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家、猎手和好的社会（下）

这是雪贝财经第351篇原创文章

作者：刘利平

策划：老胡

伍

2020年1月份，韩国国内上映了一部16集的电视连续剧《金钱游戏》，收视率火爆。剧情讲述的是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在金融危机下濒临破产，而韩国央行的一位女官员宁死不屈地阻止她的上司以及政府部门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下做出几近卖国的行为。

虽为剧情演绎，但韩国民众很容易就能想到，剧中的所谓国际金融机构的原型即是IMF和成功控股韩国第一银行的新桥资本。

这种迎合民粹但罔顾事实的神剧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韩国国内的部分舆论是如何看待韩国第一银行的交易。直至今日，韩国民众中的相当部分依然认为当初将两家国有银行出售给外资是IMF乘人之危强加给韩国政府的，属于丧权辱国。

在韩国政府与新桥资本公布框架协议的之初，只有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冷静地评价了这笔交易：韩国第一银行根本不是什么宝石，但现在有机会成为一块宝石。

KKR的创始人之一亨利·克拉维斯喜欢说：“任何傻子都能收购公司，而在收购后发生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韩国第一银行是韩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这家银行成立于192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跻身韩国赢利能力最强的商业银行之列。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夜的1996年年底，其总资产还有407亿美元，在韩国国内有421家分行，在国外有17家分行和办事处，是当之无愧的韩国顶尖银行。

但是，到了1997年上半年，也就是仅仅半年之后，韩国第一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减值贷款暴增，占到了其贷款总额的17%，半年之内就出现了净亏损4.17亿美元，年比年暴增至10倍。一家正常运营的银行，其资金主要来自于存款，贷出的钱必须收回来才能再贷出去，如果贷款收不回来，资金入不敷出，业务就无法正常周转，储户就无法提取存款。当时的韩国第一银行陷入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金融的世界里，很多事情并不可倚仗于常识。比如，对于当时韩国这样的主权国家，即便政府财政破产，但对他们来说，在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对破产银行源源不断地注入资金并不是问题。但是，在改革中，他们无法获得的最珍贵的东西有两样：管理和经验。

这两样东西对韩国第一银行、甚至整个韩国金融体系的起死回生都至关重要。但是，这两样东西都必须依靠国际最顶尖的金融机构对韩国本土人才的培训，韩国第一银行作为样本是关键一步，其要依靠新桥资本，而另一家汉城银行则要依靠汇丰银行。

金融家发起的对资产标的的收并购并非简单的低买高卖，不是在收购之后，稍作包装，伺机而动再卖出个好价钱。收购完成之后对弱势资产的重建才是最重要的，也是风险最大的阶段。

1999年12月31日，由韩国政府所有的韩国第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被关闭，2000年元旦，由新桥资本控股的韩国第一银行开业。

新桥资本雄心勃勃，他们懂得如何彻底改造好一家银行。第一步是组建一个世界级的管理团队。由新桥资本主导的第一届董事会成员有14名，其中包括韩国政府方面指定的6位，其他8名则全部是由新桥资本的合伙人或是由其邀请到的多位成就斐然的商界人士和金融家组成。比如，美国商务部前部长、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信孚银行前董事长兼行长、共和国家银行前副董事长等。新的高管团队也堪称豪华，行长、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首席信贷官等关键岗位都是具有在国际银行积攒了丰富经验的资深金融家。

最重要的是，韩国第一韩银行对业务方向进行了转型，从以企业贷款为主向以零售贷款为主转型。建立起严格的信贷文化和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系统，大胆利用科技手段，成为韩国第一个采用大数据和电脑决策零售贷款的银行。

董事会按照国际银行管理经验制定了周密完善的信贷审查制度：不看关系、不看政策，决策全凭对客户资信状况的客观分析，杜绝了关系贷款或任何腐败的行为。这让韩国第一银行成位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者。

在用人上也实行改革，改变了韩国企业中升迁通常都是严格论资排辈，而且女性不被重用的传统，转而按照国际市场标准，任人唯贤，奖优惩劣，越级提拔。

在新桥资本接手后的韩国第一银行在第一年的净利润就达到了约合2.3亿美元。但第二年还是因为对海力士的贷款出现了问题，仅此一案就亏损掉了头一年的所有利润。但是，这种错误很快在制度上被纠正，改革并未停止。

凭借严格的风控和对风险的警惕，以及基于专业能力的果断决策，韩国第一银行完美躲过了2003年的韩国最大信用卡公司LG信用卡公司破产案，也完美躲过了SK财阀集团旗下子公司SK全球的破产案。这些都与运气完全无关，如若没有制度上的改革以及严密的风控制度，这两大危机都足以让韩国第一银行再破产两次。

只用了几年的时间，新桥资本雇佣的管理团队就把这家濒临破产的银行改造成为行业中最健康的银行，完成了根本性的改变。韩国第一银行随后几年增长迅速，一年又一年地打破各项行业纪录，是韩国银行体系中资产质量最好、不良率最低的银行。

当然，数年之后当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给渣打银行时，也获得了大丰收。

在新桥资本，单伟建谈成了两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生意。一笔是上文所述的控股韩国第一银行；另一笔则是在2004年拿下深圳发展银行的控股权（2009年被中国平安收购，2012年更名为平安银行）。

于后者，单伟建更是创造了历史，新桥资本成为1949年以来接管一家中国商业银行的第一个国际投资管理团队，也是外资股东首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获得中国一家全国性银行的控制权，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两大交易在两个不同国家发生，间隔时间也并不长，但基于的外部环境却有所不同。

韩国金融业向外资开放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银行体制几乎崩溃的情况下，外汇紧缺，不得不引入外资以改造其银行系统，是迫不得已、挽救国运之举。

而在21世纪之初中国对银行体制的改革，虽同样是大量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但却不是因为缺钱，当时中国府库充盈。而是为了引入外国投资者对银行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的方法，以彻底改造中国的银行体制，改善银行治理结构和经营质量，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同样，中国对金融业循序渐进开放，是基于对其带来的好处不断加深的体会和认识，基于与国际市场的逐渐接轨的决心。

当然，中国对银行业的改革是一部漫长的史书。21世纪之初的中国银行业虽不至于如韩国金融业一样陷入崩盘，但同样问题重重，最主要麻烦是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且经营效益差。

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令银行系统背负了沉重的改革成本。截至1999年末，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约为3.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达到23.18％，若按规定提足划账准备金，四大国有银行将严重资不抵债。2002年，中国央行做了一个评估，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为30%。2003年，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其题为《中国银行观察》的报告中认为“巨额坏账已经引致四大国有银行技术性破产”。

事实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未对中国造成直接冲击，却给中国银行业敲响了警钟。政府监管部门最高层在自我审视之下，发现国有商业银行面临资本金不足和不良率畸高的双重困境，必须进行体制性地根本性改革。另一方面，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开放已进入倒计时，按照当初协议，银行业保护期只有五年。中国银行业必须主动融入国际银行业的高水平竞争，以应对2006年以后外资银行的涌入。

中国银监会在2002年甚至出台规定，要求中国所有银行都应引入外国投资者。

为了摆脱困境，深圳发展银行的国资股东寻求引入海外投资者，新桥资本对深圳发展银行的入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深圳发展银行股权较为分散，这让其在满足外资持股占比不得超过20%的规定下，也能让外资机构实现控股。

早在1991年，深圳发展银行即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股票代码为000001。作为深圳第一家上市公司和全国最早的股份制银行，在发展初期，深发展银行和同城的招商银行无论从规模还是业绩上都不相上下、并驾齐驱。

但是，进入新世纪的头两年，深发展银行就已积累了众多严重问题，陷入经营困境，是当时中国所有股份制银行中资产质量最差的。到了2004年底时，深发展银行更是已面临生存危机、内外风雨飘摇。其资本充足率达不到监管要求，只有2.3%，抗风险能力极差；不良贷款率高，达到11.41%；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导致出现了一笔高达15亿元的贷款审批存在明显的违规嫌疑。

新桥资本从2002年开始即已暂时接管深发展，到了2004年12月30日正式成功入主，成为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这其中的过程也是百转千回、跌宕起伏，比接手韩国第一银行时的过程要复杂更多，新桥资本甚至一度要诉诸公堂。

新桥资本的母公司TPG因帮助公司转型、资产重组和管理层收购而闻名，被称为“剃刀般锋利的冒险者”。对于单伟建，不论是带领新桥资本时期，还是如今的太盟投资集团时期，他在投资中坚持一条原则，即不做单纯的财务投资者，如果不能参与到对被投企业的治理改造中，则宁肯不投。

这让新桥资本在入主深圳发展银行后可以心无旁贷地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挽救这家几乎已积重难返的银行。

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聘了深发展银行整个原管理团队，转而组建了一支由外国金融专家与国内金融人才组成的国际化的管理团队。

董事长是素有“银行专业修理工”名号的法兰克·纽曼(Frank Newman)，他曾任美国信孚银行主席、总裁及首席执行官，美国副财长等职务。而行长则由韦杰夫(Jeffrey R.Williams)担任，他也是中国本土银行中第一位外国人行长，其之前在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有过20多年从业经验。

洋行长上任之后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总行和各分行之间建立起信贷风险控制官和财务执行官的垂直管理体系，并更换了深发展18家分行的行长。对于任何一家出现经营风险的银行，无外乎在风险控制体系上出了问题，新的管理团队决心要从机制和管理团队上避免出现此前分行行长很难拒绝关系户贷款申请的情况。总行职能被划分为：财务、信用、人事和内审等四大部门，每个业务部门向每家分行派遣一名员工支持相关业务的开展，这名员工直接向总行办公室报告，而不是分行行长。

由于当时众多国资银行存在裙带关系和内部腐败严重的问题，如何组建一支可倚仗的、能力出众的中层管理团队？单伟建用了两招：一是看哪些人在经济环境较差的区域能把业绩做好，对于这些职员大力提拔；二是实行360度匿名评价，要求上级、下级和平级的人来匿名评价全公司管理层，那些得到广泛尊重和认可的职员最后肯定会胜出。

其次，就是迅速实施新的考评激励机制，快速整顿中高层管理团队，改变当时管理混乱的局面。针对带来增长的业务部门、不良资产处理部门制定不同的激励制度和平均指标体系。从副行长到行长的薪酬在新桥资本入主后提高了5到10倍。

第三，大力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建立垂直的不良资产管理系统，设立资产保全信贷执行官等。

第四，和改造韩国第一银行一样，大力发展零售业务，还创新性推出了“供应链金融”业务，转型为“贸易融资专业银行”。

这次措施给深圳发展发展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从资本充足率达不到国家监管要求到满足要求；从公司营收和净利润放缓到营收和净利润实现大幅增长；从日渐衰落、危机四伏到绝处逢生、焕然一新。在2004年接手时，深圳发展银行的营业收入为52.74亿，净利润为2.9亿；但到了2010年公司，其营收已经达到180.22亿，净利润达到62.84亿。在6年时间，收入增长3.5倍，净利润增长21.67倍。

当然，新桥资本在此经典案例中的收获也颇为可观。在这笔交易中。新桥资本一开始花了1.5亿美元控股深发展，最后出售给中国平安时以22.7亿美元退出。

新桥资本对深发展银行成功改造，更大的意义是成为中国银行业体制改革的样本，其价值难以估量。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至今已进行了数十年的经济改革，缓慢而稳步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中国国有银行在21世纪初的前十年基本完成改制，通过股改上市、引进外资、走出去开展国际化业务、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建立严苛周密的风险控制系统、实行责任制等，形成了现代银行制度与资信文化，这些一旦形成则很难再因为管理层的变化而改变。

柒

单伟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海外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是不幸的一代人，历经过非常压抑、艰苦的岁月，但他们又是幸运的一代人，幸运的是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成为同时代人里最早一批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人，少数人有机会早早出国留学，并工作于全球一流的金融机构。

和他同时代的有包括胡祖六，他先后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高盛集团等全球知名机构，目前是私募股权基金春华资本的创始合伙人。

胡祖六最初声名响亮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他当时谋职于高盛。彼时，众多国际经济学者将亚洲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担忧人民币贬值。胡祖六的观点相反，他旗帜鲜明地“为中国辩护”，认为陷入危机中的众多东南亚国家是因为自身经济不平衡，债务和银行体系的一些问题所引起的，与中国无关。他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比较，用实证研究模型来定量评估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各方面的影响，证明人民币贬值无助中国摆脱危机。中国政府在后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扩大财政支出的刺激内需政策，这印证了胡祖六的判断。

这些最早前往海外接受教育并归国的金融管理人才最初就职于国际顶级金融机构，他们所代表着的是中西方元素的融合。他们所掌握的训练有素的金融本领，并结合海外资本，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前进。中国现代金融的诞生、发展和振兴与这些金融家是分不开的。

他们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同行，主要为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在重组、改革、上市等过程中提供建议与咨询，将国内企业推向海外资本市场。他们在服务于自身企业的同时，也将国际资本、技术和经验介绍至中国。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网通、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铝业等多家大型国企在海外上市都受益于此。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曾在20多年前采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标题是《朱总理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他的学生们的故事》。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首任院长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这篇文章中提到好几件朱相与他在经管学院学生们的事情。其中一件事如下：

朱相在得知学生李山即将出国继续深造后，两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朱：“你学成一定要回来。”

李：“没问题，我出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一定会回来。”

朱：“不是政审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

李：“那我应该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

朱： “什么都要学，不能只学美国的，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

朱相后来还在李山的毕业留言簿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数年之后，李山担任高盛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他曾陪同由总裁带队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到北京拜访朱相。

在那场会面中，朱相问了李山两个问题：“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李山当场回复：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

一年以后，已调往伦敦任高盛欧洲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的李山，借朱相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机，将一份《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当面呈送到朱相手中，并力陈创办股份制国家投资银行的重要性。

朱相后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正式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要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而李山就此担任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为此放弃了数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

金融家当然爱财，但取之有道，他们大多数聪明而优秀，在高强度的教育中通过勤奋与刻苦获得相应的才能，自然理应获得与所掌握的才能相匹配的收入。当然，金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阶段会优先回报那些贪婪和自私的人，在中国，民众对于金融行业的贪腐现象尤其担忧。但是，这并不能丝毫抹杀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群体的主流依然是那些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为己任的金融从业者。

本世纪之初的好些年，在北京的中央和地方银行，为了笼络高水平的金融人才，一些外资银行、金融机构盛行用比政府及国营企业高数倍甚至逾十倍薪金的报酬来招聘本土金融人才。

当时，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尤其受欢迎，全局70余人，管理着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当时他们的平均年薪只有5万元，他们成为外资公司垂青的对象。

为了留住这些人才，当时的国务院甚至特批，给这些人才的薪水增加一倍。时任总理朱相还特批给几位金融奇才破格大幅加薪。

耶鲁大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勒教授以毫不留情地批评华尔街而著称。这位言辞刻薄的老先生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收获了广泛拥簇，其一是由其主讲、人人可免费观看的耶鲁公开课《金融市场》，其二是他所撰写的《金融与好的社会》。

这本书2012年在中国发行中文版，在序言中，希勒称“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对中国的意义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他认为“邓小平于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使中国逐步接纳现代化的金融技术”。

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本源上讲是受金融的影响形成的。但从发达国家的既成事实来看，一个国家的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就越低。

希勒鼓励中国政府面对严重的贫富分化，应该像针对权力的改革一样，将金融资本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他的观点，我们姑且可以总结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只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金融家们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