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老故事]公河河畔是荣州

荣州，也是辽代的一个州城，为啥要考证这个州呢？还是因为王寂《辽东行部志》里提到过这地方，而且这个荣州应该就在祺州不远。还是先看王寂的日记：

乙未晚，达荣安县，昔在辽为荣州。借榻于萧寺僧舍。……庚申，以军民田讼未叛为留再宿。

王寂是在乙未（三月初五）的早晨离开庆云县去往荣安县的，他在这里品鉴名家著作，并做了笔记摘录，对著作成书的时间还做过简略的考证。第二天三月六日，因为“军民田讼未判”的公务事情他在荣安县多住了一宿，这天的午饭后，他又翻阅《韩文公集》，对韩愈的人生经历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也想到了自己四十年来的坎坷经历，感触顿生，作诗遣怀。直到第三天的三月初七，他才继续往前走，“辛酉，次归仁县，宿南城道院。”归仁县的地点在现在的昌图县四面城古城，他从荣安县出来到归仁县用了一天时间，也就是说，荣安县所在，理当在昌图县四面城和康平小塔子古城两座城址中间的位置。荣安县所在的大概区域可以确定，但这个区域未免有些太过宽泛，还要细细考出具体地点才好。

《辽史▪地理志》中对荣州的记载简略得都不能再简略了，只记了“荣州”二字，其他任何多余的字也没有，这给考察荣州的位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辽史▪地理志》记“荣州”二字，它的前面是肃州和肃州辖县清安县，接着是安州。肃州是现在昌图县马仲河镇粮库古城址，清安县和州城在一个位置；安州是昌图县四面城古城址，荣州的后面记得是“率州”，也只记了两个字，别的没有任何信息。《辽史▪地理志》记载和介绍州县名的时候，有一个规律，即相邻的两个或几个州城额实际地理位置也是相邻，如荣州前面记载的肃州和安州（昌图县马仲河和昌图县四面城）、辰州和庐州（营口盖州和营口熊岳）、贵德州和沈州（抚顺和沈阳）、银州、同洲、咸州（铁岭、开原中固、开原老城），等等，都是如此。结合王寂《辽东行部志》记录自己从庆云（郝官小塔子古城）出来先到荣安，接着再到归仁（昌图县四面城）的路线，可以认定《辽史▪地理志》是存在将相邻两个或几个州城按地理位置顺序依次排列这样一种编写成例的。荣州位置所在，肯定是在小塔子城址的北边。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是，王寂离开庆云后没过辽河，也就是说，这个荣安县到底是在辽河的东岸还是西岸，这是一个大问题。设如辽代荣州、金代荣安县在辽河以西，那么位于康平县郝官屯小塔子古城以北的两家子，北四家子两个乡就应该是辽代荣州、金代荣安县所处的大致区域。

关于荣州是否在辽河以西，《金史▪地理志》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金史▪地理志》记载咸平路下有咸平府，咸平府下辖八个县：铜山（今开原中固）、平郭（开原老城）、新兴（铁岭凡河新兴堡村）、庆云（康平郝官小塔子村）、清安（昌图马仲）、荣安（康平北四家子六家子）、归仁（昌图四面城）、玉山（其地待考），而且在“荣安”条下，特别标明“东有辽河”四字，有这四个字做史论依据本不该在荣安在辽河以东还是辽河以西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然而清代人编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却说辽代荣州在辽河以东，这应当是误记，还是应以《金史》记载为准。

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康平文物普查队抽调铁岭地区（当时铁岭的市级行政区划名称为地区）所属各县文物干部对康平全县进行文物普查。当时负责康平县两家子、北四家子两个乡镇文物普查的，是从铁岭县文化馆文物组调来的一个老同志，在普查结束的汇报会上，他曾说在他负责的这两个乡中的一个老乡家院里见到过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荣安”两字，他当时还用随身带的相机把这块石碑拍照下来了，但让他具体说明在这两个乡镇中的哪一个乡镇、哪个村子发现的这块石碑，拍的照片又在哪里时，他却说不清了，无论后来怎么回忆也忆不起来那块有“荣安”字样的碑是在哪里看见的了。现在这位老同志早已去世，这么重要的发现就这样与辽北考古失之交臂，说来真是件遗憾的事情。但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也非常珍贵，这个老同志负责的是康平两家子和北四家子两个乡的文物普查工作，也就是说，荣安这地方就在两家子乡和北四家子乡两个范围之内，这个线索深入研究辽代荣州，金代荣安县划定了必要的寻找范围。辽代荣州位置在辽河以西，金代明昌元年王寂兄庆云出来去荣安，并没有渡过辽河，可以确定，他是在荣安住了两宿之后，第三天（辛酉，三月初六）才过辽河去往归仁县（昌图四面城）的，这就为确定辽代荣州，金代荣安县划出了大致的范围。2007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康平文物管理所的专业人员怀揣着要认真找一找辽代荣州的理念，在两家子乡、北四家子乡两个乡所属各村进行了细密的调查和走访，但结果除了比1980年那次普查多找出了几处辽金遗址外，可以证明为州城行政建置所在的辽金城址却一处也没有发现。辽代荣州到底在哪？

史料记载、田野调查和逻辑分析都确切无疑地证明辽代荣州就在康平两家子和北四家子两个乡境内，没有城址发现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把认定荣州的思路再放宽些。荣州虽然也是个州城，但辽代州城不一定非得必须都有城墙，有的州城就没有城墙，这样的例子在田野考古调查中也有所见，举个不远的例子：开原中固是辽代同州所在地，很多资料都有详细记载，甚至还有同州与相邻州城的里距数字记录，但多年来在中固却没有找到辽金的城址，只有明代相当于千户所级别的一个城址，城中也没有辽金时期时期的遗物残留，而只是明代建成的一个千户所城。考古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就是因为它逻辑的严密性，它是一门实证科学，没有因为它逻辑的严密性，它是一个一门科学，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证明，要论证一个论题是无以服人的。中固村古城里没有找到辽金时期的遗物，就不能确定这座城是辽金时期的古城，也就不能证明这里就是辽代的同州。考古人员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现在哈大铁路以西的中固镇新屯村一块平地里找到一处大型辽金时期的遗址，从遗址残存遗物的丰富程度和遗址所在位置以及史料中同州城与其周邻州城的里距记载判断，这里就是史料中频频出现的辽代同州城址。没有城墙这里也是一座州级建置所在，就这样，辽代同州的位置得以确定了下来，并且也得到了考古和历史学界的认同与承认。辽同州城没有城墙而只以今天所能见到的遗址面貌出现的例证，给我们考证辽代荣州城提供了一个启示：既然可以确定辽代荣州就在现在的康平两家子和北四家子两个乡境内，而这两个乡境内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至今仍未找到辽代荣州所在形式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原有城墙，因为某种自然或人为的原因，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看不见了，所以找不到；另一种可能就是如同州的情况那样，根本就没有城墙，当初建置的时候，只是这些人被迁徙集中到了一起，便开始筑屋打井耕种，没有闲暇或根本就没有打算还去筑什么城墙之类，所以今天也找不到。

这个思路打开以后，再来检索两家子和北四家子两个乡的文物普查档案，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两个乡各有一处大型的辽金时期遗址：两家子乡戴家窝堡村一处、北四家子乡六家子村一处。两个遗址中，考古队员都采集了很多的陶器和瓷器标本，都是当时生活的必需品，但两处遗址中总要确定一处为辽荣州，到底是哪处呢？

戴家窝堡遗址位于康平县两家子乡，遗址就在村南的一块平地上，紧邻村居住宅。戴家窝堡遗址在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被确定为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址，咨询其原因，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王允军告诉笔者，这里的布瓦纹发现很多，瓦是建筑构件，瓦多，意味着建筑多，这是毋庸置疑的。辽金时期，布瓦纹已经普遍出现在当时的建筑物上，除建筑物的瓦之外，作为辽金时期遗址中常见的瓷器、陶器残片也都有标本采集。遗址面积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50米，西部偏高而东部略低，是一处面积颇具规模的辽金遗址。

两棵树遗址位于康平县北四家子乡六家子村西约200米的一处同样也是西高东低的偏坡地上，在靠东北的地方，有一处不知谁家的坟地，坟丘旁，两株古榆相伴陪护着长眠于此的逝者的灵魂，在一片旷野上，这两株古榆未免显得有些孤单，“两棵树”地名大概就是因此而得。

地表发现的遗物与在一般辽金遗址中所见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这里遗物较其他遗址要丰富许多，即使是在农家都使用了可以将作物根茬打碎的，使遗迹中陶片标本也成为作物根茬陪葬的今天，各种陶瓷残片在这里仍是俯拾皆是。白瓷片、铁锈花瓷残片、碗底、灰陶口沿、器物壁残片、器底、黑秞缸胎残片……丰富的遗存让人不难想见千年前这里曾经有过的繁盛往昔。而对判定荣州城址所在最具意义的，是遗址北、西、东三面环形的墙形丘岗。说是墙形，是因为这三面丘岗如臂弯般将遗址挽在怀中，状若“凹”字，如不注意观察，极容易使人产生这里就是城墙的错觉。王允军介绍说，二十几年前，县文管所前所长张少青老师在世时，就曾带着他拿着探铲--“洛阳铲”，对这里的墙形丘岗做过钻探，足见这凹形丘岗与城墙墙体酷似的程度。天然的城址模样，当年的契丹人或被强迁来的汉人来到这里，肯定会对这样的地势给予由衷的赞叹：真是天赐宝地：这凹形的地势，免去了想定居于此的人们多少筑墙的辛劳啊，只是东面平川一片，对着不远的公河，公河以东再走个十余华里，就是自北向南流淌了千万年的滚滚辽河，过了辽河，就是昌图县的大四家子镇，大四家子距四面城镇还有近20公里的路途，村委会的罗主任告诉我们这块名叫“两棵树”的地块，虽在偏坡上，却因地中原来有井可以灌溉，而成为距村里最远的一处水浇菜园。早年，村里的人们曾在这里挖出过铜镜，还有一些完整的陶盆瓦罐之类，现在也早已无存。

罗主任关于“两棵树”地块古井及出土物的话，让人对这处遗址的性质不禁生出这里莫非就是辽代荣州的联想。据经验，辽北上千处辽金时期生活居址中，除城址外，一般居址出土铜镜的现在几乎没有，这并不是说当年住在城外的人不使用铜镜，但至少铜镜出土地据现有发现都在城中。这与古井的发现可谓是交相互证，异曲同工，如今六家子“两棵树”菜地的主人或许并不知晓，他们使用的这口古井，竟然是早在上千年的辽金时期就已凿就的一口水井，是一口名副其实的古井。

和两家子乡戴家窝堡遗址比较起来，显然，北四家子六家子两棵树的条件更为贴切。首先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天然成就的凹形丘岗足当城墙；二是两棵树遗址的面积也比戴家窝堡遗址面积大，这里东西长是500米，南北宽约300米，遗址面积更符合作为城址所应具备的条件；三是两棵树据郝官屯小塔子城址和昌图四面城城址各约30公里，就古代骑马旅行者来说，这样的距离应该是恰到好处的歇息之地，而若把两家子戴家窝堡比作荣州荣安县，不但遗址面积有些欠缺，其与郝官小塔子辽祺州仅20公里未免太近、与昌图四面城辽安州达40多公里又未免太远。再虑及两棵树遗址中曾经有过的铜镜等重要文物发现的情况，综合诸多相关因素，将北四家子六家子村两棵树遗址考定为辽代荣州、金代荣安县治所更为合理。在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经由两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比这里更能体现辽代荣州的地方暂时是没有取代者了。追寻当年王寂的脚步，这里就应该是人们已经苦苦寻觅了多少年的荣安县故址，王寂的《辽东行部志》一首将鱼放生的诗作确定了祺州所在，从祺州出来北行，在当时荣安县停驻两日，日记中全是鉴赏古籍、欣赏画作的感怀。老先生唯未曾想到，多年以后他日记中的每一个字都成了探寻他经由之地的考求线索，王寂灵下有知，一定会懊悔自己当年没能将城城间距交代清楚，河东河西指示确切，以至让后人费尽心力寻求答案的深深遗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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