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飞 | 我的爷爷

原载：2016年《各界》

转载：2016年5月13日《文摘周报》

1949年年初，春节过完后爷爷再也挺不住了，终于彻底倒床。当年3月，爷爷放下所有的事务到成都去作最后的治疗。

幺爷爷刘文辉（开国后任林业部长）因为爷爷病危，就不断地通知我的父亲，我父亲在西昌24军任少校营长，幺爷爷要他尽快赶到成都去照顾和料理爷爷的后事。由于当时我母亲在西昌快要生产了，耽误了一些日子，直到1949年7月28日才带着我乘飞机赶到成都。我回到成都文庙后街51号的公馆时，才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爷爷。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一个重病的老人，他成天躺在床上几乎不说话，奶奶（五姨太）王玉清在身边照顾他。爷爷住的地方在文庙后街公馆的后花园，那里有一幢公馆最大的欧式楼房，楼房下面有公馆里最大的客厅，爷爷就睡在那个客厅里，整个白天都有许多爷爷的亲朋好友和自己刘家的亲人来看望。爷爷很少说话，客人也不说话，客厅里很安静。有几次我看见来客到爷爷的床前慷慨陈词，原来爷爷的精英朋友们给他分析时局，引经据典告诉他共产党来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劝他远走高飞。爷爷与幺爷爷刘文辉在政治走向上是绝对一致的，这件事他只听从幺爷爷刘文辉的。

1949年10月17日，爷爷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这时爷爷执意要回家乡安仁镇。出成都不远爷爷的病情就急剧恶化，立马又转回成都。回到成都文庙后街公馆后花园的那个客厅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随从们围着爷爷，我在旁边看不到爷爷。大约3分钟上下，突然听到随从们大声哭喊:“老爷!”这时爷爷就走了。时间是1949年10月17号（可能是中午前后）。

爷爷躺在后花园的病床上几个月，住在前院的祖母从来没去探望过爷爷（这是因为1931年冬季爷爷在宜宾结交三太太时造成的感情硬伤）。这时的祖母在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国民党的报纸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Q等等，此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举家飞台湾、飞香港的新闻，这些事对祖母影响很大……

1949年10月17号爷爷去世，祖母说凡是老爷用的人都留用，现在你们就给老爷办后事，几句话就把事情吩咐完了。接着，祖母就叫新任总管杨孟高（祖母娘家的侄子）随她到前院她的房间里问话。祖母坐下就问:“老爷留下多少财产?”杨总管站在祖母面前回答：黄金600余两（16进制，折合今天的380余两），银元7000余枚（这7000余银元，在起义投共时被国民党抄家全部抄走），田产7000余亩及一些房产等等。当时祖母经几十年的积蓄手中至少也有价值3-5万余银元的贵重物品和一些房产，如几座豪华的公馆和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春熙路中心地段的3个大店铺等等。祖母吩咐杨总管道:我要去香港，你把田产和房产全部卖掉!回答:现在田产卖不起价。祖母说:卖多少算多少!祖母早就深思熟虑计划好了，只等爷爷去世，她就立即行动。

这个工作立马就开始进行。可是，两天后祖母觉得这样大的事情应该告诉幺爷爷刘文辉。于是她把亲侄子刘元瑄的夫人叫来，要她去转告。第二天这个侄媳来了，她在祖母的耳边很神秘地说着悄悄话。我在文革中问过母亲，伯娘给祖母说的什么话?回答:幺爷爷（刘文辉）要瑄伯娘告诉祖母，千万不要远走香港，共产党是好的。还要祖母按平时一样起居生活，不要让当局看出什么异样，他有安排到时他会派人来通知撤离。这一下，家里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于是远走高飞的计划就紧急叫停。

（原载2016年《各界》刘小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