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图片源自网络）
“正史+野史”融合构筑的“宏伟史诗”
——读黄亚洲长篇报告文学《百年蝶变》
□卢江良
跟黄亚洲老师认识将近二十年，期间收到过他的多部著作，可一直没为他及他的著作写过任何文字。以我们相熟的程度，出现这样的情况，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不过，不写自有原因——以黄老师在文坛的地位，为其写述评的可谓多也，笔者所从事的并非文学评论，担心写不到位，所以始终不敢轻举妄动。前些日，再次有幸收到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百年蝶变》，认真拜读之后，觉得颇有话想说，便写了下面这些文字。
《百年蝶变》书写了嘉兴自1921年至2021年百年的历史。从1921年这个时间节点写起，显然已确定了这部著作的定位——它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演变史，而是一部渗透着“红船精神”的城市发展史。事实上也是，这部著作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作为红船启航地的嘉兴在遭受种种苦难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姓命运、城乡面貌、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并迈向共同富裕的壮阔历史。
我们印象中，大凡书写国家与城市命运的著作，一般都会采用宏阔的叙事手法，以鸟瞰式视角，全面展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然而，这部著作明显有些不同，它既有宏观历史图景的铺展，又有典型事件、名人故事的特写，还有最基层乡村、最底层人物命运的聚焦，以此呈现社会历史的整体变迁和诠释国与家、城市与个人的命运，让读者在细微处，真切感知一个江南城市所体现的中国近现代历史。
譬如，作品第二章第一节《嘉兴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步，虽有雄心，却步履踉跄》，铺展的是宏观历史图景；第三章第二节《缘缘堂的焦黑废墟与丰子恺的“护生”理念》，是对名人故事的特写；第四章第四节《血吸虫病夺走了老夏头的性命》，聚焦的是最底层人物的命运；第六章第十节《“编辑部的故事”与编辑部前面马路的故事》，记录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如是种种，不同层面的题材深度纵横交织，真实而独特。
特别是“老夏头”一家的线性叙述，几乎每个章节都有体现。这种虚构的典型人物进入严肃的正史介绍，是一种新颖的写作手法，相信读过这部著作的读者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他们不认为“老夏头”是虚构的、杂取的，而认为是鲜活的、真切的、在杭嘉湖水乡扎扎实实呼吸着的。
其实，纵观中国历史，自古就有正与野之分。前者是以传记方式编纂的史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民族情感的主流意识；后者，在权威性严肃性方面不与前者比肩，但追求强烈的鲜活性，尽力贴近大众的阅读心理，同时，也不乏全方位地渗透个人的见解和判断，容易与读者同频共振。
我们看《百年蝶变》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者恰恰是将“正”与“野”两种历史叙述有机地融为一体，既具正史的权威性，又富野史的鲜活性，从而成就了这部用“硬核史实+风云人物+亲身经历”精心构筑的“宏伟史诗”。
在众多“城市史”“城市传”“城市志”的叙述中，这部城市百年历史的阐释，确实别具一格，使人眼前一亮。
那么，这部著作的叙述角度，何以会采用这种多线条行进方式？无疑，这与作者的“身份”相关。黄亚洲曾主持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多年，这种官方身份决定了他看视历史多采用宏观视角，譬如他著有长篇小说《日出东方》《雷锋》、电影剧本《开天辟地》、电视剧本《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代表作；但同时，他又是一名活跃于当代诗坛的诗人，已出版《行吟长征路》《我扶着大运河歌唱》《黄亚洲百诗精选三人评》等30余部诗集，看历史自有一种“诗史”角度，视线十分灵动。
因此，亦“正”亦“野”交相辉映，黄亚洲创作出这部别致的“城市史”，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2024.8.21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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