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人性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闽国皇帝王延羲，跟他弟弟王延政十分不对付。

王延羲是君王，而王延政则是地方官，为建州刺史。

这对哥俩，本质上其实没有太多矛盾，更多是政见上的不合。

王延羲昏昧不明，闇弱失纲，把国家治理的非常糟糕，王延政和哥哥同气连枝，那是相当着急，屡屡劝谏，结果他大哥决计不肯听从，不仅不听，还劈头盖脸的把王延政好一顿骂，时间长了，兄弟之间那就难免寒了心。

而且，王延政老是给王延羲上书，说什么做皇帝应该怎样怎样，做君王要如何如何，搞得王延羲疑心他这个弟弟有做天子当皇帝的志向。

怀疑一旦成立，那信任就荡然无存，王延羲立刻派出亲信大臣业翘赶赴建州，担任建州监军，要他时刻监察建州的军队不说，还要密切监视王延政的行动。

安排一个业翘到建州去监视，王延羲还担心不够，于是他又派出大臣杜汉崇穿插在福州和建州之间，时刻观察两地动向。

杜汉崇在建州外围活动，和王延政基本上没啥接触，但是业翘等于是朝廷委派到建州当地的官员，那么他和王延政就是同僚，俩人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经常有接触。

业翘被王延羲派到建州，目的就是为了监视王延政，那干嘛要监视王延政呢，自然是害怕谋反作乱，所以业翘他无形之中就戴上了有色眼镜来审视王延政，到了建州之后，他各种搜刮构陷，罗织罪名，然后写成书信汇报给王延羲，兄弟二人本来关系就不好，业翘从中这么一泼脏水，俩人关系更差，简直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

业翘背后抹黑王延政还不算，他在建州做监军，还处处和王延政作对，王延政说一他说二，王延政说用除法，他非要开平方，在商讨一些军务的时候，业翘和王延政更是时常吵的不可开交，业翘以京师大员，皇帝特派的身份自居，有一次竟然指着王延政的鼻子呵斥：

你如此不听我的安排，难不成是想要造反吗？

这自打业翘来了建州，王延政就没再过上一天好日子，这位老兄是颐指气使，倨傲不逊，说话办事那都是高自标置，根本就没把王延政放在眼里过。

你业翘是特使来访，可我王延政也不仅仅是个地方刺史啊，我也是闽国皇族成员，当今天子是我大哥，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这么狂啊？

业翘指着王延政的鼻子教训他，王延政也不忍了，立刻就叫来兵士，要把业翘给杀掉。

狂妄之人，一般都没有什么警惕心，但是业翘这小子却可以说是把危机意识给拉满了，上一秒他还矜才使气，傲睨自若，下一秒他看王延政要动手了，立刻脚底抹油，骑上一匹快马就逃离了建州。

王延政是愤懑填胸，哪里肯让业翘逃走，立刻带兵在后头追赶，业翘一时不能摆脱，只好投奔了在建州和福州之间领兵的杜汉崇。

可是就算有了兵马，就算是业翘和杜汉崇联起手来，他们也不是王延政的对手，他们组织起来的军队被王延政打了个马趴，业翘和杜汉崇自知不敌，哪儿还敢和王延政对敌，只好拼命逃回了福州。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分析这个业翘，他激怒王延政，到底是他狂妄惯了的无心之举，还是他阴谋设计有意为之，但是无论是无心栽柳还是有心插花，他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业翘和杜汉崇虽然是脓包不假，但是他们代表朝廷，王延政对此二人用兵，那就等于是公然叛逆，这条造反谋逆的不归路，王延政就算是走上来了。

皇帝王延羲呢，对别的事情反应很是迟钝，比如对臣下的劝谏，他基本上是毫不自知，也无法接受。

谏议大夫黄峻抬着棺材上殿，劝谏王延羲必须好好做皇帝，不能再这么瞎整了，王延羲气的不行，因为他知道这人既然抬着棺材上来了，就说明他不怕死，因此王延羲大声叫骂，说黄峻这老东西纯属是犯病了，然后将其贬官，赶出了福州。

您别说，闽国的这些谏议大夫们，还是很有气节的。

要知道，生而为官，如果遇上个贤明的君王，皇帝听劝，懂得纳谏，那大臣们也有热情，也愿意多说两句，可一旦摊上王延羲这种君王，文官们往往就要明哲保身，谨言慎行了。

若为明君，先以法治天下，后以礼教世人，所以这做臣子的，无论是跟皇帝讲法律还是谈礼仪，这皇帝他都听劝，王延羲拿什么治天下？他完全是用自己的性格来治理天下，不稳定因素太多了。

像他这样的皇帝，虚伪，自私，残忍，听不得半点批评，哪个文官明知道死谏也是无用还要做白白的牺牲？

有，还真有不少，前有黄讽，现有黄峻，黄峻被王延羲贬谪之后，又有一个叫做郑元弼的人站了出来。

事情的原因，是因为王延羲有一年嫁女儿，这皇帝嫁女，自然是风光大嫁，群臣都要来朝贺，但是由于王延羲本人极不得人心，所以公主出嫁这天，就有十几个大臣推说患病没来，结果让皇帝发现了，皇帝非常生气，因为大臣缺席自己女儿婚嫁这事儿，应该是御史先发现，御史发现后更要及时向自己报告，可现在御史玩忽职守没发现，反倒让自己发现了，皇帝认为御史失职，于是把朝廷里的御史中丞刘赞捉来问罪，要廷杖刘赞。

这个时候，谏议大夫郑元弼实在看不下去了，跑到皇帝面前劝谏，说古来刑不上大夫，闽国的御史中丞刘赞，他负责的正是百官的刑罚之事，陛下怎么能对他用刑呢？

黄峻之前抬着棺材上殿，王延羲就挺老不乐意了，现在郑元弼又刚自己，他更加愤怒，叱问郑元弼，说你想要效仿魏徵吗？

魏徵是唐朝太宗时期的名臣，生平最喜欢劝谏皇帝，而且他劝谏皇帝不分场合不留情面，有什么说什么，经常直言犯谏，皇帝只要有一点点做的不好，就会招致魏徵铺天盖地的批评。

关于魏徵，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太宗皇帝养了只鹦鹉，皇帝非常喜欢，时常拿在手里把玩，有天皇帝正在花园里玩鹦鹉呢，魏徵突然跑来找皇帝，说要给皇帝分享一些从政治民的心得，太宗一听魏徵要来，知道如果魏徵看到他手里这只鸟，他肯定又要说自己卜昼卜夜爱鹤失众，干脆一缩手，把鹦鹉藏在了袖子里。

太宗刚藏完，魏徵就来了，来了之后他可就不走了，一聊就是好几个时辰，太宗是让他走也不是，不让他走也不是，袖子里这只鹦鹉也不敢拿出来，等到魏徵把话说完，叩头离去，太宗掏出袖子里的鹦鹉，鹦鹉早就因为缺氧给憋死了。

王延羲叱问郑元弼是不是想要效仿魏徵，其实是批评他不该向魏徵那样拘束和批评皇帝，郑元弼一听皇帝拿魏徵举例，他干脆灵机一动，说，我之所以要效仿魏徵，那是因为我把陛下您当成了唐太宗。

朋友们，五代十国前边，就是唐朝，太宗皇帝的影响力那太大了，后世之君王无不把唐太宗当做自己的人生标杆和追求，郑元弼说把王延羲当成了唐太宗，王延羲心里那是美滋滋，鼻涕泡差点没得意出来，这才消了脾气，免了刘赞一顿打。

可是，刘赞虽然没挨打，但他对皇帝，对朝政，对时局都深感失望，不久之后竟然郁郁而终，病死了。

诸君可见，闽国的皇帝们虽然都不中用，无德无道，可是闽国的不少大臣们，他们还是相当合格的。

他们不畏惧死亡，哪怕自己的劝谏无济于事也要那么去做，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让皇帝醒悟或者是试图用个人的能力去挽救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更是要对得起自己的人格。

如果他们选择沉默，那他们就否定了自己的一生，他们作为士大夫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某些时候，行为上的做到和做不到，往往要比活着更重要。

在封建王朝的历史规律中，个人的劝谏实在是太渺小了，皇帝，总是殷忧而道著，在困境和逆境中，人们往往会更加深刻的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从而明确的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应该坚持的德行，人的状态会更坚定，更坚毅，人的品德也会趋向于正常，比如王延羲当年被王继鹏先是关在武夷山，后又弄到府邸软禁，他都没有自暴自弃，没有放弃生的希望，一直在内心里不屈不挠的抗争，可是一旦他位至九五，坐拥天下，他就开始功成而德衰，因为自满骄傲或放松警惕，或者美色物欲的各种诱惑，逐渐忽视了对自身品德的修养和提升，这巨大的成功往往伴随着荣誉和赞美，这些外在的肯定让王延羲迷失了自我，忘记了初心，从而导致德行的衰退。

这不是王朝兴衰的历史规律，而是赤裸裸的，真实的人性。

《诗经》有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大家都知道万事开头难，所以人们总是会尽善尽美的做好开头，在一开始，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充满着希望，可是很多事情到最后都不了了之，很少有善始善终的——人生亦是如此。

还记得我们年轻时立下的豪言壮志吗？还记得我们曾经许下的承诺和那些发誓要实现的理想吗？

曾几何时，我们青春年少，我们以为，时间是可以随便浪费的，岁月是无穷无尽的，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年轻时的烦恼和困顿只是暂时的，理想和梦想可以抚慰我们所有青春的伤痛，可是，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年轻，我们成了中年人，老年人，环顾四周，我们突然发现，生活似乎也没发生太多的改变，梦想离你我的距离，还是和年轻时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已经没有人再说，我要去实现它了。

参考资料：

《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第八》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僣伪列传一》

王审知入闽、治闽与“崇佛”. 林立群,林精华.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6

王闽的宗教政策与政教关系. 何灿浩.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