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信成 | 就学八记之八：黄歌记德

如果以《我的老师》为题作文，我小学时文章的主人公首选徐启鸿老师。

严格来说，徐启鸿老师并没有教过我。他只在我读三或四年级的时候，教过我几节常识课，其内容有摩擦生电、水是无色无臭的等生活知识，还有一些实验验证的方法，至今不能或忘。

感念徐启鸿老师之德，事出他带我班开展开门办学活动。那就先从他调入我校开启回忆之门吧。

徐老师大约在我读三年级时调入我们学校。他中等身材，体型偏瘦，面目清癯，喉结突出，讲课时喉结活动明显。他的课讲得一板一眼，生动有趣，不然，我不会对他讲的几节副科课，几十年过去了，还记忆犹新。他调入我们学校时，同学们盛传他有些“迂腐”。当地人所谓的“迂腐”，有不知变通、太拘礼节之意。其实也没有什么贬意，不过含点调侃意味。

传言中是不是略有对徐启鸿老师管理学生的评价？应该不至于。当时学校似乎总有一些顽劣异常的学生。我读一年级时，就听二年级的学长们，绘声绘色地讲二年级小将们的英雄事迹。当时教二年级的张老师，五十来岁，斯斯文文。顽童们对这样的老师欢迎之极，上课成了学生的狂欢。张老师转身面向黑板板书时，就有同学趁间一把沙子撒向老师；还有同学见张老师专注板书，走上讲台在张老师后面做怪模怪样的动作，然后迅速回到座位，引起全班哄笑，而张老师浑然不知，对学生哄笑莫名其妙，引起同学们更大的欢乐。当时的社会舆论，更助长了此类学生的活跃。但徐老师教的五年级，按当时的标准，也是有声有色，并无学生如此放肆。

徐老师家就住河对岸集镇上。说起来，他与我母亲娘家渊源颇深。两家都姓徐，系同宗，民国时两家在集镇上比邻而居，都在集镇上做点生意，守望相助。就是在风雨如晦的岁月，徐老师也与我母亲娘家过从甚密，一仍其旧。这些是我年长一点后知道的。

学校小，不管有没有教过自己，但来一个新老师，大家都有点好奇。徐老师刚调入学校不久，有次在我班教室外的走廊上，他当时在忙什么，我具体也不清楚。我随口说了一句“真是迂腐”，被窗外的徐老师听到了。徐老师让我出去，罚我在教室外站了一两节课吧。这是我第一次跟徐老师近距离接触。

三年级上学期进入冬天，即一九七三年岁末，全国都在鼓噪开门办学、学“五七指示”，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我们班在班主任李中法、徐启鸿两位老师的带领下，与全校其他班级一样，入驻生产队一段时间。实际与生产队结合一周还是两周，具体多少时间，我全然忘了。我们驻点地是张家台（传统地名），即十二大队三小队。

张家台离学校及我家，也就两三里远近。师生吃住都在生产队，所以要自带行李。同学们自由组合，一般一个同学如果带被子，另一同学带床单及垫的棉絮，睡一个被窝。为图省事，我与同村另两个同学三人组合，我只带了床单，晚上睡觉就三人挤一起。当时似乎除一年级外，其他班级全都下到生产队一段时间。由于粮食定量、紧缺，同学们应该是各自带米去的，生产队不可能给这么多人管饭。蒸饭的陶钵由生产队提供。吃饭时是自己下米，统一蒸？还是由班级将米集中收起，统一蒸？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出发之前，全校照例在操场集合，由校长宣讲开门办学的伟大政治意义、注意事项。动员完了，同学们挑着行李（应该还有几斤米吧）出发。

到张家台，从学校出发，由北至南，有条直路。但学校选择的路线，却是舍近求远，舍直取圈，先向西行一里多地到我们村，经过公社办公室，各班级然后各奔东西，到定点生产队。我班向南再折而向东。路上遇上三三两两村民，见了浩浩荡荡的队伍，驻足观看，并不觉得雄壮，反而说我们象逃荒的。行李虽不多不重，我班同学毕竟都是十来岁的孩子，经过绕行，也有四、五里地了，颇感吃力。俗语所谓远路无轻担，确实经验之谈。我与搭伙的同学，三个轮流挑，吭哧吭哧，似有千金之重。那些力弱的女同学、低一级的同学们，是如何将行李、米挑到生产队的？应该使上了吃奶的力气吧。今天想来，所有班级近路不走，去绕圈，绕行公社办公用房，可能是追求声势，带有表演性质。无非让公社领导看一看，学校响应号召、开门办学了。

到了张家台，生产队不冷不热，队长并没有亲自来热情接待。有个三十来岁的社员，看到我们三三两两站在那里，没有着落，指点我们说，去找中华的妈妈来为你们做饭。中华是我班同学，虽然在他们队开门办学，回家方便，也与我们一起驻点三同，即同吃同睡同劳动。中年社员推荐中华的妈妈，想是中华的妈妈厨艺好，长于做饭，生产队的做饭任务，皆由其掌勺之故吧。我们生活的那一段时间，中华的妈妈与另一妇女确实全程为我们做饭。

我们即将住的地方，有四排房子，呈口字状，格局相当一个未完全封闭大院子。靠北一排是猪圈，其余的是仓库，堆满了柴草及其他杂物。老师和男同学睡觉的地方，就安排在靠南的仓库里。下面堆着齐人高的麦草、棉桃外壳等。我们将上面整平，铺上被子，就是大家晚上歇息之所。女同学们住处什么环境？当时没关心，想来与男生差不多吧。后来听低我一级、二年级的堂侄女说，她们班晚上女生有哭着喊妈的。我班的女生们倒没听说有哭的，毕竟长一岁，似乎并不如此脆弱。

前面说过，米应是同学自己带的。菜就是生产队堆在地上准备喂猪的那一大堆胡萝卜了。与生产队结合几天，顿顿以炒胡萝卜当下饭菜。虽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却也并不倒同学们的胃口。大家都是农家孩子，平时在家饮食也难称丰富，大抵都是裹腹水平或半饥半饱状态，因此也没人抱怨。也许是觉得太过单调，中华的妈妈常常从家里带些腌菜，给同学们调整口味。

我自己所在的生产队，也接待其他班级同学。听说我们队给同学们吃大白菜（大白菜比胡萝卜好一点，市场价也高一点）。临走时，生产队还买了点肉犒劳同学们。我们生产队是当地最穷的生产队，没有之一。而我班去结合的张家台，经济状况比我队好，但对同学们的到来，不冷不热不理不睬。我似乎就没见过队长来亲切接见过同学们。听说我队给同学的待遇后，我就想，越穷越爱撑面子是不是普遍现象？

在生产队参加了什么劳动，没有印象了，似乎没有下地干过活。冬天地里的活计本来不多。重活干不来，也没有生产工具。为生产队剁过猪草，我倒是真切地记得。无足轻重、鸡毛蒜皮的活肯定干过一些，反正大家去了也没闲着。

当时一天两顿，十点到十一点的那一顿，当地习称为早饭；下午四五点钟那一顿，习称为中饭。以时间而论，早过日中，也可能应写作“终饭”吧，一日之终了，吃过之后，再无饭吃。一日同学们吃过“终饭”（比照城里，应是晚饭），天色未暗，落日的余晖尚在，睡觉又嫌太早，所以三三两两走出院子外。虽是冬天，但连日天气晴朗，没有丝毫寒意。院子南边是张家台村口，纵目村里，不时还有袅袅炊烟从屋顶升起，是村里还有些生机的标志。西望是连片的碧绿田野，大都蛰伏着麦苗，蓄势等待着春天勃发。田野四围是连绵的村庄及村庄边光秃秃的树，寂静而萧瑟。闷极无聊，不知什么来由，反正不属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我哼了两句：

“九九哪个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我也就会这两句。我自小嗓音唦哑，唱歌珠乏动人之致。有一个同学就觉得惊奇，他可能闻所未闻。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无非样板戏等革命歌曲。然后，该同学就跟着唱起来。其他同学听闻，纷纷聚扰。于是有个同学提议，大家围成一圈，一起唱。这个同学还建议，要和着歌声，围圈参与唱歌的同学一起弯腰蹶臀，大约有原始的应节而舞之意。

“九九哪个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

近十来个男同学一起嘻嘻哈哈，团团圈定，躬身跷臀，和着歌曲，身子一起一伏，扯起嗓子一遍遍地唱起来。虽无声振林越、余音绕梁之效，但在冬日夜幕始降的乡村，远远地喧闹出少许热闹。当然，男同学们年纪尚幼，情窦未开，是体会不到歌中的男女风情、两情相悦的，释放的只有顽童的恶作剧的、放肆的快乐！

看到男同学们古怪的“舞蹈”、歌曲，女同学们也渐渐地聚拢来，站在一边，笑着指指点点。同学们的热闹惊动了徐启鸿老师。他循声快步走来，一反平素斯文，声色俱厉，断喝一声：

“这是黄色歌曲！谁让你们唱的？”

徐老师的一声训斥，似有一鸟入林，百鸟噤声之功。同学们先是面面相觑，然后作鸟兽散。

歌曲而有颜色，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也很费解。黄色小说我倒是听说过。全校开会，校长几次严令，要追查手抄本黄色小说《少女之心》。校长号召同学们不看、不传、不抄；发现踪迹的要检举揭发。至于啥叫黄色小说，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以我当时的心智，是不懂的，校长也没有公布认定标准。读四年级时，我读了小说《闪闪的红星》（那是我平生读的第一部小说）。该书封面封底皆脱，无头无尾，纸质发黄，以致我心下忐忑，怀疑读的是黄色小说。

黄本寻常之色，自然界所在多有。乡野习见的，连片的油菜花、无边的麦浪、竹篱茅舍边的野菊、那时红极一时象征忠心的向日葵，都是黄色，见之并不以为异，也并不以为美，当然也不会觉得有毒、于人不宜。时代或老师们，灌输给我们的，黄却是不吉之色、甚至是有毒之色。黄色小说不可触碰，以此推之，黄色歌曲理应同罪，毒理相同。所以，读黄色小说、唱黄色歌曲，在当时是综大罪，可能与写反动标语酹等，不然，向称斯文的徐启鸿老师，不会如此严厉。

因为首唱黄歌，我愁肠百结。按照当时的打击套路，一定要追查思想根源、传播途径、幕后主使等，批斗是免不了的。批斗个人承受，但如果累及父母受辱，那事就大了。而且如果要交待从哪听来的，我如何解释呢？被徐老师喝散之后，其他同学扫兴回仓，熄灯后酣然大睡，早已抛诸脑后，后来再也没有听同学议论此事。可能他们只是盲从者，自度罪过轻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又没有家庭成份、家庭出身的负累，所以寝能安席。大家都从大喇叭、斑驳陆离的墙上标语，学会了“首恶必办，胁从者无罪”这一党的政策，所以能够酣睡甚而声息如雷鸣。而我这个首倡者却辗转反侧了。追查起来，我如何交待？

这两句歌，我是从千良平那儿听来的。千良平长我一岁多，是我自小玩伴。到生产队结合时，他分到了同级的另一个班。千良平虽然会哼几句老歌、花鼓戏的调调，但他嘴紧，为人精明，只跟我在一起才忘情地哼那么几句，对其他小朋友不露半句口风；而我却嘴贱，忘了祸从口出的古训，在同学中泄露了私货。后来知道，这两句歌，是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主题曲中的两句。千良平当然不可能看过这部电影、听过原唱。他应该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当时很多零星的有限的有关文艺传说，我都是从千良平那里获得的。而千良平这方面的知识见闻可能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

千良平的父亲，曾经是农村里的文艺青年，会拉二胡。受父亲影响，他哥哥二胡也拉得顺溜，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千良平父亲开朗乐观，能说会道，又会电工无线电之类，是农村里的笑星。他自小无师自通，会唱很多经典的天沔花鼓戏唱段，如《站花墙》之类。据说他年轻时，当然也是文革前，劳作之余，遇有空闲，乡亲们总爱让他来上几段。但从我记事起，既没听过花鼓戏，也没看过电影《柳堡的故事》，不知花鼓戏为何物。当时这些都被当作“四旧”、“黑文艺”打倒砸烂了。我耳闻目睹这些东西，都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如果徐老师将这件事上报学校，要我交待源头，我咋办？千良平是我的好朋友，肯定是不能出卖、告发的，断不能因为一时嘴贱而累及朋友。而且千良平也没让我当着别人面唱，他是无辜的。即使此歌有毒，他毒的也仅及于我两人而已，他没有让我在班上传播毒害他人。他如因此连累实属冤枉。这件事，我也不能找千良平商量。说给他听，只能自惭，说不定还会受他责难和嘲笑。谁让我嘴贱？能不能胡说是从隔壁大嫂那里听来的？我曾经琢磨过这个方案。但前提是能糊弄过去、学校不去核实调查。如果学校真去查证，隔壁大嫂没唱过，甚至根本不会唱咋办？那么我就落了个诬告人的下场，影响邻里关系。按我当时心智力，也设计不出一种更远的无法查证的源头。我生长穷乡僻壤，活动范围狭小，就是村里而已。事实上，我还真听另外一个人唱过。他是本大队的青年裁缝。当时大队将裁缝们集中起来接活，类似队办企业、缝纫社之类。我曾经有次路过那里，耳闻目见青年裁缝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忘情地歌唱，我驻足听了一会儿。一起劳作的裁缝师傅们，毫无反应，并不觉得有多黄。如果真的黄，贫下中家们倒是喜闻乐见、兴高彩烈。待到我的黄歌事件发生时，记忆中裁缝似乎做了大队干部。如果我交待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会不会累及家人，招来更狠的整？

黄歌事件发生后，下队剩余期间，黄歌就压在我心头，郁结难解；下队活动结束后，我更为担忧，似乎末日越来越近。因为下队时，老师没回校，可能还来不及向校长汇报。回校后，学校当会有具体的方案。我整天想着如何交待，千良平、隔壁大嫂、裁缝，选谁作黄歌源头？我还想，能不能让母亲娘家的人，跟徐老师通融一下，求他不再声张此事？但如果这样做，就要跟父母说事情的前因后果；讲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就必定会招来父母的打骂。所以，通过亲戚说情的办法，只在心中千回百转，最终胎死腹中。

我就在黄歌忧愁中煎熬。随着时日推移，我的担忧却没成为现实。是不是我杞人忧天、自寻烦恼？显然不是。当时看黄色小说是大罪，那么唱黄色歌曲当然其罪非小了，要不然，徐老师就不会声色俱厉。何况我家庭成份地主，只能跟家里的人一样，严守主席教导，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饶是如此，也经常被人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整，做吓猴的鸡。此事后来悄无声息，未酿成大祸，应是徐启鸿老师高抬贵手、隐而未报的结果。

几十年过去了，想是愁思既久，黄歌事件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今日回味再三，才体会到徐老师的良苦用心。徐老师无论是当时的严厉训斥还是后来的隐而不提，都是保护学生之德举。听到学生集体唱所谓的“黄歌”而不警告制止、不陈明利害，学生们会更加放肆、自得其乐，不知兹事体大，继续传唱必然贾祸；发现学生犯禁了，如获至宝，向学校领导汇报邀功以彰教绩，更是直接害了学生。所以，徐老师制止而不上报外传。我的学生生涯，诱导学生撒谎、刻意构陷我父亲的老师有之、无端借整五类份子子弟彰显革命性以邀功者有之、时常利用家庭出身政治问题打压学生者有之。而唱黄歌是自己主动撞上枪口。他如果上报，也仅仅是尽职而已。我即使挨整，也完全咎由自取，怨不得徐启鸿老师。唱黄歌毕竟是事实，虽然我不知道那是黄歌，也不懂黄在哪里，只是好玩而已。按当时的整人套路，谁会考虑这些？徐启鸿老师实在是当时我仅得一见的真正爱护学生、保护学生的好老师。师德之不坠，徐启鸿老师有以存焉。

徐启鸿老师不仅保护了素不相识作为学生的我。他当时可能还是对地富子弟最少歧视的老师。这得从他教高我两级的那个班级说起。

当时学校正开展如火如荼的学习“五七指示”活动。所谓的“五七指示”，即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在一个文件上的批示。其原文是这样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落实到具体行动，就是开展学工学农活动。按当时这一标准，徐老师的教学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他班有名的活动之一是他指导学生熬制墨水。听同学们说，墨水制作原料是用染布的颜料和春天从桃树上采集的桃油。具体工艺我没见过，就不懂了。用此土法制作的墨水也能使用。因为比供销社的同类产品便宜很多，我曾经购置过一瓶。他在班上开展的另一项活动，是让学生学习理发。我曾经以身试“发”，让学长们当过试验品、小白鼠,，当然也是贪了不收钱或少收钱的便宜。这一活动开展起来后，有一个同学，可能有心学习又心灵手巧，很快脱颖而出，剪发技术渐臻成熟，几乎可与专业师傅比肩了。

理发同学借机学手艺，该同学所在的大队干部们从中嗅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成了理发同学及其父亲的一综罪。原来理发同学家庭成份是富农。于是在全校师生会议上，对理发同学的父子进行了批斗。

所谓批斗，可能是批判斗争的简称。“批判”就是在公众场合，几个人轮流上阵，历数被批者的罪状，不允许被批者反驳、辩护。我个人推测，“斗争”也包含了“批判”，但更倾向于压服对方。“斗争”又有“文斗”、“武斗”之分。所谓“文斗”就是动手不动口；“武斗”的方式，常见的有拳脚相向、捆绑、吊打等。就全国范围而言，“武斗”方式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创新力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亲见的批斗的通常方式，就是由单位（幼年的我见过的组织，就是学校、生产队、大队、公社）组织召集一大批群众，将被斗者揪上台，进行言辞攻击，还伴以主持者呼喊口号、台下群起相和等仪式。至于“武斗”，我上学的时代，当地不再时兴，群众之间武斗渐趋消停。据说主席为恢复社会秩序，作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真是圣旨一出，四海晏然。

大队干部是批斗会上的主角。该干部声讨了啥，我记不得了。反正理发同学及家人的主要罪状无非是偷偷学艺。我只从干部那里学会了一句俗语：“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并记忆至今。这句话含义丰富，将理发同学父子及大队干部心理表露无遗。这句话实指理发同学及其父亲的动机。干部的意思我当时就懂了。理发本无罪，是学校组织开展的活动。如果其他同学如此用心，可能成为模范或获得表彰，但富农子弟学习就有罪。理发同学借学工学农之机，学手艺，目的无非是掌握一技之长，想过好一点的日子。即使遇上荒年，也有生存之道。按道理来说，不偷不抢，想过好一点的日子，诚实劳动，招谁惹谁了？理发本不是高大上行业，就是旧社会，也跟手工业者无异，按当时成份划分法，应该也属于无产阶级之列吧。一个富农份子的子弟，想做无产阶级，犯了王法吗？但就是招惹了代表政策的干部们。

大队、小队的干部们在当时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干部不就是官的别名吗？但大、小队的干部们，又不吃皇粮，其酬劳也是在生产队按工分取酬，虽有某种特权，但实质与农民又无异，说到底还是农民。但他们又能掌握那一亩三分地上某些人的命运，成人事可能不足，败人事则有余，尤其是对地富分子。我幼时耳闻，文革前家乡有些干部，遇队里地富子弟考上了大学，或扣着通知书不给，或拒不办理迁移户口手续，让地富子弟望学兴叹，泪不敢流。我亲戚中就有享此殊遇者。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革命动机：你们上一代人享了福，还能再让你吃“轻松饭（意谓吃皇粮了，不用下地修理地球）”？也就是说，有些队上的干部们还肩负着不能让人过得好尤其是地富分子过得好的使命。另外，当时无论升学、参军、招工，都要政审。大队干部掌握了本队社员及子弟的政审结论权。过不了大队干部那枝笔，就别想逃出生天。

无论怎么说，理发是学校开展的活动。在学校、班级安排下参与活动、并做到最好，何罪之有、何错之有？不让理发同学家过得好，毕竟是半明半昧、心照不宣的心理。摆在台面还得有所谓的政治借口。为了说明理发同学父子被批斗的逻辑，我就不厌其烦，略述一下当时的环境。否则，同代没有农村生活经历者或异代者，很难理解一个三年级学童都能理解的当时所谓的“逻辑”。当然，批斗是不需要逻辑的。

理发同学批斗会应发生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吧，我似应读三年级。理发同学高我二级，读五年级。我的回忆应大致不差。理发同学家庭成份富农，按当时当地规矩，不可能上初中。如果发生于我读四年级时，则理发同学按时间推算，就应读初一。但理发同学当时是无权上初中的。他父子被批斗，只能发生于他小学阶段。所以理发事件发生时，应是我读三年级，理发同学读五年级，也就是一九七四年下半年。

当时全国农村都实行集体农庄。农民被纳入各种小队，小队又在大队管辖中。农民被小队、大队干部组织从事生产劳动，并从生产队获得报酬、生存之资。所以，农民的生存得依附大、小队干部们。农民是没有择业自由的。即使学门手艺，也得大队书记恩准。能否恩准，这就得看农民与大队书记的亲疏远近。富农本是贱民阶层，其子弟不仅与参军、招工、升学（甚至升读初中）无缘，即使想学门手艺，也不敢异想天开、指望书记恩典。

当时社会上还开展轰轰烈烈的各种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活动。按理说都社会主义了，哪还有什么资本主义？但主席说了，资本主义还在每日每时地产生。从哪里萌芽，从“小生产”当中。七四年当年年底主席就理论问题曾作了重要指示，引述列宁的话：“小生产经常的、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么绕口的语录，我还能不完整地记忆。主席的指示应在批斗会之后，但批资本主义是那一两年的头等大事，则是无疑的。

什么是小生产？各种手艺人私下制作器具就是小生产活劝。所以，当时不时见到各种手艺人或手工业者被游街的事。我就亲见过，有个农民将自己编织的草席出售，被抓了现行，拉去游街，从学校附近经过，引来大量学生围观。七四七五年还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自留地被收走，连村民门前屋后的树都全部砍光，不留尾巴，我家乡叫割基尾——宅基地上的尾巴。我家门前那棵合抱粗、至少两百年树龄的枣树，就惨遭斫伐。

理发同学利用学校学工学农之机，学成手艺，就成了潜在的搞资本主义者，至少有这种倾向。这是我推测、还原的表面的理由，也是当时的大背景。当然，激发大队干部斗志的，是理发同学家庭成份——富农，是法定的阶级敌人。阶级敌人本来是被消灭的对象，不仅仅是“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而后已。不得翻身的前提是毕竟是活着、生存着，离彻底消灭尚远。而理发同学竟不肯听从命运的安排，想学了手艺，过得略好一点。他聪明地通过学校活动，绕过了干部们的权力之手，练起了手艺。干部们就坐不住了。

批斗理发同学父子，是学校的主意，还是大队干部的意思？我相信是后者。从架势来看，当时批斗会上唱主角的是大队干部。如果学校要批斗理发同学父子，就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给班主任打个招呼，不让理发同学参与就行了，没有必要“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先让理发同学参与理发活动，然后借机批斗、羞辱其父子。我是这样善意地看待当时的校长的。

理发同学的父亲被批斗，事情因理发同学而引起，理发同学也被喝令上台，接受批斗。作为理发同学的班主任当然责无旁贷，揭发揭发。但徐启鸿老师也没批判啥，没有在政治上上纲上线。记得他重点讲了两点，一是他自己待理发同学很好，似乎为其学习理发，自掏腰包，提供了一些物资上的支持，如购买工具之类。但理发同学却背后讲其坏话；二是理发同学跟当地有位理发师傅李水海交往。为啥跟李水海交往会成为老师的说辞？李水海是学校后边集镇上的理发师傅，曾经因掏人荷包，被逮住游街，声名不佳。按物以类聚、近朱者赤的思路，与小偷交往，似有不良少年趋势。徐启鸿老师实际上表达了对理发同学的担忧。当然，理发同学与其交往，并没投师学习小偷技艺，而是希望得到理发技艺上的点拨。一个五年级的富农家的孩子，为学习理发，竟然如此用心，难怪要触动干部们的政治嗅觉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徐启鸿老师所谓的“揭发”还能缭绕我心，我想是因为他对理发同学有某种程度上的善待。在勤工俭学活动中，对理发同学至少与其他同学一视同仁。因理发同学用心，可能还有某种嘉许。否则，不让其参加就行了。在当时，五类份子的孩子，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是无缘参与的。

2009年冬天，我回乡参加舅母葬礼，见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徐启鸿老师。寒暄间叙及他带学生下乡（未谈黄歌事件，他可能早已淡忘）张家台往事。他袒露往昔心迹说，下队时，曾与班主任李中法老师私下议论：学生不学文化，长此以往，如何是好？在坐的表姐夫告诉我，他与徐启鸿老师原系天门中学的同学。徐启鸿老师当时读书名列前茅，常常是第一名。徐启鸿老师谦虚地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经此一晤，我将所知的徐启鸿老师教学片断连缀起来，始悟他之被人传言迂腐，实际是因为他内心的坚守。他读书时优秀，重视文化学习。所以，在文化学习基本废弃的年代，他仍认为学生就应该学习文化；在地富子弟被列入另册、饱受歧视时，他并不随此大流，而是最大程度地持守有教无类，如对待理发同学；在学生懵懂无知、行将闯下大祸之际，他断然制止却又隐而不提予以保护，如我之唱“黄歌”。所以，他被人视为迂腐、不合时宜，而这，不过是为师之德。但斯时斯地，也稀罕之极，我是直接受益者。

【作者简介】万信成，湖北天门人，1963年3月10日（阴历）出生。1982年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执教于武汉广播电视大学。1992年调入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2003年投身律师行业，执业于广东佛山。平生三易饭碗，书剑无成。曾在《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杂文随笔多篇，并在地方报纸写过与法律有关的专栏。如今寄迹岭表，就食他乡，但萦绕脑际的，多荆风楚水。闲余弄墨，以娱同好。后之览者，或将无感于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