、体察得失、感悟悲欢，让许多历史话题走进现实、照鉴未来。

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何回望过去、烛照当下，历来备受关注，也是需要相关领域的文艺工作者潜心研究的课题。

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曾在《历史·史剧·现实》一文中提出：“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即剧作家不用像做历史研究那样时时处处追求历史的真实，可以对既成的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从而发挥艺术想象力，挖掘内心、刻画人物。只要真实地把握和表现了历史精神，“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他创作的五幕历史话剧《屈原》，就融入“宫廷诬陷”“雷电独白”“婵娟误饮毒酒”等虚构情节，赋予了屈原历史与时代所期望的理想形象，并以风、雷、电象征其独特气质和伟大抱负，实现了史、剧、诗的高度结合。

随着时代发展，一批剧作家以扎实的作品不断丰富着历史剧的创作观念，如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成为此类题材创作中的基本共识。即在基本史实和价值判断上，必须保持审慎客观的态度，而对于推动剧情发展的其他层面，不妨丰富创造、大胆取舍。比如，在京剧《曹操与杨修》中，曹操“夜梦杀人”及孔闻岱之死、倩娘之死等情节都源于虚构，但全剧对个人命运及人性的探讨透射出深刻的哲理性，呈现出令人信服的真实感。再如，京剧《成败萧何》依托萧何追韩信荐韩信、追韩信杀韩信的历史往事展开剧情，并着墨于描摹韩信的悲剧性格，在一些重要情节安排上，有意凸显主人公的侠肝义胆、率性而为，与其英雄末路的凄凉结局形成鲜明对比，更加发人深思。可见，史家重在“史”“实”，剧作家写“人”写“心”，若将历史剧等同于教科书，在史实细节上锱铢必较，忽视人物个性心理、行为逻辑与历史进程的关联，则难以跳出对旧有故事的刻板搬录，容易落入“有事无人、有史无神”的窠臼。

在厘清创作观念的同时，历史题材作品的开掘亦须立足当代视角、坚持科学方法。它终归要以服务现实观众为旨归，这就要求创作者在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把握历史的实践中，做到以史为鉴、观照现实，让观众从中得到经验和启迪。以时代审美反映历史本质、展现历史精神，找到古今之间人性的贯通之处，无疑是“让历史照进现实”的一条有效途径。以京剧《纳土归宋》为例，该剧选取了一段颇具启示意义的史实，讲述了五代十国末期吴越王钱俶的一次崇高割舍。全剧通过虚实相生的戏曲美学，展现钱俶从权衡利害、助宋保国到犹豫不决、去留不定，再到问计祖庙、决心献国的复杂心理变化。尤其在“辞庙”一场，当钱俶面对百官、百姓劝阻及祖宗牌位，越是“不决”愈加放大了他在历史抉择中的人性光辉，也实现了该剧从历史抒怀到审美体验的一次跃升。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面前，钱俶“纳土归宋”折射的是个人、家国对于文明绵延、和平大义的深沉值守，其情感力量与精神价值穿越古今、直指人心。当下，越来越多的剧作家注重找寻历史素材与现实生活的关联，传达对人性的深刻关切，表达隽永的美学追求，以现代性探索为历史剧创作发展洞开空间，使人们在精神共鸣中有所思考。

另外，让历史照进现实，也要在艺术呈现上敢于创新尝试，寻求与当代观众契合的表现形式。历史剧不光有严肃面孔，还有浪漫主义的激扬高歌、心理式的意识流呈现、谐谑幽默的喜剧化表达，只要弘扬正向的精神内涵、传递积极的情感力量，都值得创作者努力尝试。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写“心”却不用心，用光怪陆离的手法展现历史事件、历史话题的现象，若随心所欲对历史进行碎片化、娱乐化、庸俗化解读，容易陷入哗众取宠的历史虚无主义，也会带来艺术上“失真”“失语”，终将与创作初衷、观众期待背道而驰。

责编：赵骏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