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帝国灭亡的根源

东汉灭亡数年后，在汉中整军筹备北伐的诸葛亮下下了千古名篇《出师表》，或许是因为他将自己视为汉室复兴最后的希望，因此在文中他对汉朝灭亡的教训做了深刻的总结。

他这样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由此可见，在诸葛亮看来，东汉亡于桓、灵二帝。

在桓、灵期间，宦官和士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宦官就是诸葛亮口中的那批小人，皇帝支持宦官，打击党人，导致了国家衰亡。

然而任何事都有两面性，难道宦官都是小人吗？若以他们的对手党人的视角那确实如此，但从皇帝的视角出发，宦官可是绝对的忠臣，也是帮助自己从专权外戚手中夺回权力的大功臣。

反过来说，党人都是好人吗？他们当然自诩忠臣贤良，但从皇帝的角度看，这些人反而是皇权最大的威胁。

这样看来，这场被后世称为党锢之祸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并没有那么简单，将其完全归咎于桓、灵二帝，未免太过偏颇。

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党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吧，按照朝廷的定义，“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由此可见党人指的基本是累世为官的豪门大族成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门生故吏等等。

这个定义大体不错，党人三君之首窦武自不必说，另外两位中陈蕃“祖河东太守”，刘淑祖父刘称为司隶校尉；八俊之首李膺祖父李脩为太尉，王畅之父王龚“世为豪族”；八顾中尹勋“家世衣冠”，羊陟“家世冠族”等等。

不过在党人内部看来应该不是如此，他们虽然有着相同的政治诉求，但组织并不严密，顶多算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毕竟君子群而不党，虽然我们按习惯将其称为党人，但他们是不会承认自己结党的。

那么党人和宦官又是缘何发生冲突的呢？其实党锢之祸作为东汉灭亡的祸根，早在其建立之初就埋下了。

虽然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并非出身底层，但由于其兄长刘縯在义军内部争权失败被杀，导致刘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势单力孤的状态，他能够成就霸业，一统天下，是因为他懂得分享利益，利用各路豪强的支持，才击败了一个个强大的敌人。

然而胜利的背后也留下了隐患，和西汉初年多出身布衣的军功集团相比，有豪强背景的东汉功臣们能量更大，也势必会对皇权造成更大的威胁。

为了将这一隐患及时扼杀，刘秀在一统天下后开始推行退功臣进文吏以及度田两条政策，其目的便是打压豪强，而他的继任者汉明帝刘庄也延续了这一政策。

但或许是因为地方豪强势力太过强大，朝廷对他们的打压政策终于在章帝时期停止了，之后窦氏、邓氏、阎氏、梁氏等外戚轮番掌权，而皇帝则在宦官的支持下屡次夺权，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皇权衰落的势头已经不可扭转，而与此同时地方豪强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豪强在地方深耕多年，往往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汉末学者仲长统在作品《昌言》中这样写道：“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这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当时豪门大族的财富之多。

如果仅仅如此，豪族和西汉时期相比倒是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东汉的豪族掌握了一个有力的武器儒学，这使得他们发生了质变。

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荥阳郑氏、龙亢桓氏等很多世代修习儒学的家族，此时的豪族已经逐渐转化为士族了。他们经过长期发展，族内子弟也多在朝中为官，逐渐发展为累世公卿的强大家族。

而且由于他们掌握了教育资源，于是可以通过广收门徒大肆扩大本家族的影响力，形成盘根错节的庞大社会关系。

这样一来，豪门大族通过相同的文化、联姻、师承、经济利益等关系紧密结合起来，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

当初左雄提出阳嘉新制，就是通过察举这一角度针对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只不过人亡政息，朝廷还是无法奈何这些豪门大族。

无论是外戚专权还是皇帝通过宦官支持夺权，那都是朝廷内部的斗争，毕竟无论外戚还是宦官都是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豪门崛起，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这属于地方势力威胁中央，因此矛盾的范围便扩大了，从单纯的朝廷内部矛盾演变为央地矛盾。

按我们之前的分析，地方豪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他们手中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察举制，通过操纵察举制即使不能直接拔擢族内子弟，也可以通过利益输送，和其他家族互相推荐，从而间接获得好处。

东汉末年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则童谣：“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见当时风气之差，察举制度完全名不副实，被举荐的孝廉根本就不孝也不廉，这就是察举制被豪门大族操纵的恶果。

从汉顺帝刘保开始，朝廷就有意针对这一点与豪门进行博弈，而刚刚夺回权力的汉桓帝刘志自然也不例外。

刘志长期被外戚压制，手下并没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宦官是其唯一的依仗，因此他的策略就是对利用宦官打击豪门。

之前诛灭梁氏后，因此被牵连而罢免的人多达三百余人，导致“朝廷为空”，其实这些人难道都是梁氏党羽吗？恐怕未必见得，若梁氏真的控制了几乎整个朝廷，又岂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因此这很可能是刘志为打压豪强进行的一个先期准备，他打算逐步安插宦官势力，与对手抗衡。《后汉书·宦者传》说“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讲的就是这件事。

由于刘志对宦官无底线的放任，宦官势力急剧扩张，以至于“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单超弟弟单安为河东太守，侄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弟徐盛为河内太守，侄子徐宣为下邳令，左悺弟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长具恭为沛国国相，都成了地方高官。

这明显侵夺了地方豪门的利益，他们本来可以凭借操纵察举掌控地方官员的任免，如今宦官子弟却越过察举制，在地方任职，这是豪门大族决不能接受的，双方产生冲突是必然的，而党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不过从上述事实也可以看出，宦官并不是独立的一股政治势力，他们只是皇权的代言人，若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是无力与士人抗衡的。

党人对皇权的另一大威胁是其政治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在朝中，士人们互相吹捧夸赞，在地方，名士大儒的门生们也在不断声援，逐渐形成了一个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政治集团。

虽然这个集团是松散的，并无严密组织性，但带给皇帝的威胁却一点也不少，而党人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通过“清议”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

所谓清议，是指东汉后期士人群体中形成的一种以品评人物为主要形式的风气，比如许劭兄弟主持的月旦评就是一个代表，能得到这些名士好评的士人，不仅名声大噪，未来前途也会不可限量。

东汉中后期开始，宦官掌握大权，据《后汉书·党锢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说得就是清议之风盛行的情况。

当然清议并不只是品评人物，由于党人们几乎都精修儒学，学术界基本是被他们掌控的，因此清议中同样还有针砭时弊甚至于党同伐异的成分。

《后汉书·党锢传》又说，党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他们不仅打造了一个游离于朝廷体系之外的仕官系统，还能控制舆论，影响朝廷政策，没有人能不受清议的影响而独善其身。

当年淮南王刘安仅仅是建立了一个与官方学说不一致的地方学术中心，就遭到了残酷打击，如今党人威胁更甚，刘志将其视为心腹之患确实是有道理的。

党人清议的中枢机构在太学，从东汉中期开始，太学机构便逐步扩招，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发生在汉质帝时期，当时梁太后下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上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最终太学生规模达到三万人之多。

作为官方教育机构，太学培养出的人才自然是为朝廷服务的，这也是朝廷与豪门争夺人才的一种手段，然而问题是太学生人数过多，而朝廷提供的岗位却远远少于三万，因此绝大多数太学生只能在太学虚耗光阴。

这就是盲目扩招的恶果，培养人才和发展经济一样，都要符合供需规律，大量太学生更得不到仕官的机会，对现状不满，于是便与党人合流，成为党人运动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这样看来，党锢之祸的本质就很清楚了。以豪门大族成员为核心的在朝官员、一些在野名士、以及他们的门生、太学生等共同组成了党人集团，而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肃清宦官，恢复原有的利益。而皇帝为了维护皇权则利用宦官对其进行打击。

当然，汉桓帝刘志掀起党锢之祸的原因并不只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