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吉林城有过几任督军，督军公署又有过怎样的变化

近日，好友贾大为先生发来一张解放前的明信片，明信片似由日本在华机构发行，图片一面的左上角用中英文标注“吉林督军衙门全景”。画面由江南向北拍摄，主画面为吉林城江沿的广角景观，吉林省公署二层楼赫然其中，二道码头栈桥也清晰可见。虽然是一幅不大常见的旧影，但我们谈论的重点却是“吉林督军衙门”在吉林城的变迁。

史料记载，从晚清到民国初期，经历了若干年文官主政后，吉林省地方实权逐渐被北洋军阀孟恩远操控。1916年6月6日，根据北洋政府政令，吉林省镇安左将军为吉林督军（督办军务），军事、民政并列为军政两府，孟恩远也顺利成为第一任吉林督军。1917年，因孟恩远附和张勋复辟，加之任职吉林期间滥用府库资财，地方士绅议员遂上告北洋政府（张作霖从中鼓动），请求罢免孟恩远。这一请求获得了当局批准，北洋政府决定由皖系军阀田中玉担任吉林督军。

北洋政府的决定遭到孟恩远抗命，这位孟督军甚至唆使部下挟军队，以“吉林独立”相逼。由于期间孟恩远趁俄国十月革命之机收回部分国家权益，加之田中玉无意触碰孟恩远的“蛋糕”，北洋政府便就坡下驴，借孟恩远收回国家权益的举动，功过相抵，批准他留任。1919年，为了统一东北，已经控制奉天、黑龙江两省的张作霖一方面以孟恩远“纵兵殃民”为口实，派代表赴京要求将孟罢免，另一方面与日军勾结，武装进攻吉林省。最终孟恩远的抵抗失败，经鲍贵卿作保，孟恩远在保全生命财产安全的条件下，被迫宣布下野，回天津寓居。鲍贵卿旋即成为第二任吉林督军。

鲍贵卿主政吉林期间除接收中东铁路主权、削弱桦甸地方韩边外家族势力外，并无像样政绩，反倒是他以权谋利的做派在地方史料中时隐时现。心藏私利，必然难有作为，出现过失就是迟早的事。果然，在其任内，延边地区爆发了人民反日斗争，日军悍然出兵占领了珲春等地。在处理“珲春事件”时，鲍督军虚与委蛇，未能坚定捍卫主权，且他在此期间还以永衡官银钱号做担保，向日本的两家银行大量高息借款。种种行径，遭到吉林各界人士反对。眼见在吉林民心尽失，鲍贵卿遂于1921年3月经张作霖同意，借口眼疾，辞去吉林督军。

鲍贵卿辞职后，孙烈臣调任吉林，出任第三任吉林督军。孙烈臣在任期间恰逢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因其带兵作战，在衙署办公的时间并不多。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孙烈臣又觉吉林城交通不便，于1922年7月将吉林督军公署迁往长春（办公地址位于当时的吉长道尹公署）。1924年4月，孙烈臣因胃病不治在沈阳去世。根据孙烈臣生前的建议，张作霖任命张作相出任第四任吉林督军。

张作相任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督军公署迁回吉林。1924年5月12日，督军公署回迁完毕。张作相在吉林的政绩颇多，如兴修自来水厂、自行修建吉海铁路、创办吉林大学等，在此不做赘述。不过有一点却值得探讨，那就是吉林督军这一职务在张作相任职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有资料称，“1924年5月，吉林督军公署改组为驻吉林东三省保安副司令部”。但地方史料中但凡记载张作相这一年5月之后的事迹时，却继续以督军相称。不过，在1924年12月，当时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调整各省官制，张作相军职的官方称谓也明确变更为“吉林军务善后事宜督办”（也有资料记述此事发生在1925年初），通常简称为“督办”。所以尽管后来张作相仍被称为吉林督军，但事实上此时督军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即1916年设置的吉林督军，此时已然不复存在。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随即，东北三省的管理体系也发生重大改变。奉系军阀在吉林的军方机构被改组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另外省政府长官也由省长改称省主席。虽然吉林地方权力仍由旧奉系军阀把持，但形式上军阀当政的色彩被逐步淡化——从1929年之后，虽身兼副司令和省主席两个职务，但在地方史料中，谈及张作相的职称，已改口为“主席”，“督军”一称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从1929年开始，原来悬于吉林督军公署大门上方的横匾，已被更换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匾额。九一八事变后此匾一度尚在（详见附图），故而明信片的文字标注者不应弄错，就此粗判明信片画面的拍摄时间下限，大致在1928年年底。另在画面中可以看到二道码头壮观的栈桥，此栈桥上依稀可见建有“棚”。据民国版《永吉县志》记载，二道码头栈桥重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建的栈桥上有“棚”。于是对这张没有标明时间的明信片给出简单断代为：1927-1928年间——即张作相担任“吉林军务善后事宜督办”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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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贾大为（易林学馆）先生对本人撰写此文给予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