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村收棺记：对一个南方村落传播文化实践的深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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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展开一起农村棺木收缴事件，探讨农民信息行为背后的传播文化运转逻辑。通过考察事件中的信息流和村民的日常信息活动，本文发现基层组织的信息控制和村民的交往习惯共同形塑了事件的走向。一方面，当地村委营造了一元化的传播格局，藉由对政策信息的秘密化确立对事件的支配；另一方面，村民们虽然日常交往密切，但对其内容和功用持去政治化的保守态度，以致繁荣的人际交往未能生发出建设性的公共讨论。这种传播文化对基层治理而言有利有弊，但它对于地方的意义在于维系群体，成员们通过它与群体建立认同，获得与其他成员一致的生活方式。

作者简介

林羽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023300077）的资助。

一

缺席的“信息”

2018年，中国多地推行殡葬改革，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把农村居民家中的棺木收上来。是年4月，一个叫黄村的南方内陆乡村收到了收棺指令。某天一大早，黄村的街面上突然响起“镗——镗——”的锣声，伴随而来的是用扩音器循环播放的通知：村里要实行殡葬改革，各家要在四天内上交棺木，前两天交的每副棺木补贴2000元，第三天起减200元，第五天后不再补贴。之后仅用两天，这里的村民就上交了所有的棺木，过程之顺利出乎一众村镇干部的意料。第三天完成清点后，村委喊来挖掘机将棺木就地销毁，黄村人就这样率先告别了自己经年的传统。

围绕事件，笔者先后于2018年7月、2019年5月、2019年8月、2020年8月对黄村开展田野调查，累计时长四个月，通过对村镇干部、村民的访谈及结合文档、实物的三角检测（triangulation）获得了对事件经过的基本认识。总体来说，黄村收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8年2月至4月18日，这段时间是收棺政策的酝酿期。2月，黄村所在省民政厅发起专项行动；3月，市级部门向下传达殡改政策；3月30日，县政府召开工作会议，宣告实施方案；4月18日，镇政府召集全体村支书，向他们传达收棺指令；也是在这次会上，黄村被选为全镇的殡改试点村。第二阶段是4月20日至23日上午，这一阶段收棺政策正式进入黄村，但村民反应冷淡。20日，黄村村两委开会，重点讨论了鸣锣广播的内容；21日，宣传员上街通知；此后，除了22日一早的两户党员村民，再没有人来交棺。第三阶段是4月23日下午，此时事态陡转向好。当天午后，村民们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一车一车地向村头运来自家棺木；截至当晚共有90余户村民交来183副棺木，“村里大部分棺都交来了。”

调查也使笔者了解到事件内外的几个关键细节：第一，这个形成于清代的村子有着深厚的土葬传统，村民们奉行一句老话——“七岁办得百年材”——会提前数年为自己或父母置备棺椁。要他们交出自己看重的“寿材”，他们是不愿意的。事实上收棺期间，有个别妇女甚至悲愤而泣。第二，相较以往，民政部门为这次行动划拨了一笔专项经费，具体是每人每棺2000元的补贴，这一点在县、镇一级的会议上都曾得到明确。但在村民方面，置备棺木的花销普遍在每棺3600元以上，且村民内部分化大，少的一家三口才花费2000元，多的单副棺木就达5200元，补贴的作用极不均匀。第三，因为预感得不到村民的积极配合，一番商议后，村委对交棺补贴做了两处改动——在既定规则上追加了一个四天（截至4月25日）的上交期限和一个第三天减200元、第五天取消补贴的递减规则，也就是开头提及的鸣锣广播。第四，黄村人两天上交全村棺木的真实情况是，直到23日下午，也就是距离递减200元的期限不足12小时的时候，他们才突然密集交棺，以致当天下午缺乏人手的家庭甚至一时雇不到搬运师傅。第五，作为试点的黄村在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全镇乃至市县的一个孤例，这在盛行平均主义的农村极易招致不满。果然进入6月，当得知只有自己村子交了棺，村民们立时怨声载道：“别的村都没交，凭什么我们交？！”

在村民的抱怨中，对土葬的重申反映了他们对传统的高度认同，对补贴的牢骚表现出一种朴素的经济理性，而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信息”，并用它来解释这次挫折。他们的意思是，当收棺指令下来时，他们不知道有谁敢不交，不知道只有他们村要交，因为缺乏这些信息，他们才做出了违背心意的决定。在笔者与村民的第一次接触中，一位村民就曾叹道：“唉！（这）都是（因为）没有信息啊！”话音落处是众人一阵短暂的沉默。

村民的抱怨暗含着他们关于信息的基本认识，也暗示了收棺事件与传播之间的某种联系。由此，本文的经验问题是，村民抱怨缺席的信息究竟是什么？信息的存无在这起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有没有机会获得这些信息？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本文有意从两个脉络来审视上文经验——一个是农民信息行为研究，一个是农村人际传播研究，从既有研究中得出本文的研究思路。

（一）农民信息行为研究

农民信息行为是农民围绕信息资源自觉形成的信息需求、信息获取、信息利用活动，它根本上是现代化扩展到农村的结果。传播学内最早关于农民信息行为的研究应该是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1962）的“创新扩散”研究。但与国外学界由此跟进药物成瘾、疾病预防、生殖健康等知识的扩散（Rosenbluth，Nathan & Lawson，1978；Brink，Basen-Engquist，O’Hara-Tompkins，Parcel，Gottlieb & Lovato，1995）不同，国内学者第一时间从中汲取的是农业信息传播的问题（祝建华，1984；王怡红，1988）。这当中既有追随罗杰斯而继续考察农民对农业技术、营销手段的采纳情况（段鹏，2006；章洁，林羽丰，2011），也有借鉴受众调查的思路全面调查农民的媒介接触行为（方晓红，2002；岳琳，2012）。无论是哪种，围绕农民信息行为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因循了效果研究的传统，带有鲜明的发展主义色彩（郭建斌，2003a）。其中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民的信息行为被界定在媒介接触、信息接收的狭义范畴内，学者普遍关注农业信息的到达率，追求提高农民的媒介接触。今天看来，这种认识折叠了农民受众的内在丰富性。

随后其他研究领域的加入对这一形势做出了扭转。这些研究在延续特定主题的同时，凭借对政治过程、受众心理和社会关系的一贯重视重新展开了农民信息行为的内在维度。

近年来，围绕农民信息行为的研究正摒弃简单的信息接收观，转而强调农民在乡村传播中的主体性（沙垚，2015），或者说是农民信息行为的过程性，对农民的其他收受姿态及其源自乡土的社会文化因素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兴趣。由此，农民信息行为和乡村传播生态得到更加开阔的、人性化的观照（谢太平，2021），原先倒向发展主义的天枰开始向相对主义的方向回正。

（二）农村人际传播研究

另一条必须纳入考虑的脉络是农村人际传播，它已被反复证实是农村信息传播系统中最重要的渠道（谭英，蒋建科，陈洪，2005；吴飞，2008：97；张涛甫，2009）。而一旦我们展开农民的信息行为，势必触及他们之间的人际传播活动。

其实早在国内农村受众调查之初，研究者就将串门、茶馆、婚丧喜庆等农村特色的人际交往形式与大众传播并置讨论（祝建华，1984），但当时所做的仅仅是一个现象描述。随着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我们对村民间互动交往的形式与规则才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孙信茹，2001；郭建斌，2003b），并由此开始形成专门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在于，它充分卷入了关系、面子、传统习俗、民间信仰、口语、道德和宗族等乡土社会中的经典元素，也承受着公共空间、个体化、媒介化等现代性命题，透过它传播学有望参与解读中国最基层的社会生态。

虽然有研究注意到在一些农村大众传播的普及正在削弱人际传播的影响（陈新民，王旭升，2009），但在多数地区和诸多关键场合中，后者仍然在发挥着绵密而微妙的作用，有待我们的跟进讨论。立足农村场景的传播学研究都应考虑到村民间人际交往的机制和习俗，以整体的思维和地方的视角来理解每一次信息传递。

黄村收棺直观来看就是政府对农民的一次政策宣传，但将其化约为二元互动无疑忽略了村民收受信息的过程性而无法对个中曲折做出解释。不过，展开村民的信息行为却并非只是详实记录政策信息在村民间的流动轨迹，我们还必须有效指出这次流动在村民日常信息活动中的意义及其背后的一般交往原则，本文将这样一套围绕传播形成的一般交往原则称为传播文化（communication culture）。基于此本文的思路是，在经验分析上兼顾考察事件事实和日常信息活动，建立起常态对非常态、或然对实然的解释，并最终抵达对当地传播文化的整体理解。

三

收棺事件中的信息流动与

可能性反思

本文尝试将收棺事件放回到当地传播生态整体中去理解，既调查事件中的关键信息流，又考察村民的日常信息活动。前者能使我们勘定事发时存在和缺席的信息，后者有望为我们提供那次信息流动的背景。

（一）事件中的四支关键信息流

所谓“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是指信息从传播者流向收受者的路径和节点。这个概念最早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2011：128）、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1957）提出，描述的是信息从大众媒介经意见领袖抵达受众的“两级传播流”（two 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后续研究所做的一个主要修补是在传播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信息流和影响流（Lin，1971）。

而回看收棺事件，每个阶段都对应着一支关键信息流。在第一阶段，收棺政策完成了在行政系统内部的流动，即一般所说的组织传播过程。此时，政策信息（a）自上而下传递，在保持主旨一致的同时得到逐级细化，遵循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农村工作机制（《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2016）。进入第二阶段，政策发生了异变，多了一个上交期限和一个递减规则，构成了村民们实际面对的关键刺激（b）。而在第三阶段也就是村民集中交棺的时候，有关周边村落没有交棺的外围信息（c）开始酝酿，但直到两个月后才为村民所知并引发不满。

并且，这三支信息流内在关联紧密。a是b的前身，c是a定向扩散的派生物，a、c又分别与b存在冲突。设若a、b共存，村民在收到交棺通知的同时了解到并无所谓的截止日期和递减规则，那他们至少不会急于交棺；设若b、c共存，村民事中已知邻村都没交棺，他们有可能也不会交。可见，三支信息流的存在包含了一层彼此间相互区隔的关系。

至于村民缺失的信息，一则是作为b对立面的信息a，也就是收棺政策的原型；二则是未能第一时间流入村子的信息c，即村民抱怨的“不知道只有他们村要交”；三则是“不知道有谁敢不交”，即第四支信息流——村民们各自的交棺决定（d），它是直到23日下午举村交棺时才被互相知晓的。总体来说，激励交棺行为的信息b的存在与平抑交棺行为的信息a、c、d的缺席在2018年4月的黄村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耦合，当中任何一支信息流动的意外都可能造成黄村收棺不能如事实那样顺利完成。

（二）日常信息活动蕴含的信息可能性及其否定

在收棺事件之外，笔者对多户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村集体的社交活动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并于2019年8月组织访员完成了对192户村民的问卷调查（其中含47户交棺户），基本掌握了当地的日常信息活动。它们可以从活跃时段、发起和参与者、主要内容等方面做描述。

从表1中我们能总结出当地传播生态的几个基本特征：其一，这里的信息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由村委发起，村委几乎是所有下村政策的“把关人”（gatekeeper）；其二，根据村干部的过往经验，村委向村民传达政策的效果不错，虽然形式简陋、疏于管理，但村民一般都能在短时间内知晓政策信息，其背后是活跃的村民间私人交往；其三，以电视、手机为代表的现代媒介主要被用于满足村民的娱乐需求，这与国内外的田野发现一致（约翰逊，2005：148；郭建斌，2003b）；其四，当地并不缺乏便捷的交通和区位条件，但相比村民内部往来，村民与外界往来甚少；其五，村民间的交往活动频繁且形式多样，并且在时间、地点和参与人群上呈现出很强的稳定性。

时空和主体稳定的村民交往意味着，在黄村总是可以预见同一群人在同一个地方分享他们持有的信息。首先，娱乐活动基本上被安排在午饭到晚饭之间，参与者往往是固定的一批村民，即三五老友在四方城内寻得归属、交换信息（尤游，2009）。其次大约从午后15时到17时，一些村民会把劳动活动移至自家门前，而另一些人则沿着一贯的路线散步，沿途随机与门前的村民开展对话，这种现象也被人称作“门廊交际”（stoop-sitting）（胡康，2023）。而晚饭过后，黄村才迎来一天中的社交高潮。只要天气允许，大批村民会在饭后走出家门前往“聚点”。所谓聚点就是散布在村里的若干个人群聚集点，这里往往是主街要巷的交叉路口，一来通往各家各户，二来拥有开阔的场地。同样地，每一个聚点都拥有相对固定的人员构成，去往一个聚点就意味着去见特定的一群人。晚间聚会的高峰一般在19时30分前后，此时全村上下大小聚点能达19处之多，大的聚点能聚集五六十人众，常规工作日的一晚估算约有三四百人参与其中，牵连全村近半数家庭。不但时空和人员固定，参与者还多来自同一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更因地缘、血缘等因素细分为若干小群体，从而在当地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交往格局。

按照发起者的身份和信息活动的范围，我们还可以对这些日常信息活动做一个初步的分类，将发起者分为有组织的机构和自发的村民，将信息范围可分为村内流通和牵涉村外的流通。（见表2）

日常信息活动是事件信息流的传播语境，其中的每一条传播渠道意味着一种信息可能性，一定信息的流通即是一定可能性的落实或落空，一起事件的传播过程则是各种信息可能被实现和否定的总和。通过考察黄村的日常信息活动，我们得以对收棺事件中的信息运动做出反思：那些流通的信息是通过哪些渠道触达村民的？缺席的信息原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进入村子？当时有哪些渠道在运转，哪些渠道失灵了？

首先，已知事件中实际流通的是信息b，即村委发布的交棺通知，为此村委调动了最有力的宣传手段。调查中还得知，少数村民并未在第一时间听到敲锣而是通过邻居或家人得知通知内容的，即信息b还由村民内部交往完成横向扩散，这一点符合村民间人际交往对政策宣传一贯的补充机制。其次，信息a当时未流入村民之中，即村民未能获悉收棺政策原型。作为政策信息，a的扩散被牢牢限定在机构性渠道；加之a与b相冲突，由村委把持的一应渠道都会刻意回避信息a，使得a的传播可能性几乎为零。一条相对迂回的路径是村民通过电视、手机等村外的机构性渠道了解到中央政策或外界对待同类问题的态度，这一途径在一些村落被证实是可行的（张世勇，2008）；但在这起事件中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大众媒体介入需要一定周期，而彼时收棺刚刚开始，黄村更是试点先行。再者，信息c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村民与邻村的往来，信息d则可以通过村民自发的内部互动实现传递，尤其是后者从传播渠道的形式和活跃度来说保留着相当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信息可能均在事实演进中被一一否定。（见图2）

通过梳理这些可能性，我们得以认清主体这起事件中三个关键信息走向：村委辖制宣传渠道向村民传递了信息b并禁绝了信息a；村民未从邻村获取信息c，陷入封闭的内向传播；而村民间的交往并未宕机，但仅交换了信息b却没有交换d。这些选择背后的深意值得深究。

四

唯一的通知：

基层村委的信息控制

整起事件中，村委对收棺政策所做的改动无疑是推动事件进程的关键之一。从文本上看，上交期限和递减规则的设定成功将一项政府面向村民的行动倡议转化为村民着眼自身的补救止损，从“政府要我交”变成“我得赶紧交”，正如村民说的“晚了就只有1800了”。而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截止和递减日期都在压缩村民接收信息的窗口期，排挤大众媒体、村外往来等村委掌控之外的渠道传递异质信息的可能性。这种改动被村干部们称作“变通”，采用这个词反映了他们在架路灯、拆旱厕等棘手村务中一再体会到的变则通的基层工作经验。类似现象也多次出现在其他学者的农村调查中（O’Brien & Li，1999；孙立平，郭于华，2000；崔晶，2020；欧阳静，王骏，2022）。

“变通”的基本含义是在不违背政策主旨的前提下，基层组织根据本地情况适当调整政策中的范围、数额、力度、资格等因素以加速政策落地，它是围绕下行政策做出的一种在地化处理。问题在于，村委本身并无权力这么做。根据现行法律，村民委员会属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定位于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不具备行政权。就收棺而言，村委的主要工作仅是宣传政策、动员村民，并不能削减或取消村民的交棺补贴，而且事实上，补贴也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发放到村民个人的。

这就衍生出变通的第二层含义——变但又不变。一方面，村委对收棺政策做出了修订，另一方面，实际工作仍然遵照政策原型，所有交棺村民都获得了足额补贴。如此既完成了收棺的任务，又不曾对政策文件构成实质性违背，在事实上未制造通知宣称的减少或不予补贴的情形，事后自然不会招致私吞经费的投诉。整个过程中真正被窜改的只有信息。也因此，它成为了无行政权的基层组织开展工作时的一个理想手段，在农村工作中屡见不鲜。

变又不变的关窍在于对信息的收放，或者像征地工作中有选择地剪除政策依据、目标甚至补贴金额等信息（李慧中，张期陈，2011：71）以压缩村民的协商空间，又或者像本文故事中那样追加一些信息以刺激村民行动。不过既然是关于信息的控制，这其中就存在失控的风险，即传播过程中居民通过外部渠道获悉政策原型，在收棺事件中即是信息a流入的假设。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政策推行就会受阻，村委乃至政府部门在居民中的权威也会受损。因之，相关的宣传工作总是偏向空间的，追求的不是恒常的效力而是瞬时的征服。

这就催生了村委以最高级别的宣传形式扩散交棺通知，简陋的鸣锣广播恰恰是最理想的手段。如果说大众广播业是通过空间的遍在和时间的连续来实现宏观上的集中化（伊尼斯，2003：156），那么鸣锣广播则因极度内敛的传播轨迹和转瞬即逝的特点以相反的思路在微观层面建立起了同等功效的集中化。

在收棺过程中，村委向内回避了政策原型（a），通过鸣锣广播使得修改过的收棺指令（b）迅速遍及村子的各个角落（见图3），赶在外部渠道传进异质信息（c）前争取到了村民的配合，上交期限的设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空间性。由此，黄村村委为自拟的交棺通知打造了一个一元、排他的传播环境，所谓排他是指这种控制了时间和空间的信息传播对同时空其他信息流收受机会的相对剥夺。

通过收放信息建立一元化传播格局本质上是韦伯所说的利用秘密实现的支配（domination）。它源于官僚机构的“职务机密”（official secrecy）作风，即官僚组织倾向于保密其意图、决议与知识以确保其支配地位（韦伯，2010：17、70-71）。加之没有行政权的事实，村委更是亟需通过对政策信息的秘密化置换出在乡村生活中的支配权。

虽然收棺事件的结果佐证了村委的预见，但这个过程也暴露出基层治理中的一个痛点，那就是基层组织的有限权力与无限责任的冲突。近年来，基层村民组织在“治理资源与治理任务之间的张力”（王瑜，程令伟，杜志雄，2023）之下逐渐转向“科层制行政化管理”（王丽惠，2015）以应对整体性治理任务，当中就包括越来越频繁地采取秘密化的方式。然而，村委除了是国家政策的推行者，同时又是村民利益的代表，单方面的行政化势必破坏村民利益的表达，并且给政府工作和官民关系埋下隐患。

五

交流与不交流：

黄村的人际传播文化

不过，再强势的宣传工作也只构成事件的一个方面，要取得这样一个结果还要有村民方面的行动。这主要是指，村民通过鸣锣和横向交流得知交棺通知（b），且未能获悉邻村情况（c），村民间也没有交换各自关于交棺的决议（d）。吊诡的是，b的流通证明了村内自发交往在事件中是畅通的，那意味着，村民凭此交换了一些信息却未交换另一些信息。

（一）收棺中的交流与不交流

信息c的缺席表明村与村之间的传播当时失灵了。在问卷触达的47户交棺户中，只有6户报告曾去往邻村打听交棺事宜；在接受深访的22户家庭和随机街访中，则没有人去过邻村或镇上，甚至有一位村民直到访谈时才知道邻村未交棺的事实。

中国农村之间缺少往来是一贯的，许惠文（Viviene Shue）（1988:105）曾用“蜂窝状结构”（honeycomb-structure）来描述村与村相互隔绝的情形。如前所述，最近的村子与黄村仅隔一段不足百米的省道，黄村也是周边农村居民前往城镇的必经之地，然而这些并没有给黄村人带来紧密的乡邻关系和灵通的消息。造成这种困局的原因可能是，村民们没有互相往来的需要。这里没有跨村的企业、集市或宗族，村落之间缺乏分工合作，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出村子就能被满足，而进一步的需要则因发达的公路直接由城市来满足，因而未能发展出密切的村际联系。正如高默波（2013：8）在高家村的发现：“村与村之间距离不到一里路，但很少有商贸上的往来，一个村也不用依赖别的村生活。经济交往不多，文化和社会互动也很少。”

至于b且非d的情形则显示出村民内部交往的复杂性，它暗示了村民的能动。在笔者访谈中，村民无一例外否认他们曾与同村村民交流过收棺；但问卷调查中，有18户报告与邻居有过交流。原来，问题出在笔者与访员的提问上：在访谈中，笔者往往用“商量”“讨论”来解释访谈提纲中的“交流”二字，随后村民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而根据问卷调查的录音，访员接受了口语化的培训建议，普遍把问卷中的“沟通”说成“聊聊”，随后得到村民的肯定回答。这段插曲无意间凸显出黄村人在交流收棺议题时做出的某种区别，正如一位村民说的“聊是聊了的，但没聊很多”。如此看来，当时村内的交往情形是：村民们照常串门、聚会，他们会交换一些有关交棺通知的细节，但没有人交换彼此对这件事的看法和自家交不交棺的决定。

为什么不聊聊看法和决意呢？当笔者将这个问题抛过去，好几位村民都讪笑一下反问道：“这种问题有什么好聊的呢？”——“这种问题”是一种什么问题呢？

一位早年嫁到同村、与丈夫住在村子外缘的妇女曾在收棺那两天遇到来看热闹的邻村村民，并从对方口中得知了邻村没收棺的事实，随后她将这个信息告诉了住在村里的父母。也就是说，信息c曾一度直抵黄村腹地；但最终并未在村内扩散。为什么没把这个信息告诉邻居？这位妇女的解释是：像“广播里说了什么？”“你家有没有棺？”这种问题不用问，因为“全村都知道”；而像“别人交没交棺”“你家要不要交棺？”“咱们要不要交棺？”这种问题不敢问，因为问了，“别人会说‘你管我家的事？’”。所以直到最后，这位妇女也再没有和人提及邻村的情况，她的父母则在23日下午带着强烈的反感上交了自己的两口棺木。

村民的话透露出他们区别交流议题的两个依据：一个是信息本身，是公共信息还是家庭事务，另一个是收受对象，是家人还是外人。交棺通知作为公共信息被村民相互交换，交棺决定干系家户利益而被有意识地限定在家庭内交流。假设当时有人想向他的邻居打听他们关于交棺的决策，就属于一个外人逾矩打探他人家庭私事，只会招徕邻居的侧目。

（二）日常交往的去政治化

除了对议题的筛选，黄村人还普遍对彼此间的这些私人交往持有一个总体的态度。曾做过一任村支书的村民一把串门、聚会称作“瞎聊”，对它的态度若即若离，“会去聊聊生活，开开玩笑，但是不聊麻烦。”村民二是最初向笔者抱怨的村民之一，就像那次那样，他经常出现在其他人家的门前串门聊天。但私底下他却对我说，他看不上他们谈论的内容，因为那里“闲话多，我一个大男人不爱跟他们聊”。村民三因为不屑于那些“细细碎碎的嚼舌根”，干脆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看电视，晚间饭后也只在自家围院里兜圈。而在访谈中更多的村民会用“没用”来评价他们的日常交往。一位村民就说道：“（交棺这种事）跟亲戚讲有用，而且要相当好的，跟邻居讲没什么意思。”究竟什么样的对话才“有用”，她未必有清晰的认识，但对私下交往的成见亦使当时的她回避与同村人交换关于交棺的意见。

问卷显示，收棺期间曾前往邻村打听情况的有6户，最终未交棺的有3户，而与邻居聊过交棺事宜的有18户，最终未交棺的只有4户，且其中有2户同时去过邻村。（见表3）这至少说明，村民间的交往没能带来引导他们不交棺的异质信息。至于剩下27户既没有出村也没有与邻居交流的村民，则完全在家庭内酝酿做出了上交棺木的决定。

既有研究往往对农村人际传播持一种乐观论调，认可其在沟通民意、整合舆论中的积极作用（戴利朝，2005；熊芳芳，赵平喜，2009；熊顺聪，黄永红，2010）。杨善华等学者（2005）还基于巴村经验提出“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文化机制，认为村民对自身利益和人情关系的意识会激励村民参与公共讨论，主动将政治引入到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交流争夺权利资源。

而在黄村，虽然收棺干系重大，村民的反感和后悔亦说明他们识得利害，但当时的他们仍旧三缄其口，甚至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追求“日常交往的去政治化”。与那些热议村务的村子形成鲜明对比，黄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套村民交往实践的样本。在这个案例中，繁荣的人际交往未能生发出建设性的公共讨论，反而回避了亟待厘清的分歧与共识，加剧了村民间的隔阂，形成了当地一种亲密又割裂的社会格局。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村民在私人交往的认识和实践上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对日常的人际交往充满热情，各人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人人沉浸在交流之乐中；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不看重和发展这些交往，将其限定为一种浅层信息的通道，在攸关利害的问题上一味退守家庭。

了解当地的这种传播文化就不难理解黄村收棺的发生。且不论村委的宣传工作，村民们自己就会因固守的成见而将自己禁锢在封闭、同质的信息环境中。一位村民曾抱怨道：“老百姓的信息是封闭的！我们又不知道区里面怎么讲，就是看他（村委）一个通知。”“老百姓有几个能听到外面的消息诶？我们只能听到眼前的。”回过头看，这些话是不全面的，村民的信息困境、收棺事件中的信息缺席在相当程度上是他们自身交往实践的结果。

六

结论与讨论

黄村收棺已经过去六年，六年间人们一如过往在这片土地上忙着生、忙着死。功能主义的幽灵不免勾起我们的好奇：这样一种热闹中带着冷漠的人际交往文化对于当地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研究者提出，这种传播文化在非正式治理框架下（李棉管，覃玉可可，2022）有其工具意义。在错综复杂的群众利益和紧迫的行政目标面前，基层工作者如果能读懂、用好这种传播文化，就能以较小的沟通成本换得振聋发聩的宣传效果。反过来说，一个在宣传动员上力不从心的村组织和一个在公共讨论上亢进的村民群体，只会得到一个分崩离析的村庄。

我们也须看到，这种传播文化根本上抑制了农民在乡村生活中的主体性（李卫朝，王维，2019），将他们排除在乡村建设之外，对村落的长远发展不利。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都存在着“家户和国家是最强大的组织形态，村落群体则相对较弱”（徐勇，2013）。村落羸弱意味着农民个人只能寄希望于上级政府或比邻能人，前者总有力所不及，而后者则祸福难料，一旦失范就有可能掉入“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的陷阱（李祖佩，曹晋，2012）。即便有组织化的村委会填补了这段权力真空，它藉由秘密实现的村治根本上并没有回应村民的诉求，而是促其“异化为向上负责、对内脱离的状态”，加剧了村庄的无主体性（刘建平，陈文琼，2016）。如此只会遮蔽基层的矛盾，“造成社会问题的隐性遗留”（李棉管，覃玉可可，2022）。

然而，将农村人的私人交往联系到公共讨论、村庄政治，无论是期待还是比较的视角，都多少带有来自都市的凝视。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当地人从中得到了什么？

这种功能实现首先是一种总体性的满足，必然表现为群体的一致倾向。在黄村的经验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共享着关于私人交往的一套认识以及由此导出了整齐划一的行为，在这背后是群体与这种文化之间恒常的使用与满足的关系。

而除了满足一定的信息需求，这套共享的传播文化的更大意义可能在于维系群体。成员们通过它与群体、社会建立广泛的认同，获取与其他成员一致的生活方式。正是基于一定的传播文化，这群人总是能相聚在同一个渠道上、获得同一则信息、保持相近的认识、采取一致的行动，由此导出了他们大略相当的生活。亦如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2019：18）所言：“传播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一应信息行为的作用“不是提供信息，而是一种确认；不是为了改变态度或思想，而是为了表征事物的基本秩序；不是为了履行功能，而是为了展示一个正在进行的、易逝的社会过程。”

黄村人即共享着一套关于人际交往的相对保守的传播文化，收棺事件可以理解成这种人际传播文化的一次集中体现。如此说来，收棺事件中的信息缺席亦可以看作这一传播文化的持续在场，村民因为它在收棺事件中错失了某些信息并进而错失了抵制交棺政策的机会，但在另一方面一道收获了一段共同的交棺记忆。这次遭遇不尽是一场传播失灵，而是传播文化的又一场成功排演。虽不是“同进”，事件带来的“共退”对于维系村庄共同体同样是重要的，正如笔者第一次进入黄村时所见到的景象——村民们当时围拢在街角，对收棺一事叫苦不迭，彼此扮演着对方眼中的“受苦人”，最后也只能在一片哀叹中散去。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5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陶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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