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日报文化赣鄱栏目整版报道｜一汪大渊归大海 千年焕章耀豫章

8月9日，江西日报“文化赣鄱”整版报道《一汪大渊归大海 千年焕章耀豫章》，对青云谱籍元代杰出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成长经历及航海故事进行详细报道，并配发记者评论《江西的全球化视野》，现全文转 载以飨读者。

汪大渊塑像，目光所及，有家乡，也有诗和远方。

汪，水深而广：汪洋；又作量词：一汪湖水；又作姓：汪伦。渊，深潭；深池。“汪大渊”从字面意思来说，就是又大又深的水潭，至少是桃花潭级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汪大水，终究要汇入无边大海。从他的姓名来看，就跟大海有着宿命之缘，后人还可以从他的字“焕章”，为他的出海找到思想根源。百川归海，焕章为故乡豫章带来足以绵延千年的荣光。

2008年，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了“元代杰出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而中学历史课本里，汪大渊的名字熠熠生辉。

我们用全球化的眼光再次审视他的那两次远行，会明白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中国人对这个蔚蓝色星球探索的广度，以及华夏文明攀登的高度。

烟涛微茫信难求

汪大渊（约1311年－？），字焕章，江西南昌人，元代地理学家、航海家。他曾是最被低估的南昌“崽俚仔”之一。

由于他作为民间旅行家，不举功名，所以正史中对他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就连他的出生纪年，也是不甚确定的“约1311年”，记者根据仅存手稿中的草蛇灰线推论如下：

一是元代学者、诗人张翥（1287年—1368年）为汪大渊著作《岛夷志略》写的序言（张序），提到“西江汪君焕章，当弱冠，尝两附舶东西洋……”

这里的“西江”，就是南昌。李商隐《赠司勋杜十三员外》里说“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指的是韦丹元和初（806年—814年）任洪州刺史，洪州首治南昌，故李商隐诗中“西江”指“南昌”，这可能是南昌又名“西江”的源头。

张序中除了点出汪大渊的籍贯外，还指出他是“弱冠”之年开始远行的。在《礼记·曲礼上》记有：男子二十冠而字。意思是，男子20岁时举行冠礼，并赐以字。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年岁记法为虚岁，“弱冠”对应现在的岁数是19岁。

有了出海的年龄，再去考证当时的干支，对应公元纪年，就能反推汪大渊的出生年份了。在《岛夷志略》“大佛山”（今斯里兰卡西海岸，于首次出海当年到达）条目中，汪大渊写道：“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因卸帆于山下，是夜月明如昼……”这里出现了元文宗的年号“至顺”，干支“庚午”，还有季节、月份、日期“冬十月十有二日”，再通过天文学印证当地经纬度月相“月明如昼”，可推理出当天是公元1330年11月14日。减去“弱冠”19岁，可算出汪大渊大约出生于公元1311年。

之所以是“约”，一是正史无载，亦无旁证，孤证不立；二是汪大渊出发之年确定了，但具体出发的日子失传（他有可能在年初乘东北季风从泉州经南海南下，至春夏到达东南亚，这时盛行西南季风，故盘桓于此，等待年尾东北风再次刮起，乘风向印度方向进发）；三是他的虚岁“弱冠”是以年号干支纪年的，对应公历出生于年尾或是年头都有可能，而年尾年头也许分属两年。

好在无论是张翥，还是元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吴鉴为《岛夷志》写的序言，都肯定了汪大渊是南昌人。

吴鉴，字明之，福建闽清县人。至正九年（1349年），吴鉴寓居泉州（曾为清源郡），得到了当时的泉州监郡偰玉立的赏识，被聘为《清源续志》总纂，由此结识航海家汪大渊。至正九年十二月，吴鉴将汪大渊著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并为之作序：“唯豫章汪君焕章……足迹几半天下矣。”

汪大渊自述道：“至正己丑冬，大渊过泉南，适监郡偰侯命三山吴鉴明之续《清源郡志》，顾以清源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谓余方知外事，属《岛夷志》附于郡志之后……”

吴鉴可谓独具慧眼，对于《岛夷志》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源续志》附录本成为《岛夷志》最早的刊行本，这个版本在何乔远编撰《闽书》之时，依然在泉州流传。

一方水土一方人

8月6日中午，烈日当空，记者来到南昌市青云谱施尧村，寻访汪大渊留在故里的痕迹。

一般认为，汪大渊约于公元1311年（元至大四年）出生于施尧村汪家垄。

汪姓主要源自夏王朝时期古诸侯汪罔。先秦时期，汪姓最初活动于浙江、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地区。两汉至唐朝，汪姓主要的活动地区在皖、赣、浙、苏地区，已发展为当地的望族，故李白在安徽泾县“赠汪伦”。宋朝时期，安徽、江西两省集中了汪姓总人口的77%，故南昌出现“汪山土库”“汪家垄”等明星地名。

一方水土一方人，从地理环境来看，施尧村位于赣江和抚河交汇处，向为赣抚平原水网地带，缘水而兴，舟楫航运盛行。

施尧村得名有两种说法。其一，原名“施家峣”，峣是指地势较高的地方，东晋有施姓居住于此。其二，该村附近常有蛟龙出没且水患频繁，东晋许逊曾在此收服蛟龙治理水患，同时还为村民免费治病，使村民免受瘟疫之苦。村民都说许真君在村里施了恩惠，功德无量，将其与尧舜比肩，故将村子取名施尧村。

对于水乡来说，无论是施家峣的“峣”，还是汪家垄的“垄”（田中高处），都是人们为了避免水淹之苦而择居的相对高地，这是水乡的孑遗，也是文字的暗示。当天，记者穿过刻有“汪大渊故里”的一块大牌坊，进入施尧村故地，仔细寻访，发现经过数百年的沧桑，无论是“峣”还是“垄”，都已化为平地失了踪迹。

好在还有一座舨王庙，为汪大渊的人文脉络标下久远的注脚。

施尧村正对抚河的地方曾建有三座舨王庙，据明、清《南昌县志》及早期《逍遥山·万寿宫》记载，东晋时期，施尧一带屡遭抚河水患。每至农历四月初八，河中便出现坛口（漩涡），有河妖作怪，黑浪滔天。某年河妖作怪时，有一条运石船偏要往前驶，船上立着三位手执利剑的押运官，分别姓曾、熊、傅，他们将船冲向坛口，一时间狂风大作，波浪汹涌。三位好汉在狂风恶浪中与河妖拼杀，为镇住河妖，三人与船皆沉入河底，再没上来。从此河面太平，行船顺利。为纪念为民除害的壮士，人们在施尧村修建了三座舨王庙。历经一千多年，三座舨王庙如今只剩下一座。

村中老者说，每年农历五月初一，村民在抚河水域开展龙舟赛，起因就是为了祭祀三位勇士。当地民谚“东湖的鱼，西湖的虾，施尧的龙舟赛万家”，流传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舨者，船也；舨王，船王也。三位“舨王”应该是当年防汛抗洪捐躯的勇士，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逐渐神化。当然，“船王”背后的隐喻是，施尧村附近自古就是艨艟大舰的制造基地。

“江到南关古渡头，旁分一曲入溪流。垂杨夹道三千户，绕郭连樯数万舟。”这是南宋时期本地诗人宗必经，在《南浦》一诗中所描述的赣江抚河交汇口（即施尧村南关口）一带航运业繁盛的景象。足见当地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水运业较为发达，是古代中国水上交通的良港和货运集散地。

史料记载，自秦汉以来，南昌造船及配套行业较为发达，因盛产木材而历来是全国有名的内陆造船基地，更是江西“江、洪”（九江、南昌）二州两大造船基地之一。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宝船”的营造，也有江西包括南昌工匠的贡献。

青云谱民间还遗存一首排工号子《南昌城南掌故多》：

南昌城南掌故多，将军渡口波连波；

象湖源上风光好，施家尧去划龙舟；

王老丞相来迎接，相府千金坐花楼；

汪家垄住航海客，漂洋过海到夷洲！

这首排工号子简直就是为汪大渊“量身定做”，但实际分析，其传唱的年代应不久远。一是“象湖”之名最早出现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版《南昌县志·卷首·圩堤图》，此时距汪大渊航海已过去四个多世纪。这个“象湖”属于抚河故道一部分岔流，后淤塞成湖，位于现今象湖新城一带，经过历代围垦，现已是楼盘林立；现在的象湖，是近代抚河治理（1958年，李渡焦石拦河大坝修建）之后，其西支故道部分河段（将军渡闸上游）筑堤拦水成库，新世纪经治理后湖形如象，遂沿用其上游旧名；二是最后两句看似“未卜先知”，实为“事后诸葛”，确是近代汪大渊名气渐显之后，文化人有意编撰。

汪大渊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商人家庭，自幼居住在当地最大的航运港口，成长于对外航运频繁的环境中，这些为少年汪大渊提供了远洋航海的信息基础和经济后盾。在舟楫文化和商旅文化的双重熏陶下，幼时的汪大渊不仅爱读书，还对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格外痴迷，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漂洋过海、踏浪远行，吴鉴评价他“少负奇气，为司马子长之游”。

从他的姓名来看，藏着终归大海的宿命，而他的字，则是对命运的互文，由此触摸到他出海的思想根源。“焕章”出自《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为颂扬尧治天下的功德之辞。意思是尧以无为天道治天下，天道无以名，只有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这里的“文章”，是指经天纬地的事功。

直挂云帆济沧海

孔子身后，留下一声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的感叹，最易打动少年心。而元朝，恰是“道不行”的时代，他便响应孔子的号召，“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

根据“男子二十冠而字”的传统，他正是在出海这一年取字“焕章”，表达要到海外建立灿烂功绩的豪迈，或许还有“光耀豫章”为故乡打call的另一层意思。

带着老夫子的感叹，他从家门前的抚河登舟出发，舟行不远即转赣江南下，至赣州后沿贡水上溯，在武夷山前弃舟登岸，穿行于石城、瑞金入闽驿道，翻越武夷山脉后进入福建，遇水行舟，逢山走马，一路晓行夜宿，奔向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主港泉州。由此，一汪大渊归大海。

汪大渊于至顺元年（1330年），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等地，到达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这是和汪大渊同时代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故乡，也许在丹吉尔港口的某一片海滩，他们留下的足迹曾经重叠，可惜不是同一个时间。有意思的是，伊本·白图泰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6年，学界有争论）到达泉州，对汪大渊的起帆之地进行了一次回访。不过此间汪大渊也许在南昌闭门写书，也许在另外的行商旅途，要到三年后才能再次回到泉州，因此两位旅行大家在泉州没有形成交集。

汪大渊从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回国时已是1334年的夏秋。

四年多星辰大海的光阴，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再面朝大西洋，中间经历的惊涛骇浪与颠簸坎坷自不必说，出发时的弱冠少年，归来时已是须眉男儿。

我们注意到，汪大渊的航海模式是“附舶”，也就是搭乘其他船主的船只，他并不曾拥有一艘海船。江右商帮的家族传统和航运港口的出生地，带给他经商头脑，还有勇于探索冒险的能量。分析《岛夷志略》的记载，他应该是带着伙计，租用海船的部分舱段，把江西丰富的瓷器、茶叶、丝绸贩卖到沿途各地，然后带回当地的特产，使自己的长途旅行得以持续。

三年后，也就是至元三年（1337年）冬天，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等地，于至元五年（1339年）夏秋之际，返航泉州。

汪大渊再次出现在现存史料中，已经是十年之后。至元己丑（1349年）冬，他再一次来到泉州。这十年间，他可能一部分时间在商旅中度过，另一部分时间在南昌写书，记述自己山一程海一程的奇幻旅程。这也解释了，他和编撰《清源续志》的吴鉴相交之后，不久就能拿出《岛夷志》文稿。吴鉴在序言中还提到，汪大渊“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校之五年旧志，大有径庭矣”。可见汪大渊写了不止一本书，只是后来都散佚了。

1350年，汪大渊回归故里南昌，将《岛夷志》节选为《岛夷志略》单本刊刻印行，由张翥作序，现存于世的版本，均为此版本。此后，他隐入尘烟，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因此有部分史料将他的生平定为公元1311年至1350年，照此推算，他39岁就英年早逝。

这个结论未免武断。

确实，进入1350年代之后，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南昌地区一度也沦为战场，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洪州、鄱阳湖反复厮杀，施尧村也可能受到波及。不过，以汪大渊对世界和时局的了解，他完全可能隐居某地避难，从此不问世事。另外，在施尧村还流传一个说法，那就是汪大渊后来举家迁往泉州，随之泛舟海外，将华夏文明播撒四方。

就当这是家乡人的善意吧。

2012年，家乡人以汪大渊的字在施尧村附近命名了“焕章路”；2017年7月11日，汪大渊塑像在他出生地附近的抚河故道（现象湖风景区）岸边落成。8月7日，记者前往拜访时，只见他足踏宛如新月的航船，行驶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坚毅的目光所及，近处是家乡，远方是西洋。

江西的全球化视野

1773年12月16日，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波士顿夜色正浓。为了反抗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无止境的压榨，一群波士顿人悄悄来到格里芬码头，他们乔装登上三艘英国茶船，并把船上342箱来自中国的茶叶倒入大海。

波士顿倾茶事件直接导致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彻底决裂，美国独立战争很快打响。这是人类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东印度公司贩卖到北美的茶叶，直接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而这批茶叶主要是武夷岩茶，其出发地，就是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当时作为江西、福建、浙江、安徽茶叶的集散中心和重要的外销茶加工中心，享有“万里茶路第一镇”的美誉。

在世界逐渐成为“地球村”的过程中，江西的地理优势、杰出人物和丰富物产，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唐代中叶到清代前期，运河—长江—赣江—珠江这一水路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在这条通道上，江西独占其四分之一，处在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中枢，成为内陆通向海外的著名“黄金水道”。

元朝临川人朱思本，绘出了首幅两半球世界地图《舆地图》；明朝吉水人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省地图集；另一位吉水人陈诚30年间五度出使西域……

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不仅被现代人评为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之一，而且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他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到达大西洋的中国人”，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相反，“汪大渊是最早到过澳洲的航海家”则一直被西方存疑，因为他们更渴望，也更“需要”留待1770年4月28日，也就是440年后，由英国人库克来“发现”澳大利亚，全然不顾当地还住着原住民毛利人和旅居的华人。

江西的陶瓷、茶叶和丝绸，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第一批过硬的商品，世界正是从江西的陶瓷和茶叶逐渐认识了中国。

研读《岛夷志略》，100个篇章，有40多篇记载了瓷器贸易，其中又有20多篇谈到了青花瓷贸易。汪大渊所搭乘的海船，装满了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各种商品和货物。瓷器来自不同产地，除了景德镇产的青花瓷、青白瓷和青瓷，还有吉安乌瓷和处州瓷，此外，还有大量吉州窑和赣州窑的廉价瓷器。

现在，人们很难把南昌跟大航海相连，这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接受了“囿于内陆”的定位。可当我们回望汪大渊的时候，应该扪心自问：何以大航海时代，由南昌人捷足先登？

首先，这跟秦汉以来南昌作为造船基地有关。汉武帝时，就有豫章大舡出海；其二，这跟唐宋以来海上陶瓷之路有关。到元代，景德镇窑取代了龙泉窑成为中国瓷业龙头，而景德镇的昌江，成了海上陶瓷之路的源头，从昌江入赣江，南昌就成了通海枢纽。南昌人接过景德镇转口贸易第一棒，或经由长江，往太仓出海；或上溯赣江，往广州、泉州出海。

目前，南昌较缺乏闪耀“一带一路”的本土品牌，或许可以在市级层面激活“汪大渊”“万寿宫”“洪州窑”等这些全球化文化符号，使其承载的大气开放、拼搏进取的精神反哺经济社会发展。

来源：8月9日 《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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