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南昌起义领导人，混得最惨的黄埔“四凶”，成败皆因陈独秀

在中国近代史上，黄埔军校总共办了二十三期，培养学生18万，尤其以中共参与创办期间的黄埔一期至黄埔六期的学生最为著名，可谓是将星闪耀。教官中，也有很多优秀人物，其中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张治中四位左派干部和教官，被蒋介石等右派分子攻击为“黄埔四凶”。

邓演达和恽代英均在1931年被蒋介石杀害，而张治中则加入了国民党深得蒋介石其中，高语罕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骨干，曾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但晚年竟混到了报社拒载其文章的地步。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四凶中混得最惨的高语罕的革命历程，看他是如何从万人敬仰的英雄混到晚景凄凉卖文度日的。

走在安徽五四运动的前列

高语罕原名高世素，又名高超，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人，1888年出生在当地一个有名的汉学家家庭。青少年时曾留学日本，进过早稻田大学，1907年末毕业即归国从事秘密的反清活动。1908年在安庆参与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失败后，因未暴露身份，得以逃脱株连。

熊成基

1914年底，高语罕来到上海，结识了陈独秀。1915年至1916年，高语罕在上海积极参加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五四运动期间，高语罕作为芜湖地方运动的核心人物、安徽省地方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更是。他的学生事后曾在追忆中赞誉他：“五四浪花高百尺，导航灯塔是先生。”

五四运动期间，高语罕第二次来到上海，再次和陈独秀共事。在这这段时间，他将他的《白话书信》一书不断完善，并于1921年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这是一本以通俗的语言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在安徽省和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发展。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同时,陈独秀先生在南京、安庆和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高语罕在芜湖最先响应。”

在大革命中走上人生高峰

1920年10月至11月间，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高语罕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在稍后参加了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2年高语罕与郑太朴、章伯钧等离沪赴德进入哥廷根大学。和张申府、高语罕、章伯钧、孙炳文、廖焕星等被编在中共德国支部内。据张申府说：旅欧总支部负责人由他和高语罕、郑太朴等组成。

同年 11月，高语罕赴广州筹划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即聘高担任主任政治教官。据聂荣臻等人回忆,高语罕在黄埔军校教授(政治学概论》,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之一。

1926年1月1日至20日，高语罕以“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的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指定他为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负责有关政策的指导事宜。1月19日高语罕以167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3天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高语罕又被推举为由5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监委常务委员。

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影视画面)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亲自策划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当天黎明之际，高语罕、萧楚女、恽代英、李合林等著名共产党人被蒋捕押。蒋还以高的发言为共产党倒蒋的根据之一，散发题为《校长宴会全体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的小册子，指责高语罕、恽代英、邓演达和张治中为黄埔“四凶”。

1927年4月,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到武汉，列席中共于4月27日至5月9日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王明请求高语罕到陈独秀处说项，允许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被高拒绝，陈独秀此时正好在隔壁房间，听见此事后当即斥责王明不自量力。由于米夫的干涉，王明还是被分到宣传部担任干事。不久后，高语罕到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担任秘书长。

中共五大会议现场

同年7月25日，高语罕和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以游逛甘棠湖为掩护，在所雇的小船上召开会议，磋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起来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白色恐怖。在这次史称甘棠湖“小划子会议”上，高语罕等人主张叶挺、贺龙率军迅速离开九江前往南昌，以准备即将举行的起义。

高还受命为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和监委委员起草一份俗称“八一宣言”的《中央委员宣言》，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市《民国日报》上发表。在宣言上签名的共22人，他们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恩克巴图、杨匏安、柳亚子、高语罕、谢晋、白云梯、毛泽东、董用威(必武)、江浩、韩麟符、夏曦、许苏魂、邓颖超、屈武等。

在革命低估中走向托派

南昌起义军失败后，高语罕暂居澳门，期间他受命就南昌起义后的活动情况，向党中央起草了一份后人称之为《高语罕给中央的报告》的文件。1927年，12月，他获准返抵上海，被分在“中共春野支部”，与昔日的党员学生蒋光慈、钱杏邨、李克农等在一起过组织生活。

期间，党中央要陈独秀和高语罕等到苏联共产国际去述职。受陈独秀影响，高语罕表示拒绝。以后，他就在与陈独秀的密切来往中，由发牢骚诉不满，发展到思想上倒向托洛茨基主义，最后在组织上参加中国托派，走上分裂党的道路。

陈独秀

1929年11月，高语罕因拒不接受组织挽救，因加入托派被中共春野支部开除出党。

此后，高语罕以托派理论家的身份，著文鼓吹“二次革命”。同时，他还撰文攻击中国工农红军，陷入了同蒋介石同流合污的泥坑。

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家中被捕，加上前此国民党在1931年5月进行的大逮捕，托陈取消派几乎被蒋介石政权网罗殆尽。高语罕却逃脱了这两次的大搜捕，先隐居沪上，一度化名充任(申报》读者栏和神州国光社编辑，又匿名担任马相伯的私人秘书，后逃亡到香港，卖文度日，或兼任教师。

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高语罕闻迅后由香港飞抵南京,与陈取得联系,以后一直充当陈的代言人。蒋介石在这期间提出召见陈独秀和高语罕，并打算请陈在国民政府中任职。陈独秀断然拒绝会见，高语罕却会晤了蒋氏，结果遭到陈的当面斥责。9月，高语罕随陈去武汉,1938年5月，又随陈去重庆，转而与陈一道定居四川江津县。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5月29日，高语罕写就《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发表在6月4日的(大公报》上文章追忆了陈独秀的坎坷非凡的一生。此后，他又不断撰文评述陈独秀一生的功绩。

陈独秀去世后，高语罕由江津迁到成都，曾寄居在《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家。一方面为陈氏夫妇的子女补习国文，一方面受聘为《新民报》的长期特约撰稿人。

1945年9月，高语罕搭乘《新民报》轮船到南京，住在南京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房屋中，生活十分清苦。这期间，高语罕思想仍顽固不化，在抨击蒋介石反动政策的同时，继续攻击坚持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据陈铭德和邓季惺以后的回忆，高语罕写的这类有错误倾向的文章，送到《新民报》，都被拒绝刊载。

1948年春，高语罕在贫病交加中病故，终年60岁。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骨干，高语罕在党的创建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在南昌起义前的策划和起义中做出了贡献，但他革命意志不坚定，遇到困难即退缩，造就了他晚年政治失意，晚景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