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而论，“八一三”淞沪抗战才是蒋介石决心全面抗战的开始

严格而论，“八一三”淞沪抗战才是蒋介石决心全面抗战的开始。七七事变，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但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枪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1936年9月18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
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抗，是谓七七事变。
北平市长秦德纯于7月8日，发电报给仍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事变情况。据陈布雷说，蒋介石于9日以后“始悉其梗概”，但“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在蒋介石的判断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定义也只是在华北地区。他在日记中写到：“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日本政府也表示不愿扩大，但不扩大是以中国屈服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扩大。
在蒋介石而言，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战思想趋于统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同时毛泽东、朱德以下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救国。
蒋介石遂于7月16日在庐山又邀集全国军政要人举行谈话会。8月中共派周恩来等参加，提出《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中共又作了些让步，但仍坚持国民党只能派人参与指挥红军，蒋介石若即若离，直到8月中旬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愿意与中共共同抗日。
蒋介石虽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心知肚明日本军阀气焰正炽，不可能“觉悟”、则战争势不可免。他于7月17日对卢事讲话，实已为全民抗战作了心理准备。
7月20日，蒋介石自庐山返回南京，国民党内包括广西李、白的反蒋派系，纷纷拥蒋抗日，更使蒋无从退却，停战谈判破裂，日本侵略军于7月28日深夜向平津大举进犯，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不到两三天，平津就相继陷落。
蒋介石于7月29日在日记上写道：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理，此不足惊异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第1140页)
中日两国军力固然强弱悬殊，但是如此不经打，实在令人惊异。蒋介石于事前一再电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进尺，“中央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要宋“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决，贻误战机，以至于仓促应战，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持二十九军，导致迅速溃败，连失名城。
蒋介石于7月29日记者招待会上，自认平津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负之”，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抗战”一词，也是蒋介石首先坚持用的，以表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应战！
但是，后续的发展大大出乎了蒋介石的预料，日本不断在华北地区增兵，使得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另一种判断，那就是是否真的是开启全面抗战。日本方面的一个行为却没有给他继续思考的余地，因为日军虽然增兵，却没有扩大战果，只是在华北集结而不开战，因此，蒋介石本来还要进行战斗的欲望却有些减退。
真正的全面应战，则是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之战。翌日，国府外交部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9月19日，蒋介石终于同意中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张，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1日，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严格而论，“八一三”才是蒋介石决心全面抗战的开始，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军委会现成为最高统部，编制大为扩充，设秘书厅以及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调事宜，在举国一致对抗日寇侵略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成为统一中国之最高领导人。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在历经了三个月的鏖战后，终究因为双方实力差距过大，不得不撤兵上海。攻占上海之后，取得胜利的日军一路乘胜追击，占领了国都南京，但其一击破灭中国人抗日的信心和希望却完全落实，逐渐跌入了持久战的泥潭直至彻底失败。（参考：《蒋介石日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