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于赛博对抗”：基于产业生态全域考察的电竞素养研究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电子竞技的高速发展使得电竞产业愈发走向多边平台化模式与高阶素养要求的职业发展路径。本研究引入“媒介素养”概念，借用梅罗维茨（1998）对媒介素养的“三分法”，即内容素养、语法素养与媒介环境素养，提出“电竞素养”这一理论框架，试图以此探讨媒介与技术、劳动、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将电竞视为跨越体育、科技文化、传媒交叉场景的媒介，探讨身处其中的电竞从业者如何理解媒介、运用媒介并最终融入媒介环境，提升自身的媒介生产力。本研究发现，腾讯电竞、教育部、体育局、电竞俱乐部、高等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是作用于电竞素养建构的六大关键行动者，推动着从业者为电竞“正名”的共同价值导向、协同创新的专业化要求及自我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构成了电竞素养的三个层次。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宏观层面的电竞产业发展模式具象化为微观层面对从业者媒介素养能力的要求，通过诠释媒介素养与行业生态的互构关系，明确了从业者如何在电竞这一媒介中完善自身的媒介生产实践，实现数字化生存。

作者简介

赵瑜佩，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导。

李秋衔，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生。

张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

一

引言

2003年，我国电子竞技（简称“电竞”）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正式体育运动，如今已走过二十年。国际代表性学者Hemphill Dennis（2005）长期追踪电竞在数字平台的变化，将电竞定义为“在计算机介导或生成的体育世界中扩展的人类行为”。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电竞定义为“以现代电子技术和电子设备作为运动器械，在信息技术营造的虚拟环境里，采用统一的竞赛规则，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人和人或者人和机器的对抗”（国家体育总局，2016）。可见，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分别强调电竞的信息技术特性与竞技体育特性，体现了对电竞既有的两种主流理解。本研究从媒介视角理解电竞，将电竞视为“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德布雷，2001/2014：17），强调电竞作为一种新的存在正在改变人们交往互动的形式、揉化各体制之间的边界，进而带来广泛的信息社会变革。

从电竞产业的历史沿革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日本单机游戏为代表的电子游戏产品进入我国并风靡一时（Liao，2016），与之相关的市场和监管体系也逐步成型。近年来随着电竞的去污名化（Lu，2016；Zhao & Zhu，2021）与直播平台的兴起（Cunningham，Craig & Lv，2019；Zhang & Hjorth，2019），我国电竞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覆盖上、中、下游（游戏内容、赛事承办、内容传播）的产业驱动的“伞状”综合体（Zhao & Lin，2021）。但是，随着电竞产业的扩张与壮大，垄断控制下的有限市场竞争直接导致我国电竞产业整体劳动力需求达到33.15万人，存在着劳动力缺口未补足、行业人员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杨越，2018）。因此，推动行业人才产出、提升从业者的专业化水平成为电竞行业共同关注的议题，尤其是短期的、针对培养职业选手的单一模式，逐渐演化为聚焦行业垂直领域，包括电竞赛事直转播、网络安全保障、赛事执行、俱乐部管理、运营等从业者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比如，2016年9月，我国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公布《关于做好2017年高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将“电竞运动与管理”作为增补专业，纳入“体育类”专业和“教育与体育大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6）。2024年1月31日，教育部更新了2021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将“电子竞技技术与管理”纳入体育类管理学学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4）。

基于对电竞人才培养日趋制度化、体系化的社会性活动，本文借鉴媒介素养的理论逻辑，提出“电竞素养”的分析框架，用于挖掘电竞个体的价值观传播、专业化水平与自我发展可持续性。

二

文献综述

（一）理解电竞的媒介属性

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对于电竞游戏的研究横跨体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诸多领域，但缺乏跨学科的对话，体育学科主要围绕电竞是否是一种合法化的体育形式展开辩论（李宗浩，王健，李柏，2004；周乐，2023；Thiborg，2009），探讨电竞实践过程中身体亦或是脑力的运动机制并梳理总结其体育属性和体育精神；新闻传播学关注电竞现象背后的话语建构（何威，曹书乐，2018；何天平，宋航，2022；刘双庆，刘璕，2021），描绘了电竞游戏从“污名化”到“去污名化”过程中的媒体话语变迁和实践特征；社会学关注围绕电竞形成的文化现象及文化实践，例如电竞游戏的社会影响（Hollist，2015；Skubida，2016），电竞主播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分类（赵瑜佩，吴婉妍，汪宇新，2023）、电竞玩家的情感体验和艺术期待（戴志强，齐卫颖，2019）和电竞粉丝文化消费的个性化特征（张文杰，2022）等。

各学科基于不同的角度对电竞进行概念化解读，从共性上来看，电竞被定义为文化亦或体育的消费客体。例如，体育学者李宗浩等（2004）认为电竞运动是人（队）与人（队）之间运用计算机（含软件和硬件设备）通过网络（局域网）所营造的虚拟平台，按照统一的竞赛规则而进行竞赛的体育活动。文化学者Kayla Pajarito（2017）则认为电竞是一种沉浸式的表演艺术，选手们为比赛现场和屏幕前的观看者呈现游戏技能表演。T.L.Taylor（2012）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将电竞定义为受雇于职业团队、有赞助商支持的职业选手在国际大型赛事中的对抗。虽然各大定义均强调电竞背后计算机、网络等物质化载体的媒介特征，但综合来看，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电竞的体育属性和文化属性，其媒介属性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本文认为电竞行业是一种媒介生态，基于以下考量：一是从技术特征来看，电竞根植于信息技术与媒介环境，而媒介、传播实践和信息流使得电竞产业能够并存于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Hutchins，2008），因此，在传播学视域下，电竞可以被看作一种媒介现象。二是从实践特征来看，电竞可以分为结“人—机”“人—机—人”“人—机—媒介—人”三种交互模式（石磊，丁冉，2024），体现着作为玩家和观众的个体如何与游戏、电竞平台、电竞直播、职业赛事等媒介构成动态的互动关系。三是从产业特征来看，电竞已经成为媒体产业领域的关键项目（Ji & Hanna，2020）。因此，有学者从媒介管理的角度关注电竞产业，试图解构电竞产业内部行动者在产业中的具体作用与合作模式，挖掘其个性化特征。相关研究议题包括电竞赛事内容的生产与消费、电竞体育产业与文创产业模式的转变（Zhao，Li & Lin，2023）、电竞从业者的数字化生存现状（Reitman，Anderson-Coto，Wu，Lee & Steinkuehler，2020）、电竞产业内部行动者及行动关系网络对产业的形塑作用（Lin & Zhao，2021）等。

上述研究表明，电竞作为一种媒介，围绕电竞所形成的产业生态是一种媒介生态。比如，Tobias Michael Scholz（2019）基于体育媒介管理的角度绘制了电竞的商业生态图，勾连了电竞玩家、职业电竞主体，以及媒体之间的互动。然而，对电竞商业价值和电竞玩家的消费属性的过于强调使其难以解释商业因素之外的多元行动主体、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环境与电竞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张力。因此，为打破管理学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媒介素养”为本研究勾连电竞媒介生态与行动主体实践提供了概念工具，本研究通过长期田野来识别活跃于其中的关键行动者，探讨它们如何维持电竞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着我国电竞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演进。

（二）媒介与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概念的提出缘起于大众传播时代信息获取方式的变革。在1993年召开的“媒介素养领袖会议”中，“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被定义为“近用（access）、分析（analysis）、评价（evaluate）、创造（produce）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能力”（Aufderheide，1993）。近年来，媒介技术和形态的进步推动着媒介素养认知模式的革新（王贵斌，2020），读者、作者、生产、消费的边界不断模糊（Coiro，2009），在不同的数字媒介中发表观点、展示自我、分享创作乃至参与公共讨论等能力都被纳入了媒介素养的范畴。媒介素养的主体也实现了从被动接收信息到主动生产信息的转变。传统的、以批判主义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概念在新媒体语境下逐渐显露出解释力和适用性不足、忽视了用户与媒体的互动关系等缺陷（Buckingham，2003）。

本文认为，当下媒介素养研究的一个显著问题是：虽然学界充分讨论了作为“概念”的媒介素养，着重分析其历史沿革与理论特性，但较少关注作为“实践”和“经验过程”的媒介素养。因此，本文试图将其延伸为探讨在电竞领域的个体媒介生产实践过程，以此反思媒介与技术、劳动、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本研究受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98）对媒介素养分类的启发，将这一分类应用于电竞从业者媒介素养的多维度分析中。梅罗维茨认为，媒介素养可细分为内容素养（media content literacy）、语法素养（media grammar literacy）和媒介环境素养（medium literacy）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媒介素养内涵与目标。

首先，内容素养强调传播内容的解码过程，即受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信息进行主动的解读、处理、加工，并且提出质疑和批判。类似地，Erica Weintraub Austin和Kristine Kay Johnson提出媒介解释模型（Media Interpretation Model），认为受众在处理信息时的逻辑比较过程（logical comparison）和情感评估过程（affective evaluation）能够成为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切入点，提升受众分析和评估信息的能力（Austin & Johnson，1997）。

其次，语法素养将媒介使用者对媒介的运用视为一项个人技能，习得并熟练掌握媒介使用能力的过程，便是提升自身媒介生产力的过程。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Christine Greenhow和Benjamin Gleason（2012）将活跃于Twitter平台的传播行为概念化为一种文化实践，将交谈和维持社会关系、实时进行社交搜索、动员与社会抗议三大素养能力概括为“推特能力”（Twitteracy）。在不断接纳新兴媒介技术的同时，媒介素养研究也亟需纳入数字鸿沟和社会不平等的内容，构建具有心理包容性（包容使用不同传播技术的人群）和技术包容性（包容替代技术和传统传播技术）的数字素养提升体系（卜卫，任娟，2020）。

最后，媒介环境素养强调身处媒介中的个体，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语境下辨识、理解和使用不同媒介的能力，解读特定的互动行为如何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以电子游戏为例，James Paul Gee（2008）和John Alberti（2008）提出电子游戏的即时的反馈、经验的循环使用和有序的困难设置是一种提升学习能力的定制化体验，而游戏所呈现的数字多模态交流，包括动态视觉、语言、音效、符号和触觉反馈（von Gillern，2021），使得玩家利用各种文化实践来理解游戏世界的机制和叙事，进而提升学习能力和反应能力（Tokac，Novak & Thompson，2019）。进一步，作为电子游戏的重要传播渠道，电竞直播被定义为电子游戏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Taylor，Kerse，Frakking & Maddison，2018），而电竞主播在社交平台所进行的游戏体验叙事、流行文化探讨、对观众评论与建议的阅读和回应都被视为电子游戏领域中媒介素养的典型能力（Anderson et al.，2018）。

本文认为，目前的媒介素养研究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既有研究局限于受众和媒介使用者的实践行为和能力提升的议题，未能从宏观的、体制机制的层面探讨行业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如何在媒介生产与消费、社会交往与社会协作等方面中形成，也未能充分探索不同主体与角色（如游戏开发商与发行商、游戏监管部门、职业运动员与游戏爱好者等）、不同媒介形态（如移动端、PC端、大屏直播等）在个体素养能力指标、素养建构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另一方面，既有研究鲜有将媒介与行业相关联，“媒介素养”在媒介化社会中不仅表现为媒介内容的解读能力和媒介工具的使用能力，更表现为一种行业价值观、从业者的专业化能力和对行业的发展预期与职业发展愿景。

综上所述，本文将媒介素养置于电竞人才培养的具体语境之中，提出“电竞素养”（esports literacy），以此勾勒媒介素养在电竞领域的理论框架，揭示对电竞从业者的媒介素养要求。一方面能够拓宽媒介信息处理、媒介使用和以媒介作为生产关系之间的媒介素养理论边界，另一方面也为囊括多主体、多领域的电竞素养提升的实践活动提供现实依据和参考。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作为媒介的电竞产业，对从业者有着怎样的媒介素养要求？（2）电竞人才培养如何作用于从业者的电竞素养？（3）从业者电竞素养的提升如何反哺电竞产业？

三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选择将媒介素养作为理论支撑，探究我国电竞人才培养协同共进的路径。首先，第一作者在电竞行业展开了7年的田野观察（2017年—2023年），采用混合式方法（mixed-methods）将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在勾勒电竞产业核心行动者的生态位置、核心能力及价值主张的过程中，通过两大研究法的相互验证，克服了单一方法的局限性，实现对电竞的全域考察。具体来说，在参与式观察和前期访谈（2017年—2020年）中，以下六大主体被反复提及：腾讯电竞、教育部、体育局、电竞俱乐部、高等职业院校、本科院校。因此，本研究自2020年起，重点聚焦采访了这六大主体的相关代表，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法，每次采访时长不低于1.5个小时，访谈对象包括10名电竞版权方的工作人员（以A01-A10为代号）与10名分别就职于上海、浙江相关电竞专业和课程教学的老师（以B01-B10为代号），以及55名来自不同俱乐部的电竞管理人员、运营师和运动员（以C01-C55为代号），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电竞行业的人才培养。此外，由于长期从事电竞行业，研究对象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也对这一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个人化的期望。因此，本研究在设计访谈时也将这一情感因素纳入考量。

面向电竞厂家的访谈设计包括：（1）电竞培养目前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困境问题；（2）与其他生态系统行动者（电竞选手、俱乐部、监管部门等）的人才互动问题；（3）关于电竞人才可持续性发展的挑战、机遇与策略问题。面向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访谈设计包括：（1）如何应对电竞所面对的负面社会舆论，如何看待电竞这一全新的、仍处于探索阶段的教学领域；（2）电竞教学如何与产业需求相结合；（3）与其他高等院校、组织、政府部门和商业行为体在素养能力提升上的合作目的、方式与预期问题。

同时，本研究结合二手资料分析法（secondary analysis），对我国电竞产业报告和全球电竞与游戏直播关键市场报告，以及近年来我国教育部和国家体育局对电竞产业的扶持性政策实践进行系统性梳理，立足于我国电竞产业链的布局与互动关系，剖析电竞行业的去污名化实践、文娱属性、体育属性如何在电竞素养这一框架下实现协同演进。

四

分析与讨论

（一）内容素养：电竞身份的正当性认知

本研究发现，电竞行业价值观的建构始终围绕“去污名化”这一共同的价值主张，指引各行动主体以自组织的形式进行电竞素养的社会实践，为电竞“正名”的同时，改善、纠正并重塑电竞从业者的正当性认知。对于电竞从业者而言，其素养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与个体本身的知识能力体系、媒介经验和价值观念是紧密结合的（潘曙雅，祝宇欢，谢乐滋，2023）。基于此，本部分围绕认知成因（污名化现状）——认知主体（共同价值导向的电竞从业者）——认知特点（正名实践的社会问题导向特征）——认知结果（个体实践带来的宏观系统与其他系统交互的结果）展开讨论。

从认知成因来看，电竞的本土化传播是在“游戏毒品论”的社会语境下展开的（何天平，宋航，2022），缘起于本土独有的“面子文化”（Zhao & Zhu，2021）和“电子海洛因”等歧视性话语（Lu，2016），导致中国社会电子游戏及其玩家长期以来被普遍轻视甚至贬低（何威，曹书乐，2018），再加上日常语境中的电竞长期未脱离电子游戏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范畴（宗争，2018），带来“污名化”的意识形态，长期影响着围绕电竞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正如某职业院校电竞社团的指导老师坦言：

因为好的教授，像我们高职类的，好的师资，包括教授也好，副教授也好，但凡对职称有点要求的，都不会往电竞专业上靠。为什么？……你说我一个副高，我去研究电竞？学校里、周围的家长、周围的同事、我以前的同学怎么看（我），说我就是不务正业带着学生打游戏。（B02，2020年7月18日）

从认知主体上看，社会语境的负面认知直接作用于电竞从业者，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污名化”外部认知的作用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污名化”使得各主体围绕电竞形成“一荣具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激发了电竞从业者的共同体权力意识；其二，各主体出于其职业合法性、事业正当性、爱好得宜性，为电竞正名，在共同的“价值导向”（core value）与不断自组织的过程中，完成电竞行业的边界扩张和结构建立。在访谈中，认为“电竞发展首要难题在于回应社会质疑”的话语比比皆是，比如某体育学院院长谈及开设电竞专业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压力时强调，高等教育是电竞“去污名化”的重要突破口：

我们高等教育现在做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缓解社会的一些质疑和压力……这是从我们现在社会的认知，尤其是家长的认知，我们的基础教育对于电竞、游戏的一种认知，怎么去做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大学招生就是一个方面。（B01，2020年6月20日）

相应地，腾讯电竞在谈及电竞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时也把“去污名化”这一协同发展战略形容为“使命”——“如何让电竞有更多的社会认同……虽然比较‘虚’，但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了”（A03，2020年9月19日）。可见，“去污名化”是电竞行业发展阶段素养提升的价值主张，推动各行动者在改善、纠正、重塑行业认知实践中协同演进。当“去污名化”成为电竞从业者一致认定的“价值主张”时，即使协同演进的过程中面对着多边的竞争压力，从业者也能够在“价值主张”（即塑造电竞的职业文化价值观）的引导下保障自身的行业正当性。

从认知特点来看，各主体的认知特征呈现出鲜明的问题针对性——其行动策略直接作用于电竞“危害性框架”，例如青少年游戏沉迷、厌学等。这强化了共同价值主张的引导作用，在调用认知资源、重塑电竞认同方面有着更为具体的行动目标指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以教育主体为例，一位电竞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针对“电竞成瘾”的社会现象，以及有部分青少年将职业电竞之路当成沉迷网络游戏的挡箭牌，我们建立了面向大众的模拟训练实验室进行赛事仿真模拟和训练，使厌学、沉迷游戏的青少年能够认识到自己与职业选手的差距，回归现实与学业，我们把它称之为“电竞劝退业务”。（B05，2022年7月8日）

从认知结果来看，“去污名化”的话语生产、各行动者对行业价值观的协商与对话，以及权威性传播实践共同促成了从业者的认知转向与行业正当性的社会建构，进而反哺电竞行业与外部其他行动者的交互。具体来说，其一，认知转向推动着体制机制的转向，更多行动者加入到电竞素养提升的实践中。近年来，多个省、市、区级体育局在多个城市设置电竞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一公益性职位（常州市体育局，2019；江苏省体育局，2020；海淀区体育局，2020），通过长期在基层一线向公众提供传授健身技能、组织健身活动和宣传科学健身知识等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普及电竞文化，并将电竞运动康复与防沉迷研究、电竞赛事运营全流程和电竞场馆资源开发等专业知识下沉到基层。“我们要做的，是将真实的电竞展现给社会，告诉他们电竞选手们究竟在做什么”（C35，2020年3月12日）。在政府部门的行动下，企业主体积极跟进相关教育实践，以自组织的形式在目标上与相关政策达成了协同式的耦合，腾讯电竞在其“电竞教育”业务板块专门建立的面向“联盟外”电竞教育。“我们这部分教育主要以公开课和公益宣讲为主，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电竞文化，改变社会大众对网络游戏行业的传统刻板印象”（A07，2019年9月12日）。其二，正当性话语的建构为电竞行业外部的行动者建立了投资信心和动力，促成行业内外部的社会资本交换，使其迸发出强大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产业价值，从业者内容素养的提升不断反哺着电竞产业。以电竞直播为例，得益于主流话语为电竞“正名”，有从业者提到：

官方认可给了资方很大的信心，要知道电竞赛事大部分的版权收入来自于直播平台的购买……所以才有直播平台去购买选手的个人直播权的问题，这也是俱乐部在做战略营销的一个很重要的收益的来源，也是近些年来电竞产业越做越大的重要因素。（C12，2019年11月12日）

综上所述，“去污名化”的价值导向是电竞内容素养提升的核心动力，“电子海洛因”“网瘾少年”等极具污名化力量的公共话语逐渐被反思、质疑和隐去。因此，电竞的内容素养价值有三：从意义层面体现爱国主义话语实践的政治价值（Turtiainen，Friman & Ruotsalainen，2018）、从传播层面强调央视等主流媒体认可下的文化价值（王真真，王相飞，延怡冉，2021）、从机制层面突出人社部、教育部和体育局对电竞运动员专业性保护的社会价值（刘福元，2021）。

（二）语法素养：专业化的协同演进

研究发现，作为电竞素养的专业化向度，电竞语法素养要求个体适配行业逻辑，发展专业技能，且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协同创新效应。这一过程伴随着个体身份的转变、专业技能的框定，以及多主体协调机制的建立而逐步完善明晰，这恰恰回应着媒介语法中“使用者通过技能的习得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这一观点（Meyrowitz，1998）。

首先，专业化表现为从“电竞爱好者”向“电竞从业者”的身份转变过程（Himmelstein，Liu & Shapiro，2017；Scheerder，Taks，Vanreusel & Renson，2005）。“电竞爱好”与“电竞专业”的区别在于前者被认为是日常语境下的娱乐方式，后者则是具有话语权威、技能要求和管辖边界的专业化修辞。当电竞行业的专业性边界得以明确，从业者也不断基于行业性质和语法逻辑调试着工作实践。比如，一位电竞教练员强调：“近些年来的训练内容越来越标准化以适应电竞的变化……这要求除了在玩游戏上天赋异禀以外，电竞选手还需要其他基本素质：包括快速学习和适应能力”（C40，2020年6月8日）。

其次，在政策语境的引导下，高等院校及电竞企业等核心行动者基于专业化的目标导向形成了协同效应，从而逐步明晰了电子竞技的行业逻辑，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框定了电竞语法。高等院校方面，从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材料公示”（高教司，2020）中可以看出，首都体育学院、齐鲁工业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和四川传媒学院四所院校申请开设“电竞运动与管理”本科专业，并明确就业领域以面向赛事公司、电竞俱乐部、直转播平台、游戏开发商、电竞经纪公司、电竞内容制作公司和电竞教育培训机构等生态系统内部的行动者为主，试图建立起适配电竞市场需求与电竞发展逻辑的专业技能培养体系。企业方面，以腾讯电竞开辟了“电竞教育”联盟，针对电竞从业者和电竞运动员，将电竞素养具像化为专业性技能。

具体来说，联盟包括高校联盟和俱乐部联盟，前者是与高校达成合作，将产教融合渗透进课程开发、教材编写、学历嫁接、研究课题，实习实践等领域，提高人才培育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后者是与俱乐部达成合作关系，将其作为传达培训信息、对接选手资源、把控选手发展的渠道与平台，从而对实现选手实践素养的提升，加强其专业性。（A08，2022年12月14日）

不仅仅是专业化技能，还要包括综合素质教育，也不仅是面向电竞运动员，裁判、教练员、电竞解说也要进行相应的教育，来保障赛事的公平公正以及运动员的身心健康。（A09，2023年2月15日）

可见，电竞的语法素养提升不仅体现为构建一个既包括重大赛事又涵盖日常训练的电竞职业生态，还强调在突破“传统学科+通识教育”传统素养提升理念上，厘清电竞的跨媒介逻辑，运用“流量背后”的人文经济学，构建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行业生态的专业性发展打通了电竞上下游的社会资本交换通道，下游的从业者的专业技能提升即时地反哺电竞上游链（如电竞策划、开发的环节）。在此机制调节下，行业衍生出有别于其他运动、高度依赖生态内部从业者的媒介语法。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电竞较之传统体育运动的新兴性和复杂性，目前的专业化实践方面缺乏对电竞逻辑的宏观把握，导致电竞产业面临巨大人才缺口：据Newzoo（2021）发布的《2021全球电竞及游戏直播市场报告》统计，预计2024年全球游戏直播观众总数将达到9.203亿，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竞产业的最大市场——电竞核心观众与电竞赛事营收，均位列全球之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人社部（2019）发布的《新职业——电竞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只有不到15%的电竞岗位处于人力饱和状态，预测未来五年电竞员人才需求量近200万人。

人才缺口的背后是电竞人才教育与电竞生态需求的语法错位。例如由高等院校所构建的人才培育体系对于核心企业（行动者）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脱节。采访中腾讯电竞教育的工作人员在谈及高校所输送的电竞人才时指出了“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欠缺：

高校和很多电竞教育的培训机构所教授的内容很难真正融入到电竞产业内的岗位。我觉得中间的连接点还没有打通，就是缺少所谓的岗位胜任力模型……才导致说高校在做电竞专业或者是说电竞课程的培养出来或者是毕业的学生，他不一定能够很直接地确定应该去从事什么工作。（A06，2022年7月12日）

此外，专业设置也存在着脱离行业本身、专业整合不足、教育者缺位等现象，导致面向生态系统输送人才时面对着理论与实践错位、供应与需求断裂困境：

很多的这种（电竞）专业是当时教育部定的体育大类，但是（实践中）设置在了计算机和信息学院类别，所以这里的（错位）问题带来的情况是……学生参赛必须要通过体育去报名去参赛，但是设置在电信专业或计算机专业领域，这内部的整合存在巨大困难。（B10，2018年7月12日）

由于人才需求和教育主体特征的不同，如何加强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上海体育学院某教授谈及电竞生态系统人才培育时提到。

人才培养，尤其是电竞选手，到了本科阶段，二十来岁或者十八九岁你再培养电竞选手已经晚了，所以这个阶段是从中学就要开始。所以我说电竞人才培养可能是中专、大专院校去做，我们本科不能做。（B04，2019年12月1日）

相应地，腾讯电竞也在谈及中专、大专和本科院校的人才输出时，也根据电竞俱乐部、电竞直播等行动者的不同需求提出了具体的人才期待：

有一些岗位，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比较高，比方说电竞导演，也有现场导演，也有直播导演……所以这一块需要很专业的人才。因此，像这种垂直领域，其实可能更高的学历会适合，因为需要他们的审美、他们对艺术的理解……但相对来讲，像俱乐部的比如说领队或者是一些教练、数据分析师的角色，他们其实不一定需要很高的学历加持，反而更需要他们对于游戏的经验理解。（A05，2021年12月20日）

错位的背后是专业素养以及协同能力共识机制缺乏的表现，而如何建立行动者之间的多方互补机制成为电竞未来发展的关键。基于巨大的人才缺口，及时面向行业需求输送专业人才、提高人才培育质量和效率成为了政府、企业、院校共同促成的治理实践。

（三）环境素养：个体发展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被电竞从业者视为电竞环境的应然愿景，是促成电竞环境素养中个体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直接决定电竞资源优化配置的合理与否。我们在田野观察中发现，电竞从业者高度关注体制机制的变化对自我发展规划的影响，比如，教育部和人社部的相关政策被反复提及，将其作为实现可持续目标的重要保障。

由于电竞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从业者的自我规划被纳入重要考量。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电竞项目多元复杂且变化频繁，目前的流行电竞项目包含多人在线竞技类（例如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第一人称射击类（例如和平精英、CSGO、守望先锋）、虚拟体育类（例如FiFAonline、NBA2K）、即时战略类（例如星际争霸、魔兽争霸）、策略类，以及卡牌类，不同项目的专业化进程不同，且伴随着硬件水平、政策环境、市场偏好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迭代，导致从业者的职业生涯面临着连续性的断裂和职业转型危机。此外，与传统体育行业相比，电竞从业者的发展前景面临更大的挑战。以职业选手为例，在社会福利方面与其他运动存在着差距：“成为冠军的传统运动员有多种职业转型选择，甚至可以从政，电竞冠军应该享有与传统体育冠军相同的社会福利”（C22，2020年7月19日）。除了创业、直播或者继续教育之外，电竞选手极少有其他的选择。业内从业者告诉我们，“转型成为教练、团队领导者或者电竞裁判（这些职业对于从业者对电竞的理解有着极高的要求）总共不到5%，因为这些职业除了电竞能力之外，还要求领导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等等”（C36，2020年7月19日）。

但是，电竞选手自我发展资源与其他行业的巨大差距：“成为国际冠军的传统运动员可以加入清华大学这样高质量的大学，但是对电竞选手来说，这很难”（C28，2021年7月19日）。因此公众仍然怀疑电竞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腾讯电竞试图通过“高校联盟”为电竞运动员提供学历保障以缓解从业者自我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

选手需要有一个学历的保障体系来证明他们接受的电竞教育是正规的、国家认可的，所以我们正在跟一些体育院校洽谈……希望选手不要中断学业，因为他可以在休赛期或是由体院老师集中到我们的选手的基地上课……我们觉得把职业选手放到体校里进行学习和培训，会比一般的普通的职业教育更适合他们。（A04，2022年5月1日）

基于电竞行业面临的挑战，如何维护专业可持续性成为了课程设计的重要考量。以腾讯电竞为例：

……我们会有面向所有选手的选手大会培训，更多的是在去教育他们一些爱国规范，包括基本素质、言行举止、语言，如何面对工作，如何调整情绪，如何制定目标，如何规划时间，这种非常基础的面向所有选手的培训。（A10，2022年8月19日）

……赛事期间的话，我们还会做定制化的培训。比如说有的选手他更偏向说那种脱口秀或者是说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拍平面，我们就帮他对接资源或者培训他形象塑造的技能。（A10，2022年8月19日）

此外，通过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可持续性的应然目标得以贯彻。例如某俱乐部的电竞素养项目成功与高校电竞专业设置中的师资队伍建设合作；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腾讯电竞联盟内的电竞培训也在尝试与定点的高职院校建立个性化学历培养模式；此外，上海体育学院与浙江传媒学院开设电竞解说专业，开启了“体育素养+专业”的学生联合培养项目的探索；再比如，浙江省体育局组织当地网咖的门店经理进行专业培训和考试，颁发“电竞项目裁判员证书”（浙江省体育局，2020），从最草根的实践空间推动电竞规范化、专业化。可见，当诸如公平公正、健全平等、人才供给平衡、生理与心理健康等价值观在各行动者的行为与动机中得以体现时，可持续性发展得以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McElroy，Jorna & van Engelen，2006）。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展了电竞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发展框架。电竞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强调内容价值正向识别、媒介语法专业化演进，以及媒介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电竞媒介发展动力。各行动者既是资源的受益者，又是资源的整合者，在持续、动态发展过程中，作为多样化的角色呈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

五

结论

通过展现以电竞实证数据为基础的跨媒介产业、文化产业和职业体育文化三重和交叉新场景，本文旨在延申梅罗维茨（1998）媒介素养理论的同时，提出“电竞素养”（esports literacy）的三个层面：即建构对个人身份正当性的认知，提升素养的专业化水平，以及构建个人自我发展的可持续性。既阐释了电竞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实践，以及如何反哺电竞产业，又增强了媒介素养理论在数字媒介、文化产业领域的解释力。研究发现，电竞素养的三大层面均强调了协同演进与可持续共创：共同的价值导向带来各行动者长期、多层面、自组织的合作；专业化的素养导向带来清晰的模块化分工，构建着多方的互补性；可持续目标对于高校招生、腾讯电竞填补细分市场、电竞俱乐部提高管理效率等方面均可实现突破。在未来研究中，本文所提出的“电竞素养”框架也能够帮助实践从业者和学界观察者们清晰地追踪与评估各行动者的协同演进效果。

最后，本研究试图强调电竞作为一种独立的“媒介素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可以将各行动者价值主张、互补性与行业发展愿景具象化为从业者的媒介素养能力，更重要的是，从应用价值上看，本研究看到媒介素养的提高能更好地服务于电竞运动和产业发展，引导电竞产业在新技术背景下发挥科技向善的可持续的积极正向作用。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4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宇恒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进入官网下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