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从“舶来”到“出海”

话剧本是舶来品，起源于西方。经过一百余年的艺术实践，中国话剧已经成为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形式，其表现方式也日渐民族化、本土化。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话剧被认为是比较难走出国门的艺术种类，这是因为话剧非常依赖语言。同时，还要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对于外国观众来说，欣赏中国话剧的门槛是比较高的。但近十来年，中国话剧正逐步克服这些困难，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向世界戏剧舞台，其不俗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效果师郑晨（左）在话剧《茶馆》第一幕时与扮演常四爷的演员濮存昕一起制造音效。（图片来自中新社）

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话剧就开始了海外之旅。北京人艺的《茶馆》于1980年在德国、法国、瑞士等国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茶馆》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充满了浓郁的京味儿，它通过裕泰茶馆的兴衰展示了中国在半个世纪里的风云变幻。剧中人物众多，故事性也不强，这样的作品外国人能理解吗？但是，《茶馆》精彩的演出征服了西方观众，他们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中国话剧的魅力，称其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的圆满演出说明，外国人是可以接受中国话剧的，语言的障碍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近年来，话剧走出国门演出的频率越来越高，不仅演出剧目日渐丰富，而且海外观众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认为是重要阻碍的语言、文化背景等差异，随着世界对中国认识的加深，反而能吸引国外观众。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为话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走出国门的中国话剧，都不同程度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即便目前到海外演出的话剧有很多已不再刻意强调中国元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含有传统中国元素的作品确实更易为国外观众所接受。

在海外演出比较成功的中国话剧，相当一部分都是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古典名著。如田沁鑫导演的话剧《青蛇》取材于民间传说《白蛇传》，黄盈导演的话剧《西游记》取材于同名古典名著，黄盈执导的另一部话剧《黄粱一梦》源自中国的唐传奇《枕中记》，赵淼导演的《水生》改编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有一部分作品则主要表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事，如北京人艺出品的《司马迁》《李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杜甫》，表现张骞出使西域的《行者无疆》以及讲述北齐名将兰陵王传奇的《兰陵王》等。

还有一些作品，演出中着意突出中国文化元素。《戏台》由陈佩斯和杨立新联袂主演，讲述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发生在某戏班台前幕后的故事。在加拿大演出时，为了呈现出原汁原味的京味儿，导演精心安排了传统戏曲音乐的现场乐队伴奏。角色的登台、退场以及台词的朗诵均参照京剧的节奏和韵律，展现出中国话剧的文化自信。由张国立等人演出的《断金》亦是如此，该剧以民国时期的北京为背景，讲述了东安市场五十年中三兄弟的恩怨纠葛，剧中展现了老北京的风貌和人文风俗，包括老北京的礼节、建筑制式、服饰细节、商贩吆喝等，还原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生活画卷。

即使那些由中国演出的外国戏剧作品，也因夺目的中国色彩而获得成功。《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作品，导演赵淼在剧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身段和民俗元素，剧中的道具如拨浪鼓、扇子、旗帜、伞等，都具有中国古典演剧的特色，剧中出现的秧歌和跑旱船等元素不仅具有东方美，还具有高度的象征性。该剧在去年英国爱丁堡艺术节上获得了“亚洲艺术特别剧目奖”及“特别表演奖”，并在今年7月举办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上再次成功演出。

民族元素与现代审美相融打破语言壁垒

在走向海外的中国话剧作品中，民族元素与现代审美的交融是一大特点，这在作品的舞台设计、演员表演等方面均有体现。

舞台设计是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创作者常常通过视觉元素的融合、空间与色彩的利用、光影效果与动态布景的互动来为观众提供直观的感官体验。王晓鹰导演的《兰陵王》不仅在演员服装上巧妙融合了中国戏曲元素，其舞台设计更是采用戏曲中具有古代宫廷风格的结构作为背景，同时又使用现代的多功能简约钢架穹顶，有效接通了传统戏曲的“写意之美”与现代工艺的“质感之美”。去年，该剧作为中国希腊国际戏剧节的开幕大戏在雅典上演。

北京人艺的《司马迁》突破了传统历史剧繁复华丽的视觉表现手法，舞台背景只选择了多幅深色的汉代画像，这些画像随着剧情的推进缓缓转动，在剧终时翻转成为一面面具有金属光泽的巨大镜子，这些镜面呈现出强烈的西方后现代美学风格，寓意“以史为镜”点破题意。该剧曾在俄罗斯、罗马尼亚、法国等地成功演出，其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成功探索一直为观众津津乐道。

中国戏剧表演已有几千年历史，随着戏曲表演艺术的成熟，其形成了一套独有方式。中国话剧表演在发展中尽管接受了西方戏剧表演的理念，但更多融合了中国传统的表演手段，形成了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表演风格。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秀才与刽子手》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即真人与人偶同台演出。除了徐秀才、马快刀和栀子花这三个主要角色外，其他角色均为“人偶”，这些“人偶”由演员通过面具装扮、动作模拟来扮演，全剧展现出西方的人偶、面具艺术以及东方戏曲程式表演的巧妙融合。赵淼导演的《水生》没有台词，是一部纯肢体戏剧。剧中既借鉴了传统傩戏的表演手法，又融合了西方形体戏剧的语汇，以刚柔并济的肢体语言讲述神秘的中国梦境。黄盈导演的《黄粱一梦》尝试用中国传统戏曲的训练方法和表现手段，通过演员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将戏曲的身段、手势、步伐等融入现代戏剧表演。

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正是中国话剧所追求的舞台梦想。近年来，这些大胆探索的中国式话剧走出国门，为海外观众呈现了兼具传统艺术精髓与现代感的全新表演艺术。

努力寻找中外文化之间的共情与共鸣

在中国话剧出海过程中，除了彰显中国文化元素的话剧大放异彩之外，还有一些充满现代意味的话剧作品也获得了很多赞誉。

孟京辉导演的多部话剧曾在国外演出，向海外展示了中国现代话剧的风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恋爱的犀牛》，剧中有大量的北京俚语，剧情跳跃幅度很大，和常规戏剧完全不同。这些通常被认为是话剧海外演出中的不利因素，却并没有影响外国观众对作品的理解。此剧曾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美国等地演出，多次打破当地剧场上座率的最高纪录。

究其原因，得益于该剧对爱情这一人类共同主题的深入探索和演员充满激情的表演。剧中不仅展现了人物执着追求爱情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也有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热情与勇气的讴歌，能引起观众强烈的心灵共鸣。

可见，无论作品描写的内容是什么，创作者都应力求挖掘出作品的共情之处，即人类在生活中普遍面临的困境与感受：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情感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生。这可以在无形中拉近作品与观众的距离，收获观众喜爱。

要使中国话剧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广泛认可，我们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观众认同和接受中国话剧，我们需要努力适应海外文化的需求。这种适应不是简单的迎合，而是要寻找中外文化之间的共通点，找到与观众灵犀相通的地方，这是中国话剧能够跨越文化差异走向海外的重要途径，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之桥。（完）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永恩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