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有三个军区司令员，除了张国华特殊外，另外两位有何优势？

1955年，6个军区改为了12个大军区，其中来自二野的军区司令员有三位，分别是张国华、陈再道和谢富治。这多少有些让人意外。毕竟他们都不是曾经的兵团司令员，甚至谢富治还是政工干部，张国华还只是军级干部。

不过张国华还是比较特殊的。他是刘邓麾下一名军政兼优的干才，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领。他在解放大西南后奉命带领18军入藏，把红旗顺利地插到了世界屋脊上。

西藏军区本身就是以第18军为基础成立的，司令员就是张国华。不过在1955年西藏军区由军级上升为大军区级，直接归中央军委领导，张国华仍然担任司令员。

那么，另外两位为何会成为大军区司令员，二野相比较于四野，或许不如其猛将多，但二野实力也不弱，赫赫有名的将军其实也不少了。

武汉军区陈再道

陈再道是来自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一员猛将，红军时期就是军长了。他一向以善打硬仗、恶战而著称，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作战指挥经验。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都不弱。

抗战期间，陈再道长期战斗在冀南，成功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平原的重要战略支点——冀南根据地。

解放战争期间，他率领的2纵作为刘邓大军的精锐主力，驰骋中原，屡建殊勋。然而，他并非兵团司令员，在部队改编的时候，他留在了地方，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其主要工作转变为了剿匪。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历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此后，担任武汉军区首任司令员，时间长达12年之久。

昆明军区司令员谢富治

谢富治是政工干部，长期做的也是政治工作，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长征中又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

抗战开始后，谢富治做的还是政治工作，曾担任旅政委，也做过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期间，他先是和陈赓搭档，率领陈谢兵团横扫千军。后又又与陈锡联合作，带领第三兵团，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1955年，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司令员。不过他没待几年就调走了，接替者是秦基伟中将。

那么，二野的其他将领都去哪了呢？

陈锡联，他是第3兵团司令员，他倒是有资历和能力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然而，他1950年就已经担任了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这个位置同样重要。

陈赓，他是开国大将，同样能够担当此任，可是，他从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代司令员一职上回来，目的就是办校。因此，他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担任大军区司令员。

杨勇，能文能武，赫赫有名的“三杨”之一，他自然也有这个能力，不过他在朝鲜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根本不可能这个时候回来担任大军区司令员。他也是最后一任司令员，回国后也的确做了北京军区司令员。

此外，还有王树声，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资历和能力都可以。他虽然没有担任过兵团司令员，不过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坚持在地方军区，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1954年1月，王树声参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致力于研究改善武器装备，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到了1955年，他也被任命为总军械部部长。

王宏坤，他是王树声的堂弟，同样是大别山走来的一员大将，数十年南北征战，可谓战功赫赫。他24岁当上红军军长，八路军六大旅长之一。他同样有着地方军区的工作经验，尽管也没有担任兵团司令员，但不代表能力不够，只能说二野名将太多了。

然而，建国后，王宏坤去了海军，担任了海军的副司令员，因此他也不可能。

郭天民，他是陈赓的副手，按说还是比较合适的。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参加过广州起义，当过红军的军团参谋长。

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军区是聂荣臻麾下的一员猛将，不过因为公开怼聂老总，解放战争期间，调去了刘邓大军，在陈赓兵团做副手。

从1955年起，郭天民开始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院校部部长，并曾主持陆军训练部工作，致力于完善部队、院校教育训练体制，加强正规化建设。

显然，他已经远离了一线作战部队，而且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被他诬为“教条主义反党集团”成员，此后也更加不可能担任大军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