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亲爱的爸爸,这是生平第一次这么叫你。虽然你不能回应我,但在我心灵深处,仿佛已经听到了你对我的呼唤——延祯,你才来了。”
在泪水中,58岁的万延祯这么说道。接着,他又喊道:“爸爸,我是没有见过你的!”
1983年4月5日,万延祯来到河北阜平烈士陵园,第一次喊出了“爸爸”这个略显生涩而又亲切的称呼。
此时此刻,万延祯的父亲已经离开整整52年了。而他口中的父亲,便是原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军长赫光。
赫光是什么人,万延祯为什么从来没有喊过他“爸爸”呢?
赫光毅然离家参加革命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杨郎村,有一座黄土夯就的石高院墙,这里便是万家堡子。
这座院落虽然因年久失修变得坍塌破败,可当年的英姿依旧隐约可见,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院落。
这个堡子在当地的名声也很响亮。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杨郎镇还没有专门的办公室,还借用过万家堡子的空闲房子来办公。
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原本这座高大院子变得孤寂很多,偶尔才会有人从土墙上的门洞进出。也是在这个看起来封闭的高墙内,走出了24军军长——赫光。
赫光,原名万锡绂,字季玺,于1902年出生于甘肃固原县杨郎镇万家堡子村(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杨郎村)。
8岁那年,赫光来到私塾念书。11岁时,他来到当地私塾读书。16岁那年,赫光考入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
在校期间,赫光聪明好学,时常用家中给的学费资助贫苦的同学,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广泛赞誉。
1922年,陇东军阀张兆甲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在青年学生中招收军官。赫光一考就成功,后被派往北洋军阀吴佩孚创办的洛阳讲武堂学习军事知识。
此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赫光所在的讲武堂也不例外。他在讲武堂进步学生的介绍下,开始接触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等经典作品以及《新青年》等经典著作。在此影响下,赫光写下了许多歌颂“五四”运动,向往共产主义,立誓为真理献身的诗作。
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的部队在秦皇岛被张作霖的奉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在战场脱险后,赫光便于年底从天津回到家乡成婚。
此时的家乡固原,在经历了1920年的大地震,再加上地方军阀混战,匪患横行、经济凋敝。很多农民为了实现温饱,赶着毛驴贩运煤炭,却时常被匪徒抢了毛驴,扒光衣服。
赫光在目睹了家乡的社会现状后,不由地痛心疾首。愤慨之下,他便向父亲找来私藏的手枪,为这些弱势农民当保镖。
也是在此时,赫光昔日的许多同学来信,敦促他赶紧返回部队。赫光的父亲膝下只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在地震中去世,便希望让他留在身边。
赫光何尝不知道父亲的想法,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救国救民的这条道理。
1925年农历五月初七,赫光毅然离开万家堡,道别了怀有身孕的妻子和父母。在皖北,他成功找到了革命队伍。组织上见他表现优秀,批准他正式加入共产党,并在豫陕特委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
由于赫光读过军事学校,参加过战争,有军事知识,组织上便让他搞兵运活动,归由中央军委来领导。
赫光担任红二十四军军长
1926年冬,赫光随同刘明德、苗广义等十几名党员,受中共豫陕特委派遣来到安徽阜阳,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高桂滋部从事兵运工作。
当时,这支部队归由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领导,赫光被任命为军部少校参谋。由于他这个职务便于和其他党员联系,赫光会帮忙传送豫陕区委和中央军委的文件。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曾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陷入低潮。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将高桂滋部改编为国民党四二七军,伸出了反革命魔爪。一些暴露的党员纷纷撤离,其他同志则坚持继续斗争,赫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此期间,赫光在皖北特委的帮助下,坚持利用自己在敌军任职条件下,在敌营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1928年,高部奉命向山东挺进。赫光在得到皖北特委同意后,计划在金乡县羊山集举行兵变。
但因为准备不充分的缘故,并没有成功。党组织在认真总结失败教训的同时,也意识到:若想要兵变成功,必须由共产党取得实际指挥权。于是,他千方百计走出军部当了一名营长。
1930年,高部从山东移驻山西平定县。由于高桂滋的部队属于“杂牌”军。中原大战开始后,他站在冯玉祥这边。
因此,蒋介石便将高部缩编为师,各级军官则降级,赫光也因此被降为连长。即便如此,他依旧没有放弃,秘密在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截止1931年,已经发展了五六十名党员。
在这些党员中,很多党员握有实权,担任下级军官,一些士兵还不同程度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当时的山西驻扎了很多军队,导致军中给养困难。加上蒋介石排斥“杂牌”军,扣押粮饷,导致士兵们只能穿破旧衣裳,吃劣米糙面,导致军中怨声载道。
同年5月,山西特委专门召开了会议。在经过认真研究后,他们决定乘机发动兵变,将高桂滋部三个团拉出来,在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政权,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还确定了干部的人选。
很快,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决定。山西特委向赫光传达意见后,赫光便积极着手组织兵变。
山西五台地区,地势险要,山大沟深,群众基础好,党的力量强,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赫光和其他同志在经过周密安排后,确定了兵变动员、行军路线。此外,他们还制订了应急方案:如果遇到阻击,先去阜平,再去五台山。
某天早晨,一个士兵带着一个小青年来到连部悄声说:“他是从阜平出来谋生的。”
赫光听后激动地说:“你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念过书?”这个小伙子说:“我姓顾,没念过什么书,也没有起过大名,小名叫小三子。”
赫光想了想说:“你今后就叫顾昌华吧,寓意着昌盛中华。”接着,他又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对方说:“我从小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哥哥给地主放牛,家里没钱也没地,家里只有一间土房。”
赫光听后哈哈大笑:“还是个无产阶级呢,今后就留在连部吧!”就这样,顾昌华便成为赫光的警卫员。
赫光向顾昌华询问了阜平的各种情况之外,还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而顾昌华也没有让赫光失望,很快便被提拔为纵队队长。
为了得到党组织的具体指导,赫光来到太原,亲自和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汇报了兵变的准备情况。
在交换意见后,他顺便照了一张相,给家人写了一封信。而这封信,也成为他的最后一封家信。
赫光发动平定兵变
1931年6月,高桂滋似乎察觉出了兵变,突然逮捕了一团二营八连排长,共产党员邓玉珊。赫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共产党员、副营长刘明德去太原,和山西省委汇报此事。
刘天章认为兵变事不宜迟。省委委员、共青团员、山西省委书记娄凝先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这11个大字,还让他的爱人将其连夜绣到红旗上。
省委给红二十四军印刷了布告、传单,还派人扮成国民党军官将其送到平定,还派山西军委书记古熊一协助赫光领导兵变。
赫光在得知谷熊一行前来的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派出数十名武装士兵,骑马来到阳泉火车站迎接。
7月3日,谷熊一刚到部队,便立即组织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省委的决定,商讨行动方案。
次日正好是星期六,军官在晚上回家,士兵们可以自由活动,高贵滋以及所属的三个团的团长要去北京,大家便决定于4日晚上12时发动兵变。
这天傍晚,赫光召开会议,正式宣布制订行动方案:晚上12时打响,口号‘立’,暗号是拍三下枪把子。
一团在攻占内城司令部后,打开狱门将刘玉珊救下,将反动军官家庭控制,收集军需物资,监视驻平定周围的部队,二、三团则负责破坏营房和火车站的任务。
一切就绪后,只等着枪响。不料,师部手枪连一个班长因酗酒泄密,敌人便加强了警戒,并调兵将重要通道控制。
赫光得知这一情况,当机立断,严肃命令到:“提前半小时行动,攻占司令部,救出邓玉珊!”
接着,一声枪声响彻长空,著名的“平定兵变”开始了。起义的士兵与敌军进行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起义部队共有1100余人冲出包围。
部队集结后,谷雄一正式向大家宣布了中央决定: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由赫光为军长,窦宗融为副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
会后,部队在简单休整后,便打起绣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字样的红旗,朝着五台山地区挺进。
沿途中,红军还击溃敌保安团阻挠,缴获一批枪弹,活捉了一支保安队队员。之后,顺利到达河北阜平,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士兵在抵达阜平的次日,红军便释放了囚禁在县城的众多“政治犯”。第三天,众人召开了群众分粮大会,给当地百姓发放了三万多石粮食。
经过释放囚犯、为农民发放粮食、宣传运动等活动,当地的群众对红军有了极好的印象。赫光便和其他同志一同商议,建立阜平县革命政权。
7月26日,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会上,赫光郑重宣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阜平苏维埃政权和红二十四军的创立,一时间震动了整个华北地区,极大鼓舞了广大受压迫农民的革命信心,也让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已。
就在阜平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张、石战争在平汉铁路线爆发。石友三从冀南、豫北攻打张学良,张学良从北平出兵迎战,蒋介石也在河南抄石友三的后路。
石友三见腹背受敌,便投奔了山东韩复渠,石部沈克的一个师被挤到平汉路以西、曲阳一带,秘密投靠张学良部。
张学良声称要帮助他这个师改编为“新编第一师”,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帮助自己消灭红二十四军,拿下阜平。
于是,这帮匪徒便派出两个旅来到阜平东部的王快镇,他们还在脖子上围着绿布,声称是“绿军”,因走投无路,希望有红军前来接洽,帮助军队改编。
当时正值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左”倾错误取得统治地位。因此,红二十四军领导在讨论沈克向我军投诚这一事件时,虽有人心中存疑。但大部分认为石友三已经战败,便对敌人放松了警惕。
红二十四军领导让沈克将部队开到阜平城西、城东进行收编。就这样,窦宗融、谷熊一等人便于8月9日带着大量物资和银元赶到王快镇前去迎接。
他们刚来到村里,便被敌人秘密扣押。沈克见自己计谋得逞,便于次日派赵海清率部来到县城,诡称:
“奉谷政委指令,接受改编。”
“给养困难,军心涣散,请赫军长尽快接见,以稳定人心。”
赫光信以为真,便于8月11日清晨带领的主任刘子祥和六个战士,带着白面、肉、银元等物资来到法华村。
当天8点多,敌人陪着赫光等人抵达会场。刚到会场,赫光便发现四处岗哨林立,这些士兵们荷枪实弹,完全没有军心涣散的样子,意识到事情不妙。
在察觉有异后,赫光依旧毫无惧色,和众人说:“从今天开始,大家就是一家人了。今后,我们将会一同打土豪、分田地、共同对付受压迫的群众,打倒地主军阀,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新中国……”
在场的士兵被赫光义正言辞的演讲打动了,眼睛却流露出了一丝慌张。原来,他们已经共同约定好,以捋胡子为号,将赫光等人杀害。
沈克便气急败坏,拦腰抱住了赫光。赫光见状,便拔出手枪和敌人进行肉搏。敌人被打中大腿后,赫光便翻过了几道院墙冲出包围。但还是遭到敌人的狙击。
最终,赫光在跑到一个碾子边时,终因寡不敌众,倒在了血泊当中。和他一同前去的同志,只有一人幸存,其余均英勇牺牲。
匪徒离开的当天下午,法华村的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将赫光等人的遗体安葬在村东北的山脚下。
赫光牺牲后,身份却无法证实
赫光等人牺牲后,幸存的刘明德、蒲子华等人组成了临时军委率部转移到晋西北。敌人虽然暂时得势了,但阜平一时间陷入了黑暗,可红二十四军和阜平苏维埃政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没有被熄灭。
红二十四军转战千里,在历经艰辛后来到陕北,成功将府谷县解放。在敌人的围剿下,虽然有一部分人失散或遭到枪杀,剩下的一部分人后来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
阜平的革命群众一直坚持斗争,党的组织也在逐步壮大。一直到1937年,八路军在挺进华北时,已经发展到360名党员,也成为晋察冀边区的革命中心。
抗战期间,这里成为晋察冀军区和党委所在地。虽然经历过日寇和敌人的多次扫荡,却始终没有建立敌伪政权。一直到全国解放后,阜平依旧是一块完整,没有被敌人攻破的革命根据地。
赫光牺牲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一生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真实身份却在半个世纪后才被证实。
令人欣慰的是,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的家族的‘火种’也没有断。就在赫光牺牲的5个月后,即1925年11月,他的妻子诞下了他们的儿子万延祯。
在妻子李季芬含辛茹苦抚养下,万延祯顺利长大。1938年,李季芬才将儿子喊到面前说:
“实话告诉你,你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的。他是共产党红二十四军军长,本名万锡绂,后化名赫光在山西领导平定暴动,被国民党军阀神克诱杀。你要记住仇人的名字,现在还不能声张,好好念书。”
可赫光牺牲后,家人一直没有没有找到他的遗骨。因此,母亲告知他的信息便成为万延祯寻找父亲的唯一线索。
可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仅仅根据这些线索,万延祯一家人根本不知该如何寻找亲人的遗骨,只能等待机会。
1948年,万延祯在高中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上海交大读书。由于解放军正解放西北,身在战乱中的万延祯便没有按时来到上海注册入学。1949年,万延祯便在固原中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1951年,李季芬对儿子说:“孩子,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死后和你父亲合葬。孩子,你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你父亲的遗骨,让他回家。”
母亲的这句话,万延祯一直记在心里。于是,他便开始了漫长的寻父之路。他先是给西安《群众日报》写了一封信。报社将万延祯的信转交给西北局秘书处,对方只是回信称:
“年代久远,遗体不好寻找。”
1957年,万延祯联系上了父亲生前的战友刑肇棠。很快,他便收到回信,信中证明了赫光和万锡绂就是同一人。
万延祯将这封信上交组织,原先要证实自己的家属身份,以此减轻自己地主出身带来的罪责,却因种种原因,一直到1961年才回家。等到回家后,万延祯才知道,母亲就在同一年因病去世了。
母亲去世了,没有和父亲葬在一起,这成了万延祯心中的遗憾。但唯一值得高兴的是,阜平县人民政府修建了烈士陵园,赫光、谷熊一等二十四军的烈士的骨灰盒被放在纪念堂正中央以供人们瞻仰。
上世纪80年代,他继续开始了艰难的寻父之路。1979年,万延祯致信《人民日报》。在《革命烈士英名录》中,终于查到了赫光牺牲的准确时间和地点。遗憾的是,这依旧不能证明赫光就是杨郎乡的万锡绂。
但万延祯寻找父亲的决心被固原当地的政府所理解,对此事相当重视,并给予他非常有力的支持。
半世纪后,赫光身份证实
1983年清明节前夕,万延祯在固原县民政科两位同志的陪同下,拿着父亲唯一一张照片,前往河北阜平县实地查证。
万延祯一行人在阜平,找到了赫光当年的警卫员顾昌华。而顾昌华在看到万延祯手中的照片,一眼便认出照片上的人正是自己当年的军长,不由得老泪纵横。
接着,顾昌华又带着万延祯找到法华村亲眼目睹了赫光牺牲的老人张承先。张承先见到万延祯,含着眼泪紧紧抱着万延祯说:“原来赫军长还有后人啊,你长得和你父亲实在是太像了……”
至此,万延祯终于证明了自己就是赫光的儿子,找到了父亲的遗体。在河北阜平烈士陵园中,他第一次喊出了‘爸爸’这两个字,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在泪水中,万延祯告知父亲:“您生前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在党的领导下逐渐成为现实,广大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4年,阜平县的青少年在赫光和红二十四军英雄事迹的感召下,自发捐款了1800多元,为赫光建立纪念碑。
同年8月11日,即赫光壮烈牺牲的53周年之际。中共固原县人民政府、中共固原政府以赫光故乡的名义在阜平县勒石树碑,向烈士和英灵告慰。
如今,赫光的家乡固原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红二十四军这段红色记忆,赫光的家乡固原市头营镇和他当年的起义地山西省盂县路家村镇于2017年缔结为友好乡镇,双方互学互助,共同发展。
直到1931年英勇牺牲时,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军军长赫光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可以告慰英灵的是,如今他的8个重孙子重孙女有7个已大学毕业。
赫光的重孙辈,名字都带“欣”,万欣乐毕业于天津大学,在北京瑞洁网络科技公司供职;万欣荣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在原州区五中任教。
万欣龙毕业于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在原州区医院任脑外科主治医师;万欣忠毕业于宁夏大学,在石嘴山一中任教;万欣莉毕业于中南大学,在中宁一中任教。
万欣娣毕业于河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历,在郑州一家科研所任职;万欣瑞毕业于四川大学,在宁夏移动公司工作。
每年春节,在外地的后辈都要回到万家堡子,因为这里是赫光烈士的出生之地,是万家的发祥之地。赫光的孙子万雄程说:赫光的英雄事迹感召着后辈发愤读书,是家道中兴的精神源泉。
万延祯曾骄傲地说:“我的父亲为中国革命英勇就义,早早离开了人世。现在,他的7个重孙子重孙女已大学毕业,这是光宗耀祖的家门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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