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荐书丨《气候变暖与人类未来》

书名：《气候变暖与人类未来》

作者：[美]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e）[美]安东尼·布罗科利（Anthony J. Broccoli）

译者：魏科 郭晨昦 等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出版社：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为什么地球表面变暖的程度在不同的半球有所不同？

为什么尽管全球降雨总量增加，干旱地区的干旱却变得更加频繁？

为什么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会导致对流层温度上升而平流层温度下降？

真锅淑郎和布罗科利讲述了科学界是如何理解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的，以及气候模式如何对这些重要发现起到了重要作用。两位作者详细展示了大气科学家如何使用气候模型开展虚拟实验，研究大气、海洋和陆地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他们将这些研究作为基础，更广泛地讨论了人类导致的全球变暖，以及全球变暖的未来可能发展方向。

推荐序

真锅淑郎为气候敏感度研究奠定基础

丁一汇

中国工程院院士

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十分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繁荣。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在未来将如何演变。早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立之初（1990年），全球的相关科学家就开始撰写第一版全球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在这之前发表的众多相关科学著作中，真锅淑郎先生的研究论文是最受上述委员会科学家重视的论文。当时除认识到温室气体的排放对未来全球气候的影响程度之外，更重要的是需了解气候的敏感度问题，即全球未来温度的变化对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响应程度。真锅淑郎的研究工作为气候敏感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的研究阐明了全球气候对人类排放的不同温室气体的温度响应程度（见本书第6 章，这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由此，人们认识到不同的温室气体对于全球大气的增温程度和分布是不同的，从而深刻地增进了人类对排放的温室气体种类、浓度以及各种生命对温室气体增温潜力的了解，为以后减排行动的开展提供了先导性的决策依据。

真锅淑郎博士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对复杂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通俗的阐述，避免使用大量专业化的数学和物理公式，这对于更广泛的读者十分有益。有兴趣的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可以很好地了解到为什么我们的地球会变暖，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为什么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因，在这个过程中，海洋又起到什么作用。

本书的译者是几位热爱气象科普工作的青年气象研究人员，他们的译文流畅、通俗易懂，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从中，我们可以获知我们自己居住的地球现在与未来的气候会怎样变化，我们将如何适应和应对其变化，并据此使人类社会获得可持续性发展。这不但对我们这一代，而且对我们的后代都十分重要。

最后也感谢陶诗言基金会郝爱群女士对本书翻译工作的热情支持。

谈真锅淑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国雄

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9年到1991年，我以高级访问教授的身份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普林斯顿大学的大气和海洋项目是其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合作的产物。对于国外访问人员，普林斯顿大学会安排一个顾问负责联系与沟通和合作，真锅淑郎当时是我的顾问。中国有好几位气象学家都在那里访问过，像曾庆存先生、巢纪平先生等，叶笃正先生是第一个去的。叶先生在美国气象界的名气很大，他是芝加哥学派领袖卡尔—古斯塔夫·罗斯贝（Carl-Gustaf Rossby）的高徒。罗斯贝曾在1949年专门为叶先生发表的关于大气频散的论文写过评语，说他的数学基础非常好之类。叶先生那篇动力学的论文非常著名，他和约瑟夫·斯马戈林斯基（Joseph Smagorinsky）还是好朋友。斯马戈林斯基也是位传奇科学家，他参与了全球第一次数值天气预报，是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创立者和领导人。1981年，斯马戈林斯基特地邀请叶先生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叶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所长。1982年叶先生在访问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期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他没有完成访问就回国上任了。

真锅淑郎对叶先生也非常崇敬，两位大师可以说是相互欣赏，经常切磋交流。叶先生思路非常开阔。当时大家对海洋的记忆及其对气候的延迟响应已经有所了解。叶先生提出土壤记忆的问题，他与真锅淑郎、托马斯·德尔沃斯（Thomas Delworth）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利用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模式，在初始时把全球的土壤都灌满水，看看陆面对气候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结果发现土壤也有记忆，记忆时间大概是几个月。这项工作是非常早的研究，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后来英国科学家贾森·朗特里（Jason Rowntree）做了类似的工作，证实了土壤记忆约为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研究青藏高原如何影响东亚夏季风，也证实了土壤记忆的时长。

科学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很勤奋的科学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早起上班，晚上加班，非常勤奋和辛苦；一种是依靠天赋和思维敏锐度的科学家。真锅淑郎属于后一种类型，他当时几乎每天下午要游泳和跑步，生活非常有规律，花在运动和生活上的时间确实不少。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两三个人花个把小时。中午我们吃完饭，从校园到食堂要散步一段路。

真锅淑郎是思维非常敏锐的科学家，靠的是高效率。在普林斯顿几乎每周有一次学术报告，要么是来访的学者，要么是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科学家做报告。他每次都要参加，并坐在第一排，经常斜靠着椅背，有时候闭着眼睛，看着像在睡觉。实际上不是，他一直在专注地听。他在睁开眼睛问问题时思维会非常敏锐，此时往往是普林斯顿大学学术讨论的高潮和精华。

在气象模式的发展中，积云对流是其中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气象模式是格点化的，当时网格距达到100千米的数值模式精度已经是非常高了，大多数只有几百千米。积云对流尺度小，局地对流发展造成降水，模式根本分辨不出来。大家都在想办法，但最早提出解决方案的就是真锅淑郎，这说明他很聪明。他把极其复杂的过程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一般在大气中决定降水和对流的一个重要因子是相当位温θe。一般来说随着高度增加，当水汽很多的时候，θe减小，用气象学术语来说叫作对流不稳定。对流不稳定就会形成一朵朵云，绵延几十米、几百米甚至几千米，台风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云包。在网格上百千米模式里怎么表示积云对流？真锅淑郎想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对流不是源自大气底下的气流不稳定吗？θe随高度增加本来应当增加，但对流的时候变成了随高度增加而减小。这说明底下的水汽太多了，于是大气调整自身达到稳定，一层一层往上调，不稳定的大气就把过多的水汽释放出来形成降雨。随着一层一层调整，上面的θe增加了，直到上面稳定了，降水就停了，这被称为对流调整方案。这方案到现在有的模式还在用，我们的模式早期也用过，其结果比很多对流参数化的效果还好。这个例子说明真锅淑郎考虑问题能抓住本质，简洁明了。

1989年，我到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从事访问研究是由叶笃正先生推荐的，当时我刚从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回国不久，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时任主任伦纳特·本特森（Lennart Bengtsson）也推荐了我。1991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随即我们邀请了荒川昭夫来访问。1993年真锅淑郎和英国的约翰·格林（John Green）来我们的实验室讲课，那是真锅淑郎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大家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很兴奋。格林和真锅淑郎两个人都很活跃，跟中国的科学家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2000年，我们在上海主办了一个气候环境的国际会议，邀请真锅淑郎来大会主讲。最重要的一次是2005年，当时我作为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IAMAS）的副主席，筹备了该协会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大会。这次科学大会被公认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会，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著名的科学家，像罗伯特·E.迪金森（Robert E. Dickinson）、麦文建、廖国男、布赖恩·J. 霍斯金斯（Brian J.Hoskins）、真锅淑郎等。那一年正好是叶笃正先生90寿辰，所以我们专门开了一个特别分会庆祝叶笃正先生的成就，请各个领域的科学家来交流。当时这个分会的主题就是“从大气环流到气候变化”（From General Circulation to Global Change），正是叶笃正先生的两大贡献。在北京期间，真锅淑郎专门做了几个报告：IAMAS科学大会报告、给叶先生祝寿的报告、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LASG）成立 20周年的报告（1985—2005年）。会议期间叶先生还专门邀请真锅淑郎和霍斯金斯到家里做客，真锅淑郎跟我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真锅淑郎的访问也确实推动了我国大气科学的发展。例如，在模式发展方面，我在1989年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跟他讨论了当时由LASG最早自主发展的一个包含两层大气和4层海洋的耦合模式，该模式参与了最早的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的模拟。他表示能够独立创造非常好，建议我们要发展几个有特色的模式，特别是海洋模式。国际上当时都是海洋表面具有大气强迫的刚盖模式，LASG的科学家把这种模式改成了自由表面模式，即海洋表面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个工作做得很不错。真锅淑郎建议还是要发展多层模式。我告诉他关键是没有计算机，因为当时美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在高科技方面对中国严加控制，我们买不到像Cray 1这样的计算机，甚至连要报废处理的Cray 1都买不到。他说你们要克服困难，两层模式尽管很有研究价值，但是用两层资料来表示地（海）表信息很不准确，你们将来要搞海气耦合和陆气耦合就存在比较大的困难，多层模式反而比较容易。真锅淑郎还建议，你们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除当时两层的格点模式以外，还应当发展谱模式。我1991年回国后，跟叶先生和LASG的时任主任曾庆存先生都汇报了，他们也表示支持。LASG从此开始发展多层模式，开始做GAMIL和SAMIL，其中GAMIL是格点模式，SAMIL是谱模式。真锅淑郎是我们学术委员会的学术顾问，除了访问和讲课，他在具体的数值模式发展上，也曾经给我们一些好建议。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专家跟我们的交流为我们实验室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真锅淑郎先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确实是很令人振奋的事情。大气科学算是物理学科里的一个小分支，但诺贝尔物理学奖竟然授给了两位气候学家——日裔美籍的真锅淑郎和德国的克劳斯·哈塞尔曼（Klaus Hasselmann），这说明了现在社会对气候学的重视。大气科学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已经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诺贝尔奖授给两位气候学家，既肯定了他们在气候数值模拟研究这个复杂科学领域里的贡献，也向我们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努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报纸曾经把真锅淑郎称为“温室气体之父”，那个时候“全球变暖”这个词还没有那么流行，甚至80年代有一段时间“核冬天”这个词还流行过。真锅淑郎的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讨论的是二氧化碳浓度增高产生的气候影响。二氧化碳能够吸收地面发射的长波辐射，像大被子一样盖住地面，使得地球无法释放长波辐射能量，从而导致底层大气变暖，真锅淑郎的理论就是用长波辐射的理论来研究的。真锅淑郎的长项是长波辐射研究，他在日本的时候跟他的导师正野重方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他这方面的基础很牢固。现在的气候模式还是利用二氧化碳的这些吸收特性，这种模式就基本上出自真锅淑郎最早提出的理论，区别在于现在的模式不止是单柱的，还要受到平流过程的影响。平流过程在各个模式之间有差异，这就造成了不确定性，不过总体结果与真锅淑郎早期的单柱模式结果非常接近。理论上讲，他得出的2.5℃左右的气候敏感度的数值在单柱模式里是有严格标准的，但受到大气环流的影响后，有的效应比它低一点，有的效应比它高一点，不过都在这个范围内，因此结果比较一致。

真锅淑郎强调科研中的好奇心，我非常赞同这点。我也经常跟学生讲，在对科学的追求上，好奇心和求知欲非常重要。如果对一个问题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你就有动力去解决它。好奇心是激发科学家探索发现的驱动力。我前面提到的积云对流很复杂，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谜题，是很难啃的骨头，但真锅淑郎偏要去啃。后来想想答案也很简单，不稳定不就是因为底下水汽太多了吗！让大气抬升凝结降雨，降掉多余水汽以后就变稳定了，能量释放出来，大气又被加热，所以就一层一层往上调。在描述马登—朱利安振荡（MJO）这样的低频振荡的过程中，水汽也是从底下释放的，这对低空的加热效果很强，对MJO的形成很重要。

好奇心给你一种信念，你就有一个动力去做事。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小的时候我听母亲和老人讲一些故事，如关于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等，觉得很神奇，觉得非常奇妙，所以上中学的时候参加气象小组，到气象站去看百叶箱。那时候我在小县城看到现代化的科学仪器，如温度计、百叶箱里头的仪器等，觉得很神奇，一直认为研究气象会有很多乐趣，后来报了三个气象志愿，最终走上了气象研究之路。“目标始终如一。”《自白》中马克思对其女儿以此形容他自己的特点。有了好奇心以后，任何诱惑都不会使你放弃最初的追求。

大气科学是地球科学中理论方面较成熟的领域，这是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气象观测站形成了全世界的气象观测网，充足的资料和数据使大气科学在20世纪迅猛发展起来。然而最近这些年，其他地球科学领域也快速成熟起来，而大气科学领域的发展缓慢。这一现象正在改变，大气科学引入化学领域产生了大气化学，引入辐射领域产生了大气物理学；同时，经济学领域也在讨论气候变化。大气科学领域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地质领域在讨论生物地质学（地质生物学），生物地质学推动了地质科学的发展，现在很多年轻科学家在研究地质的演化过程中生物到底起到什么作用、生物对地球气候起到什么作用。生物气候也正是真锅淑郎感兴趣的领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谜题，它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那就是PM2.5对我们的呼吸有什么影响。气候模式里有生物气溶胶，微生物跟气溶胶都是微观的，而气象是宏观的，当两者紧密联系时，生物过程就会通过环境影响到绿色植物，影响到动物的演化过程，从而对气候产生影响。

真锅淑郎提到未来生物气候可能大有发展，我认为大有发展的范围可能更广泛一些，不管是天气、气候还是大气环境，都可以和生物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希望未来在生物气象学领域也有人获得诺贝尔奖。

译者序

大气科学研究中的“老顽童”与“乔丹”

魏科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05年，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九届科学大会，彼时正在读博士研究生的我充满激情，穿梭于国际会议的各个会场，认真听报告，举手提问题。坦白地说，那时候我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有限，并不是很了解报告人的级别和名望，觉得有疑问就要提出，是标准的“初生牛犊不怕虎”。

某天的会议期间，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举办了记者招待会，由大气界的顶级科学家回答国内外记者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我和几位同学也去了会场，组织者误以为我是某个英语还算流畅的记者，便邀请我到第一排就座。彼时，真锅淑郎先生就坐在我对面。我不认识坐在对面的大多数科学家，但看过真锅淑郎的文章，也听导师黄荣辉院士介绍过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年的问题确实比较难答：请问，既然全球变暖了，那为什么南极的海冰还在增加？这是不是反对气候变暖意见者可以用的证据？

对面的几位科学家听后面面相觑，感觉到提问者来者不善。真锅淑郎先生回答了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的英语里还带着些许日语口音。我那时沉浸在问了个“尖锐”问题的喜悦里，没有完全听懂他的回答，但是结论我知道了，他认为南极海冰增加与全球变暖并不矛盾，相反，这是全球变暖的结果。

很多年后，当我认真研读并翻译真锅淑郎这本《气候变暖与人类未来》时，我才真正理解，对于当年那个问题，真锅淑郎先生给出了最权威的回答。在那次会议之后，真锅淑郎顺便来访大气物理研究所，并参加了叶笃正先生的90寿辰。真锅淑郎风趣幽默，对中国非常友好。20世纪 80年代，中美开启学术交流的时候，叶笃正院士、曾庆存院士、吴国雄院士、巢纪平院士等都先后访问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据吴国雄院士介绍，真锅淑郎非常敬佩叶笃正先生。叶笃正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芝加哥学派领袖罗斯贝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是国际公认的大气动力学家。真锅淑郎访问中国的时候，总要到叶笃正先生家里拜访。

我曾经和另外一位数值模式大师林先建先生讨论过真锅淑郎。林先建先生被《科学》杂志称为“气象大师”（Weather Master），目前全球几乎一半的气候模式和天气预报模式都在使用他提出的动力框架。他是真锅淑郎先生在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学生兼同事，作为武侠小说发烧友，他认为退休后的真锅淑郎更像是武侠小说里的“老顽童”或者“一灯大师”，风趣幽默又纯真开朗。这个观点得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哈里·索科洛（Robert Harry Socolow）的认可，索科洛也认为他是个老顽童，这说明真锅淑郎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快乐。

老顽童很受大家的欢迎，朋友和同事们亲切地称他为Sukia。朋友圈流传着一个关于他的有趣轶事，据说他退休后，不喜欢别人寄信过来打扰自己，就做了一个刻有“已逝”（Deceased）的图章，把来信盖章退回。想必给他邮寄广告和传单的公司也是哭笑不得。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真锅淑郎就是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数值模式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此后的30余年，直到1998年退休，他是世界上领导气候模式发展时间最长、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学界领袖。真锅淑郎经历了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大气环流模式和耦合模式的研发，见证了数值模式从天气预报领域发展到气候变化领域，也见证了全球变暖从他论文里的理论变成了现实。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托马斯·德尔沃斯（真锅淑郎的学生）把真锅淑郎比作气候研究领域的迈克尔·乔丹。乔丹把美国甚至全球的篮球水平和篮球行业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并成为篮球界的标志人物，真锅淑郎则把气候变化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正因为这种对学科的推动，以及对气候变化的物理问题的深刻阐述，真锅淑郎先生获得了20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年他获奖是因对“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大气运动就是这样的复杂物理系统，时空跨度非常大。从时间尺度来讲，大气系统既有仅为几分钟的扰动，也有几天的天气过程，甚至还有数万年以上的气候变化，时间尺度跨越了7～8个数量级。从空间尺度来讲，大气系统有半径几十厘米的尘卷、半径数百千米的台风，甚至尺度达到数万千米的行星尺度波动，空间尺度跨越了 6～7个数量级。

尺度来讲，大气系统有半径几十厘米的尘卷、半径数百千米的台风，甚至尺度达到数万千米的行星尺度波动，空间尺度跨越了6～7个数量级。

在这一过程中，真锅淑郎创造性地引入了“对流调整”方案，使大气的相对湿度基本保持不变，当低层温度过高导致垂直温度递减达到超临界时，将其调整为对流中性状态，并保持总能量不发生变化。这种方案考虑到了对流过程中潜热释放对热量的输送和对中高层大气的加热作用，最终使大气处于辐射—对流平衡状态。这样简单的模式竟然模拟了大气温度真实的垂直廓线，并且非常准确地预测了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全球变暖（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预测）。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证明了他当年的理论。

可以说让真锅淑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全球变暖研究只是其研究的副产品，他醉心于发展数值模式，从单柱模式到三维模式，从年平均模式到季节循环模式，从大气模式到海—气耦合模式，再进一步到海—陆— 气耦合模式。利用这些模式，他的目光穿透亿万年的迷雾，清晰地看到了地球历史上气候变化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真锅淑郎是幸福的，他醉心于自己的研究，并在研究之余穿过普林斯顿的校园去游泳。吴国雄院士说他很会享受生活，专注于科学探索，乐观而纯粹。2021年10月6日，在普林斯顿大学为真锅淑郎召开的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真锅淑郎向世界揭晓了他幸福的根源。他充满深情地感谢自己的“老板”斯马戈林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初，斯马戈林斯基摒弃战后国际合作的仇外心理，给予真锅淑郎百分之百的支持。斯马戈林斯基还给真锅淑郎招募了很多编程人员，使他能够全身心投入科学方面的思考，专注于诸多物理过程的模式表达，而不需过多参与模式代码的编写。

还有一点最重要，斯马戈林斯基是一位传奇人物，是最早参与1950年在世界第一台计算机（ENIAC）上进行第一次成功的数值天气预报实验的学者之一。他具有强大的游说能力，能出面游说美国气象局和国会，为数值模式研制争取到充足的经费和超级计算机支持。在新闻发布会上，真锅淑郎忍不住感慨：“我可以在研究中做任何事。我的老板很慷慨，让我做任何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争取到了所有超级计算机经费，我从来没写过任何一个项目申请……”

作为科学家，一辈子没写过项目申请，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一个传奇。“老顽童”周伯通需要全真教创始人“中神通”王重阳的支持，才可以过纯真的生活；而篮球界的“飞人”乔丹也需要NBA史上最伟大的教练、绰号“禅师”的菲尔·杰克逊的打磨，才可以独步天下，成为“篮球之神”。所以不得不感慨，成功需要天赋，更需要具有让天赋能够充分生长的土壤。当科研人员一遍遍用尽心力打磨一个个项目申请书，填一个个表格的时候，我耳边总是回荡起韩愈那句话：“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时常会听到别人问，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最杰出人才？这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问：我们的斯马戈林斯基在哪里？我们的菲尔·杰克逊又在哪里？

《气候变暖与人类未来》在美国是一本研究生的教材，为了本书的翻译，我还邀请了业内几位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参与，包括赵寅博士、杨显轲博士，博士生李雅迪、陈可鑫和于小淇。他们在气候变化、海气耦合、数值模拟、全球碳排放、东亚季风等领域都有所建树。为了避免专业人士将句子和段落翻译得过于学术化，我还邀请了郭晨昦先生进行审校和统稿。他曾经是青岛国际院士论坛的翻译团队成员，并参与了 APEC青岛会议的翻译工作。通过合作，我感受到了青春的气息，也感受到其实人才无处不在，我们需要更多“伯乐”和战略科学家。

真锅淑郎为我们揭示了气候变化的奥秘，预测了气候变化的趋势，但是正如他所说的“制定气候政策往往比做出气候预测困难1000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比了解气候变化难1000倍。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每个人的个人成长可能也是这样吧，遵循科技进步和个人成长的规律来做事情，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上加难。

目录

前 言 如何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第 1 章 温室效应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第 2 章 早期研究与二氧化碳翻倍实验

第 3 章 构建三维大气环流模式的第一步：一维垂直柱大气模式

第 4 章 大气环流模式的演变：从UCLA模式到GFDL模式

第 5 章 基于大气环流模式的早期数值实验

第 6 章 确定气候敏感度：气候科学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

第 7 章 冰期—间冰期差异：最有希望的一条研究路径是跨领域合作

第 8 章 海洋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热惯性、海气耦合模式

第 9 章 寒冷的气候与海洋深层水的形成

第10 章 全球水资源供应的变化：加速的水循环

后 记 用“简单的”气候模式探索复杂的气候变化

致 谢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真锅淑郎

现代气候模型奠基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学士院外籍院士，加拿大皇/家学会外籍院士。

1958年于东京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958—1963年，在美国气象局大气环流研究部担任研究型气象学家；1963—1997年，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担任高/级研究型气象学家。现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大气科学。

安东尼·布罗科利

美国罗格斯大学环境科学与生物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杰出教授。研究兴趣为气候动力学。

魏科（译者）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平流层-对流层相互作用、东亚季风、极端气候灾害和大气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青促会会员。

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 ◆ ◆

编辑邮箱：sciencepi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