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 ‖ 论老

敬老为所有文明社会的一种美德，有的社会甚至敬到迷信的程度。例如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称赞青年之词为“少年老成”，似乎是看“老”为少年人的最高理想。但有时也不免感到老的缺点，于是又有“老当益壮“或“人老心不老”一类视少壮为老年的理想的话。再进一步，有时甚至感到老的讨厌，造出“依老卖老”的讥词与“老而不死”的咒语。敬老虽是中国伦理中的有力教条，由讥词与咒语看来，对于老似乎又不能全无怀疑。

敬老的原意，并非因其老，而是因一人未老之前的成就与贡献。生而为人，应当自视为赋有天职，为农为商，读书劳作，都无关系，但在青壮时期必须努力去尽自己的本分。年老之后，把自己的岗位让给后来的人，把自己的经验教给后来的人。此种老人当然可敬，最早用“老而不死”一句话骂人的孔子，批评原壤，说他“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意思正与我们上面所讲的相同。一人终身无成，早就该死，到老而仍不死，怪不得连圣人都忍不住“以杖叩其胫”了！后世的中国不明此理，无条件的认为老的本身可敬，就大失敬老的原意了。正因如此，所以在中国社会“依老卖老”的现象特别发达。西方人年已五十，仍自视为壮年，认为一生的重要事业方才开始。但在中国有许多年方半百甚至刚过四十的人就以老自居，这是极不健全的现象。方过中年，即倚老卖老，唠叨小器，有如七八十岁的老太婆，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最可惋惜的现象。况且人一自认为老，就必停止进步。在今日训练复杂，往往须到而立之年方为准备成熟的时期，未及五十就不再长进，这无论对个人或对社会都是一种极不经济的事。

当老而老，乃是人生过程中莫可奈何的发展，只得听其自然。身体衰老之迟早，在乎营养，卫生，与遗传。遗传部分属于先天，己生为人，天工已定，无法可想，可以不论。至于营养与卫生，对于太坏的遗传虽无补益，但对于多数人最少可补一部天工之不足。为克尽天职起见，每个人都当于可能范围内善自珍摄。这不只是对于自己的责任，也是对于社会对于文化的责任。但最严重的老并非身老，而是心老。身心相互为用，身老则心老，心老也使身老，免除心神早衰之道或者很多，最重要的恐怕是使生活有一个积极性与建设性的目的。

例如每人的职业大概都有谋生的意义存乎其中，但我们如果能只视谋生为肉体凡胎的一种不得已的附带条件，主要的精神都贯注在事业上，对事业保有浓厚的兴趣与坚强的毅力，如此我们就可不轻易的为物质环境所左右，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勇往直前，对于自己的知识与技能时时刻刻力求进步。一个人若能如此，即或身体虚弱，大概也可免除早老，最少不致年来六十就老态毕露；身体如果生来强健，恐怕维持高度工作效率到古稀之年也不太难。

太平时代，许多人处尊养优，还不显得易老。非常时期，生活闲难，环境变态，心神紧张，凡太平时代未作充分准备或未能对于事业本身发生热情的人，到此时都老得非常的伙，有的人可以行年四十即有准备就木的神情，我们处在列国竞争的今日，撇开其他的问题不谈，只此早老的一点就足以使中国永远落伍而有余。西方一个人工作到六十是常事，到七十仍能有积极的贡献也不是特别例外。中国一个人普通只能工作到五十，五十以后即或仍然每日经过工作的形式，也往往不能再有真正的成就。有的人甚至年未五十就已停止活动。假定一个人的重要工作由三十岁开始，一个西方人一生工作三十年或四十年，我们往往工作二十年，两个人才抵他们一个人。并且今日复杂时代的高级人才，非到四十以后，甚至五十左右，不能完全成熟，最大最精的成就就时常须待五十左右方才开始。而我们很多的人刚到此时就己衰老，这是如何大的损失！

不肯早老的决心，必须青年时期就要立定，方能有效。深望现在的青年能够明了我们国民的弱点，由今日起，对于“老”的道理要彻底的认识。旧日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看似老生常谈，确是至理名言。青年不再，转瞬就成过去，最重要的是紧抓这个短暂的宝贵时光，尽量利用机会，充实自己，追实学，求真知，要深切的觉悟，青年时期活力充沛，热情四溢，无意间容易自认为永远没有老的一天，好似前面学习的机会与时光还多的很。

凡过度如此任情奔放的人，往往发生错觉，误以生理上的热情为可靠的活力，以热情下的自信为人格的支柱，因而轻易放弃与热情不大发生联系的真知实学；一纵即逝的少壮年华一过，立刻发现自己人格的空虚。而这个发现正是老的开始，这就是最痛苦的早老现象。少年时期，的确需要“老成”一点；正因热储有余，反倒更需克制热情，多用理智，以防二三十年以后早老的悲哀！

（原载北平《周论》第1卷第19期，1948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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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雷海宗，字伯伦，一九○二年出生，河北永清县人，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病逝。先生硕学高德，博大精深，学贯古今中外，研究自成体系，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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