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十七年时期中国史学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

提要：“五朵金花”问题在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在唯物史观史学体系中，尤其彰显出学术与现实、史实与理论间的错综关系。“五朵金花”在“十七年”时期竞相绽放，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集中反映。古史分期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在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历史特征作兼具史料与理论综合考察的重要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农民战争问题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甚大，却由于全面颠覆传统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时至今日，“五朵金花”关注思考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特点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深入反思前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一路走过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就显得更有意义。

“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

文|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下文简称“十七年”时期），中国史坛对“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现象之一，其论辩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涉及问题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讨论程度之深入，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五个问题中的大部分仍分别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持续研究中，但是作为整体概念的“五朵金花”问题则遭到质疑或诟病。21世纪以来，回顾、反思史学界“五朵金花”现象的论著渐次出现，对“五朵金花”中诸问题的不同看法、对“五朵金花”现象的不同评价也逐渐增多。【如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段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李振宏《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历程》，《历史学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五朵金花”问题再作审视，希望从中获取一些对“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效认识与评价。

一、“五朵金花”的称谓及由来

“十七年”时期对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主要有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人物评价等。【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其中的前五个问题，通常被合称为“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最初被称为“五朵花”，出自翦伯赞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批判向达的发言：“向达则提出历史学只开五朵花的问题，来进行攻击。他所指的五朵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第7版】向达原话是如何说的已不可考，但是在一些他人回忆向达的文章中，“五朵花”所指代的问题有些出入，“他（指向达——引者）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还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五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阴法鲁、萧良琼《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向达》，沙知编：《向达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展开‘大鸣大放’时，向先生认为在历史学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只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问题。”【夏应元《回忆向达先生晚年的几件事》，沙知编：《向达学记》】这两种说法，用近代史分期问题替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考虑到翦伯赞是在9月18日召开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的公开发言中批判向达的“五朵花”言论的，此发言又发表于同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故“五朵花”所属的五个问题，应以翦伯赞所说更为准确。

笔者至今未见在文革前有人称“五朵花”为“五朵金花”。【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相关记载称向达或翦伯赞因为一部名为《五朵金花》的电影片名才把这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朵花”或“五朵金花”，则属不确，因为电影《五朵金花》是1959年首映的，而“五朵花”在1957年就提出来了。】史界“五朵金花”的称谓，最早被使用大约是在文革结束后。赵俪生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是我们所说的大选题？例如‘五朵金花’就是大选题，即古史分期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民族共同体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赵俪生《谈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1988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载有孙祚民的《读〈对农民一个历史侧面的考察〉》一文，文中提到“五朵金花”：“被誉为史坛‘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经过一段飘零冷落之后，近几年陆续发表、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198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四十年》一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大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表现出对史学理论的极大兴趣。史学界称誉这五大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为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同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也提到：“在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先后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问题，被史学界称为‘五朵金花’。”【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至此，“五朵金花”一词的使用，已经为史学界所认同，而“五朵金花”所指代的五个问题虽仍略有出入，【如刘新成主编《中国学术百年•历史学百年》中说：“从50到60年代，中国史学界集中探讨的古史分期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和土地所有制问题，都是古代史领域中的问题，后被称为‘五朵金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又如李文海、龚书铎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的“主编前言”中说：“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却也基本确定，即向达、翦伯赞首先提及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五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

“五朵金花”盛开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十七年”时期，却孕育于近代中国新史学建构过程中的晚清民国年间。古史分期问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由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样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入到讨论中国社会史性质问题而出现的。如果再看得远一点，则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其以西方社会进化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尝试，便已经具有了按照某种历史理论对历史发展做阶段性划分从而凸显历史分期问题的倾向了。社会史论战的主导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讨论问题的焦点便是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起讫何时、有何特点以及何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史论战期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首次对古史分期问题做了较全面的论证，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标志性著作，古史分期问题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抗战时期，唯物史观史学派中的那些具有中共党员身份或政治立场归属中共的学者，逐渐聚拢在延安和重庆地区，从事史学研究，真正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大约从社会史大论战前后开始，许多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可称之为唯物史观派，个人认为，唯物史观派中包括了各种党派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抗战时期，以延安和重庆两地的学者为主，除了运用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之外，他们的政治身份也比较统一，由他们逐渐充实起来的史学，应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的主要学者，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详见拙文《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延安地区的《中国文化》（1940年2月创刊）就古史分期有过讨论，范文澜在延安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首次把五种生产方式说系统运用于中国通史撰述中的古史分期上。吕振羽、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人也都阐明或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分期观点。

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两个问题，是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过程中的更为具体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唯物史观史学话语体系中更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课题，也是古史分期问题框架下直接面对中国历史实际的主要问题。“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邓拓等，在建国初或在解放以前，便在他们的论著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大都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以私有制，即地主（领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但在具体阐述上彼此间不尽相同。”【王思治《“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概述》，载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否已经存在？是怎样在中国历史中酝酿产生的，即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已有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前后，如邓拓、吕振羽等人均有相近论述。【详见宋元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略述》，载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

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在传统史学中一直都是以“盗”“贼”这样的负面形象记入史籍的，近代中国史学的新的史学观念以及专制制度的被推翻，都使农民战争史研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太平天国和捻军研究为重点，民国时期农战史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在延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断，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农战史研究的结论依据，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农民战争的记述中，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延安的“整风文件”，更说明中共对农战史研究现实意义的重视程度。

近代民族观、国家观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夷夏观”的冲击始于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后。简单地用西方的民族学理论解释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在现实中更不可行。梁启超等较早地试图以中华民族的实际特征来阐述民族的定义、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的发展，各种新型中国通史都将民族史撰述的内容作为关键性问题来处理。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的《中国民族史》的出版，标志着近代中国史学中中国民族史的专史研究领域的形成。【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初版于1928年，1934年北平文化学社再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时期顾颉刚、费孝通、傅斯年等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使民族问题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更受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极为重视民族史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反复申明“汉族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贯的就与其国内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但改变中国史的本身，也改变世界史”。李维汉主编的《回回民族问题》、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分别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问题和考察各民族历史的早期代表性著作。

通过以上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五个问题不惟唯物史观史学所独有，如农民战争和民族问题等，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同样重视，然而将其纳入唯物史观史学体系中，便尤其彰显出学术与现实、史实与理论间的错综关系。

况且，民国时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多因现实政治而起，又因各种现实原因而很难有充分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如社会史论战，“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全国解放后三十多年的事情。”【田居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十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何干之总结说：“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的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翦伯赞和吕振羽也有同样观点：“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起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当时的论战，一般还限于搬弄原理的公式主义的地步，很少把握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性。”【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1期，1940年5月】再者，战争年代的学术是以实现革命胜利为第一要务的实际状况，必然会影响和干扰到在学术层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如翦伯赞撰述《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绝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以前不具备的研究条件与学术环境已经具备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础很薄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有些成绩，但是和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与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相比，是不大相称的。中国史学家有责任把中国历史学的水平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7月号】“五朵金花”很快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广受关注，在当时亟待充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情况下，“五朵金花”竞相绽放。

二、“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的绽放

“五朵金花”中率先开始引发讨论的是古史分期问题。1950年3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郭宝钧的文章《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对殷墟墓葬中被集体殉葬之人的身份是否是奴隶提出质疑，郭沫若随后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认为这些殉葬者即为奴隶身份，殷代是奴隶社会。1952年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出版，书中论证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限在春秋战国之交，明确了他的“战国封建说”。与之相对应的不同意见，主要有童书业、杨向奎等人的“西周封建说”。这两三年之间，更多的史家还处于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对新的史学环境处于观望中，讨论并未开展得十分热烈，向达说：“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问题，在历史教学上是需要予以解决的，但是就讨论不起来，几篇文章之后，不闻嗣响，好象有所顾虑似的。”【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日报》1953年10月3日，第6版】从1955至1956年，讨论进入高潮期，形成了以“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为首，加之“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等多种“封建说”并立的局面。1957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史学革命”期间，古史分期讨论较为沉寂，到了1959年郭沫若发表《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讨论再度活跃。【参见谢天佑《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若干基本问题的讨论》，《学术月刊》1959年第10期】当时多数知名史家都参与到了古史分期讨论中，一大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讨论中成长起来，古史分期讨论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文中一改以往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认识，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即国有制的观点，旋即引起巨大反响。此后直到1965年，已发表约150篇讨论文章。【见启循《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综述》，《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1962年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编），上编收入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一般理论或史实的探讨文章22篇，下编收入对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或朝代的土地所有制的具体研究17篇。【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之所以能够很快受到关注并迅速盛开为一朵“金花”，是由于这个问题本身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关键性意义，“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著名原理的重要性，明确了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必须首先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着手”【朱绍侯《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史学月刊》1957年第4期】。讨论的主要观点，以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以及土地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并存为主。

“十七年”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始于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从对一部小说的解读引发史学界的大规模讨论，这看上去有点奇怪的现象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此前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邓拓本人更是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就提出了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已经产生有“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苗芽”的观点。【邓云特（邓拓）《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10月】对《红楼梦》时代背景的探讨只不过是史学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的一个契机。此后的十年间，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持续高涨，发表论文有200余篇，出版了多种论文集、专著。【详见宋元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略述》，载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讨论的问题主要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对当时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在各种具体的手工业商业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状况等。

农民战争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跃而为史学界显学。从1949年至1957年，主要是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农民战争的论断，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结局、作用作正面阐述，扭转农民战争在传统史学中的负面形象，同时系统整理和出版农战史史料，发表了600余篇文章，出版资料集、论文集及各种相关出版物达70余种。1958年开始，受到史学研究“厚今薄古”口号的直接影响，农战史研究的热潮更为高涨，研究内容转向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等理论问题的探讨。至1966年，发表文章数量竟多达两千余篇，出版数十种专著、论集等。【参见陈梧桐《农民战争研究的种种争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五朵金花”中以农战史这朵“金花”开得最为鲜艳夺目。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而汉民族形成问题成为“金花”之一则是缘于范文澜195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该文针对苏联学者根据斯大林民族问题理论所认定的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观点，提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苏联学者叶菲莫夫1952年访华期间与中国学者谈了民族理论问题，回国后发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该文译文发表于《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辑，文中的结论是：“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尽管范文澜的观点还是在斯大林作的民族四个特征定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论证的，但是依然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讨论先在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内部进行，后来扩展到全国范围。【参见蔡美彪《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科学通报》1955年2月号】1957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和斯大林光环的削弱，讨论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汉民族问题被称为“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丁小丽《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20世纪50年代汉民族形成问题再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3期】。20世纪60年代后，转变为对“民族”译名问题和对民族关系、民族战争性质、民族政策评价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热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解释中国历史的问题。翦伯赞说：“解放以来我们是着重地讨论了这五个问题，讨论这五个问题并没有错，因为它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作为“十七年”时期“占据史坛主流地位的巨大历史存在”【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不论从当时还是从今天来看，“五朵金花”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学术与现实双重意义的、也是绕不过去的历史理论问题。“五朵金花”的绽放，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集中反映。

“五朵金花”的花中之冠当属古史分期问题。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后，中国近代史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宏观地看待历史发展进程时不再是简单地以朝代更迭为标准，而是以某种历史观为基本理论贯彻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与撰述，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在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上，即古史分期并非简单地是对历史阶段划分，而是某种历史观的反映，是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展现。唯物史观史学一开始在中国出现，遇到的就是古史分期问题，而唯物史观史学之所以在中国出现，背后的原因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等现实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等因素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纠结于其中。到了“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问题的现实诉求，已经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希望从社会史性质的讨论中寻求现实政治出路，转化为从理论上论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何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学术与政治的权重发生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领域中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成为首要任务。1950年开始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始于对殷周人殉问题判别其时代性质，到对“众”、“庶人”身份的识别来证明其时代属性，再发展到以生产工具、土地制度、生产关系等因素确定分期标准，总体上是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范围内进行的。讨论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具体特点相结合、古代生产力状况、农村公社、商品经济等重大问题，都做出了在以往中国史学中从未有过的深度考察。

由古史分期问题延伸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中更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特征出发、结合翔实的材料做兼具史料与理论综合考察的重要问题。“十七年”时期参加讨论的学者很清楚地意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则是生产关系的首要环节；因此，弄清楚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杨志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情况简介》，《历史教学》1961年第10期】通过讨论，对“‘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一系列关键史实的发覆，不能不归功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指引”【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随着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深入，除了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多种“萌芽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社会性质的关系等问题之外，在具体研究中涉及了商业、手工业（丝织业、制瓷业、造纸业等）、农业、“市民运动”等方面，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内实证研究收获甚丰的局面。

从中国历史发展特征出发看待历史问题的另一个典型，是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都决定了对待汉民族形成问题不仅必须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而且不可能不考虑这个看似历史问题背后所包含的重大现实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民族问题的历史解释受控于现实政治的诉求乃理所当然。当沿用斯大林对民族的定语得出“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结论而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中国现实的民族认同理念和民族政策发生抵牾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当时的语境下，尚不可能正面驳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苏联学者对中国民族问题所下的结论，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所用的关键词就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二字：汉族自秦汉以下“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这样巨大的民族之所以存在并发展，当然不能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独特的条件下很早就形成为民族”。范文澜对批评他的文章并未回应，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但是，不论从何种角度说，这篇《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都可以看作是“五朵金花”问题讨论中、“十七年”时期史学中乃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篇经典性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史学界用中国历史套用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前提、政治运动的不断干扰（如对持“魏晋封建说”观点的学者的批判、对“无奴隶社会论”者的批判、对尚钺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批判等）、把毛泽东的历史观点奉为学术真理、对史料的不同理解等，是“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问题的学术讨论受到各种掣肘、依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因素。其中反映最明显的当为农民战争问题。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的热潮在“十七年”时期如此高涨，与新政权的建立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毛泽东对农民战争的论断、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倍受重视等都有直接关系。就问题本身而言，从对史料的整理到对历史上农民战争领袖的评价，再到对“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思想武器、发展阶段、起因、历史作用、失败原因、农民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等一系列具体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全面颠覆传统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然而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把农民战争作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来看待，致使其学术指数明显降低，连在讨论中出现的对农民战争后果稍显客观的“让步政策”之说，也使翦伯赞等人受到了严厉批判。农战史研究中的重要学者赵俪生因农战史研究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预过强而“只好忍痛割舍了”农战史研究，“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勇气把它重提起来”【赵俪生《关于两门专史研究的回忆》，《文史知识》2000年第7期】。

“五朵金花”在“十七年”时期绽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所起到的引领作用不可低估。五个问题中，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分别由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发其端，引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邓拓，同为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家。尚钺、翦伯赞等史家也对讨论产生有重大影响。另如刘大年、尹达、黎澍等马克思主义史家都在讨论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一大批在民国时期已经卓有建树的史学家如郑天挺、贺昌群、谷霁光、童书业、白寿彝、杨向奎、唐长孺、傅衣凌、张政烺、王仲荦、杨志玖等著名史家，通过参与“五朵金花”的讨论和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努力中，看得出他们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变化。【参见拙文《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赵俪生、孙柞民、漆侠、胡如雷、高敏、蔡美彪、宁可、王思治等在当时更为年轻的学者也是在“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中，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中坚力量。“五朵金花”讨论是促成中国史学版图和学术谱系重新排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对“五朵金花”的回顾和反思

1978年以后，渐回正常轨道上的史学界在“五朵金花”等问题上重新开始了讨论，然而当年“五朵金花”的生存土壤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1983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十七年”时期热议的，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十余个历史理论问题的各种观点一一进行了梳理和“举要”，实际上已经具有总结的意味。此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逐渐冷却下来，惟曾经与“五朵金花”所受到的关注度不相上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长期停滞）问题，“却仿佛显示了它异常之长久的生命力，它所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探讨至今不衰”，对此，何兆武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认为：“所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们，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对于一个假问题而要努力去寻找答案，那种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那种答案将是没有意义的。”【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见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文章针对该问题所提出的质疑，论证视角独到，思路别辟蹊径，得出的结论前所未见，而同样的质疑大概也可以落实到那些“金花”上面。

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21世纪以来，反思、研究史学界“五朵金花”现象的文章开始出现。较早从整体上对“五朵金花”做专门考察的是王学典在2002年发表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该文将“五朵金花”的性质定位为“假问题”、“真学术”，认为是“战时史学”体系的产物，是“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所致。尽管作者刻意强调“五朵金花”中“蕴含着不可抹煞和轻忽的学术意义”，并且试图从多个角度阐发其“学术内核”，但是，文中用于解读“五朵金花”的诸如“战时史学”、“假问题”等观点，仍然引起极大争议，如林甘泉认为：“既然承认社会经济形态的讨论推动了一些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的深入，并且有许多收获，是‘真学问’，这些问题又怎么能说是‘假问题’呢？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的问题尚且不能说是‘假问题’，把没有得出结论，但讨论不断在深入并且有不少收获的问题说成是‘假问题’，在逻辑上也是很难说得通的。”【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无论如何，在基本处于被冷落状态的这段时期里，王学典的文章高调重提“五朵金花”，将目光重又聚焦于曾经争奇斗艳的“五朵金花”问题上。【近十几年来，对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20世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学术论争的学术史梳理的著述相继出版，如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2004年）、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新中国学案丛书”（2010年）等，这些成果对“五朵金花”诸问题的形成展开、各种不同观点的来龙去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阐发，为研究、评价“五朵金花”现象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蒋海升著《“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是迄今唯一一本以“五朵金花”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专著，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关于“五朵金花”的论争历程，于审视“五朵金花”学术脉络、深层蕴意等方面有明显推进。】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古史分期问题从热议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不同分期观点渐渐发展为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人类社会是否只能按照一种单线的发展模式行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能作为世界各地区社会发展过程的通用模式？更具体的讨论首先表现为，对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形成明确的不同意见。主张奴隶社会并非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的理论主要是以分析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或特殊情况，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来看，他们大都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发展途径。【参见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另有部分学者坚持认为不能轻易否定奴隶制在历史上的存在现象，尽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一切国家民族都必经这个阶段，但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奴隶社会的存在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们也不认同“无奴隶社会论”者宣称的中国无奴隶社会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参见李根蟠、张剑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古史分期讨论——李根蟠先生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的争议尘埃未定，“封建”问题硝烟又起。问题始于对“封建”一词的循名责实，即古代中国先秦时期的封邦建国、封建制等的“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里的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并非同义，近代中日学者以中国故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一词，并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使得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了“泛封建化”的“偏误”。【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些学者据此对于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究竟有无封建社会提出质疑，或提出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另有学者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被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实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更多的学者主张应该对秦以后至清朝的历史阶段做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理论分析和概括。【参见《“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马克垚指出：“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李振宏则认为，凡是涉足于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史学家，不论持何种分期观点，“马克思思想方法的精髓，则已深植于他们的思维理性之中”。【李振宏《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历史学评论》第1卷】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朵金花”之首并形成众多分期观点，从努力结合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到着力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特点“重构”中国古史体系的尝试，尽管其研究与讨论过程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却无处不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刻影响。

对中国古史分期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追问与回应，从根本上看，反映的还是对用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封建”名实之争却已隐然触及长期以来成为定论的革命史话语体系，更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构成直接影响。对问题的讨论目前虽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仍然对学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已有不少学者试图对中国古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如以“上古”、“中古”的进化时段分期，以洪荒、邦族、封建帝制分期，以氏族、宗法、地主封建分期，以酋邦、王国、帝国分期等，各种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分歧，是否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特征尚需时间的检验。】与具体的实证研究不同的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做宏观的发展阶段式的阐释，必然具有特定时期历史观的理论侵染和强烈的现实诉求。回顾这段学术史，如果着力以今人对当时历史理论的理解程度去质疑当时的学术观点，或刻意将当时的现实诉求作为批评当时学术行为的依据，也需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阎步克认为：“应该承认，中国的‘五种生产方式’、日人的‘三段论’依然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各种不同论点，宛若从不同角度投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同时必定各有所见不及之处，‘深刻’与‘片面’时常是伴生的。”【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文史哲》2015年第1期】“十七年”时期的古史分期讨论，其起因、语境、问题意识及观点结论与大革命失败后社会史论战时期有很大不同；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与“十七年”时期又有差异。当前中国史学界已经注意到存在有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趋势，而以往结合社会形态学说探讨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彭卫认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讨论初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随后的研究中几经起伏，经历了从将中国历史道路服从于世界历史的‘共性’，转变为注重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过程。其间走过了一些学术弯路，现仍然面临着如何使理论概括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揭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质这一难题。”【彭卫《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那么，深入反思前人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一路走过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就显得更有意义。当年张荫麟评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2年1月4日，第2版】在今天我们又看到类似的评价：“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学界，从而使中国人知道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它们都是清以前的史家梦想不及的。又如以铜器论述夏国家起源，以铁器论述战国剧变（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均令人耳目一新，学术创新度相当之高。”【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中外史学碰撞、结合的过程，阎步克指出：“‘五种生产方式’的概念，成为了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理论平台之一。”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概念也是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最大的理论平台。

现在来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以其充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土地制度史研究成果而成就了相关专门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引发学者的特别重视，在发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该问题加以论证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史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进展，在学术成就方面可能是在当今学术界获得肯定最多的“金花”之一。该问题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摆脱“欧洲中心论”等互有关联，究其原因，其扣住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是不争的事实。从多个角度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深层意义，不失为考量“五朵金花”之得失的有效途径。

时至今日，曾经花开繁茂的农民战争问题却成为“五朵金花”中最受冷落的一朵，“十七年”时期的农战史研究过分政治化是造成今天无人问津农战史研究的根本原因。但是，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且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局面产生有包括改朝换代的重要影响，这是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有的国外史学评论家认为，由于强调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以及对促进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这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农战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对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上，还是在对农民战争本身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汉民族形成问题在“十七年”时期的“五朵金花”的讨论中，与其他问题相比，在规模和成果数量上并不突出，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却显得最具可持续的发展潜力。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有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大问题均成为当下受到各方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可证明昔日“五朵金花”中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

“五朵金花”在今天的境遇虽各不相同，然而其具有的思考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特点，对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其获得的具体研究成果也使中国史学受益甚丰。对于这样一个集结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持续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并伴随着超大量的具体研究和争论、裹挟了几乎所有知名史家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现象，怎样评价其来龙去脉，怎样看待其学术影响，并非轻易就能完全说得清楚。当年“五朵金花”讨论中的参与者赵俪生先生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说：“我认为‘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结合的刚刚开始，所以它不免带有幼稚的性质，有相当的幼稚病……今天回过头来看‘五朵金花’，全部否定我是不赞成的；全部肯定我也不赞成。应该批判地保留，而且保留的部分应当偏多一点，甚至基本上应予肯定。”“我认为将来写学术史，对‘五朵金花’不应当采取否定态度，它的五个内容都有相当的成绩。”【王学典、蒋海升《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在笔者看来，经过一段时期对“五朵金花”的较多批评和各种评价之后，随着“五朵金花”蕴含的深层学术价值的渐次显现，其带给我们或许有更多的启示和思考。（本文原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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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

史学界的“五朵金花”，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史坛广受关注并引发大规模讨论的关于中国古史的五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即中国古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除此之外，当时讨论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历史理论问题还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人物评价等。“五朵金花”在今天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所讨论的那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代名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解释中国历史。“五朵金花”中的各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也是绕不过去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伴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先后出现，如古史分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就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地区被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与资本主义萌芽和与汉民族形成相关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在三四十年代也有很多研究和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情况下，“五朵金花”很快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广受关注，在当时亟待充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情况下，“五朵金花”竞相绽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史学中令人瞩目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五朵金花”的讨论热度逐渐降低。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80年代末至90年代，陆续出现对“五朵金花”研究进行回顾、反省、总结的文章。进入21世纪以来，反思、研究“五朵金花”现象的文章逐渐增多，对“五朵金花”中诸问题的不同看法、对“五朵金花”现象的不同评价也相继出现。

“五朵金花”现象整体评价

较早从整体上对“五朵金花”作专门论述的是王学典在2002年发表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该文将“五朵金花”归结为“战时史学”体系的产物，看作是“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所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曾经“占据史坛主流地位的巨大历史存在”，本文率先对“五朵金花”做整体性的学术史考察，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意识。尽管作者刻意强调“五朵金花”中“蕴含着不可抹煞和轻忽的学术意义”，并且试图从多个角度阐发其“学术内核”，但是，文中用于解读“五朵金花”的诸如“战时史学”等观点，仍然引起极大争议。无论如何，这对于客观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史学、对于深入认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的经验教训，都具有积极意义。

近十几年来，对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20世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学术论争的学术史梳理的著述相继问世，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新中国学案丛书”等。这些成果对“五朵金花”诸问题的形成展开、各种不同观点的来龙去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阐发，为更为客观地评价“五朵金花”现象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来，对“五朵金花”现象的研究明显受到重视，“五朵金花”盛开时的亲历者赵俪生说：“今天回过头来看‘五朵金花’，全部否定我是不赞成的；全部肯定我也不赞成。应该批判地保留，而且保留的部分应当偏多一点，甚至基本上应予肯定。把‘五朵金花’看作是‘五朵病梅’的，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左倾、教条主义。我认为将来写学术史，对‘五朵金花’不应当采取否定态度，它的五个内容都有相当的成绩。”人们试图对“五朵金花”的绽放过程做出分析与评价，对“五朵金花”现象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如蒋海升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是迄今唯一以“五朵金花”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专著，意在考察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过程中带给中国史学的新视角、新方向以及所存在的距离与分歧，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关于“五朵金花”的论争历程，于审视“五朵金花”学术脉络、深层蕴意等方面又有明显推进。卜宪群、杨艳秋、高希中认为，虽然“五朵金花”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并且在理论运用与方法上存在着某些教条化与“左”的倾向，但毕竟绽放在学术领域内，在不同见解的交锋中蕴藏了许多崭新的观察视角、理论方法，开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客观上刺激并促进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新的生长点。张越对“五朵金花”花开当年与花落今天的不同境遇做了对比，认为“五朵金花”都是在试图探索关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道路的问题，试图回答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在讨论中存在着各种不足与失误，但是中国史学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收获甚丰，则是不争的事实。邢铁、夏一哲认为，“五朵金花”按照其问题本身可分为论题有价值且认识有意义、论题有价值而研究方法有偏差、论题本身欠妥而研究方法也有失误等三种情况，由“五朵金花”引出的新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由分散走向整合的努力”过程。

越来越多的对于“五朵金花”的不同评价及各种观点，充分说明人们对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重要问题的重视程度。在反思“五朵金花”的同时，其中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被人们重点关注。

探索和追问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被视为“五朵金花”之首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热议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不同观点渐渐发展为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人类社会是否只能按照一种单线的发展模式行进？马、恩当年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能作为世界各地区社会发展过程的通用模式？

在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上，形成了明确的不同意见。主张奴隶社会并非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者认为，马、恩关于奴隶制的理论主要是以分析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或特殊情况，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具体到中国历史，他们大都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明显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发展途径。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不能轻易否定奴隶制在历史上的存在现象，尽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一切国家民族都必经这个阶段，但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奴隶社会的存在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们也不能认同“无奴论”者宣称的中国无奴隶社会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定论”的说法。

进入21世纪后，讨论的焦点由“奴隶社会”转向了“封建社会”。问题始于对“封建”一词的循名责实，即中国先秦时期的封邦建国、封建制等的“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里的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并非同义，近代中日学者以中国故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us一词，并将秦至清称为封建社会，使得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了“泛封建化”的“偏误”。部分学者据此对于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究竟有无封建社会提出质疑，或提出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但也有学者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被中国革命的胜利证实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更多的学者主张应该对秦至清朝的历史阶段做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对中国古史分期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追问与回应，从根本上看，反映的还是对用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封建”名实之争却已隐然触及长期以来成为定论的革命史话语体系。对问题的讨论目前虽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仍然对学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古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如以“上古”、“中古”的进化时段分期，以洪荒、邦族、封建帝制分期，以氏族、宗法、地主封建分期，以酋邦、王国、帝国分期等。各种观点是否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特征尚需时间的检验，各种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各种观点在短时期内尚难被学界普遍接受或认可。不过，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内部结构考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不仅是历史学者的共识，也是努力的方向。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朵金花”之首并形成众多分期观点，从努力结合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到着力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特点“重构”中国古史体系的尝试，尽管其研究与讨论过程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却无处不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刻影响。正如马克垚所说，“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结合社会形态学说探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李振宏认为，凡是涉足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史学家，不论持何种分期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已经“变成了一种思维理性和思维习惯”。

深入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五朵金花”中，学界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持续关注；对农民战争问题少有问津；汉民族形成问题已经延伸、演变为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事关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大热点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以其充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土地制度史研究成果而成就了相关专门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更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

李伯重提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说，即在没有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简单地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人企业看作是资本主义，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人手工业作坊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且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可能，这只能是一种愿望、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又与近代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争平等的强烈愿望，“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气心态相符合，也与长期以来我们相信世界各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道路的“单元-直线进化”史观有关系。李伯重、王学典等都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仲伟民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过程后，强调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主要缺失在于绕过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直接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黄宗智则把中国大陆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归结为“规范认识危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摆脱“欧洲中心论”等互有关联。对该问题的深入反思，成为当今对“五朵金花”评价牵一动全的一个关键问题。

如同当年讨论“五朵金花”问题有着各种不同观点一样，今天回顾、评价“五朵金花”大讨论的过程与得失，依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对于这样一个集结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持续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并伴随着大量的具体研究和争论、汇集了几乎所有知名史家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现象，需要在充分了解“五朵金花”发生前后实际语境的基础上，进行认真梳理与分析。“五朵金花”问题不是采取讥讽或不屑的态度就能轻易否定得了的，也不是简单地肯定就能说清楚的，而许多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的观点我们却不能同意。如何在新的学术语汇环境中，更好地借鉴和发展这一大笔学术遗产，而不是让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出现断裂，是值得史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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