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政管理所干部沦为吃拿卡要“拦路虎” 近6年收货车“月票费”超百万元

【案卷】

苏立，男，汉族，1970年9月生，四川平武人，1989年12月参加工作，201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绵竹市公路路政管理所汉清路超限治理组组长。

2022年9月，苏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绵竹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3年1月，苏立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023年5月，苏立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苏立出镜忏悔

绵竹市公路路政管理所汉清路超限治理组原组长苏立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案探】

“货车如果不交‘月票’，就会被找些问题出来，然后罚款、扣车，我们一两个月的收入就没了。”“想从那里过，必须留下买路钱”……刻意“设障碍”、故意“扣车辆”、收取“月票费”，曾经的绵竹市汉清路，让不少货车司机苦不堪言。而问题的源头，就在绵竹市公路路政管理所汉清路超限治理组原组长苏立。

绵竹市公路路政管理所汉清路超限治理组原组长苏立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毫无主体责任意识！从听之任之到随波逐流

公路交通，关系经济发展，关系民生福祉，既是地方发展的致富路、振兴路，也是人民群众的连心路、幸福路。汉清路段是绵竹市的交通主干线，加之附近砂石厂、工厂、建设工地较多，路上大型货车络绎不绝。

“大货车开得太快了，影响大家出行安全。”“有时候还有渣土、石块从车上飞出来，实在太危险”……为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绵竹市公路路政管理所在汉清路成立超限治理组，负责对该路段车辆超限运输、公路“三乱”以及其他违反公路路政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和治理，保障道路安全、群众安全。

2016年1月，苏立担任绵竹市公路路政管理所汉清路超限治理组组长，却发现原本的“护路组”已然变了味，吃喝盛行、收礼成风。

“不与他们为伍，绝不同流合污。”奇怪的是，当苏立发现超限治理组的严重问题后，却听之任之，既没有及时制止，也没有向上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反映。苏立明哲保身的做法，直接反映出其毫无主体责任意识。

然而，“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长期在不良风气、不良行为的影响下，苏立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一开始不参与他们的吃吃喝喝，成了他们眼中的‘另类’，慢慢就被孤立了。作为组长，我也需要组里同志的支持。再后来，我发现吃吃喝喝、收点红包也没事，就加入了他们。”

就这样，苏立逐步把廉洁自律要求抛之脑后，时常与不良运输企业老板和货车车主们“把酒言欢”、放纵人生，彻底卷入贪腐漩涡。

监管缺失！“上级检查走马观花”

作为汉清路超限治理组组长，职务虽然不高，但却掌握着对货车违规行为处置的裁量权。

路政管理规定，对于超载、超限、损毁道路路面等行为，路政执法部门有权暂扣车辆。“我是组长，扣不扣车，我说了算；违不违规，解释权也在我这里。”由于当时监督制度空转、监管力量缺失，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苏立，成为部分运输企业和车主们追捧的“红人”。

面对各路商人老板的“围猎”，苏立有点飘飘然，把“被围猎”当作一种荣耀，心安理得地享受吹捧、收受财物。收钱后，苏立利用手中权力为商人老板大开“方便之门”，对于货车出现超载超限、抛洒滴漏等违规行为，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放任过关、免于处罚。

对于汉清路超限治理组履职情况，绵竹市公路路政管理所的监督管理严重流于形式。“上级检查走马观花，听听汇报、喝喝茶，检查就过关了。组里大家都在吃吃喝喝、收红包，也不会多说什么。”可以说，苏立等人毫不担心自己的问题会被发现。

“基本上每天都有饭局，饭后基本都有红包、礼品。有时实在错不开时间，一个晚上还要去几个酒局。”如此“忙碌”的生活并没有让苏立感到疲于应付。喝酒、唱歌、打牌、收红包……苏立乐享其中、不能自拔。

2016年至2022年，苏立先后收受某物流企业、某运业企业等多名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现金共计2.48万元，以及手机、香烟、粽子等礼品。

在与不良商人老板交往中，苏立还沾染上了赌博等恶习。“身边有人赌博，我便也跟着赌博。”越来越大的赌瘾，很快让苏立入不敷出，巨大的经济压力，让他开始在“挣钱”上剑走偏锋。

心存侥幸！“不可能我收钱就出事”

为了“挣钱”，苏立伙同他人，要求货运车主以每个月每辆车800元标准向其交“月票费”。“只要交了‘月票费’，不管有没有出现超载超限、抛洒滴漏，我们都会放行。”

货车抛洒滴漏，不仅会对路面造成污染、影响路容路貌，也会对后续过往车辆构成安全隐患。而超载超限，更是极易引发严重安全事故。苏立作为路政执法人员，却完全置隐患于不顾，他所关注的，只有“月票费”是否准时到账。

长期缺少监管，让苏立等人更加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没有交“月票费”的货车，苏立就会利用手中权力，想方设法拦路扣车或罚款，逼着更多货车老板向他交上“月票费”。“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苏立从一名“护路人”，彻底沦为吃拿卡要的“拦路虎”。

一时间，他的微信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不同货车老板转来的“月票费”，多的一天达10多个。与此同时，汉清路上货车疾驰、渣土横飞、灰尘漫天，周围居民很有怨言。

苏立几乎从不主动学习党纪法规要求，认为“被查处只是小概率事件，不可能查到自己身上。”在2021年10月接受组织核查之后，苏立依然抱有“不可能我收钱就出事”的侥幸心理，不仅没有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反而不知收敛，继续收受他人财物。甚至在案发当天，还有老板给他转账。

经查，2016年11月至2022年9月，苏立伙同他人收取“月票费”共计140余万元，其中苏立个人分得128.9万元。

苏立案发生后，绵竹市纪委监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交通路政领域系统治理，又相继查处12人。

据“廉洁四川”网站

延伸阅读

攀附省委书记的许雷，被查五年后为何再被查

原云南城投集团董事长许雷曾攀附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2019年5月9日，秦光荣主动投案，同年5月24日，许雷亦主动投案。时隔5年，许雷再次被查。

今年7月22日，云南省监委发布消息，许雷（原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目前正接受云南省监委监察调查。

许雷5年前曾主动投案

许雷生于1966年，今年58岁，湖南岳阳人，长期在云南省建筑、工程领域工作，早年当过施工员，经多年历练，他成为原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9年5月，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主动投案，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月，许雷亦主动投案，接受云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时隔5年，许雷再次被查。值得注意的是，5年前官方通报，许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如今是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再被查。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魏昌东认为，漏罪再查释放多重信号，一是十八大以后，反腐败力度提升，对于发现的漏罪必然要给予查处，职务犯罪人期望通过对轻罪的自首去掩盖其重罪的方法完全行不通。二是从腐败治理的角度看，漏罪再查会对腐败分子形成强大的心理震慑效应，表现为，对于已实施职务犯罪的人所产生的特殊预防作用，预示着职务犯罪人员要想得到从宽处理，就必须在被查处时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三是，漏罪再查表明了全面从严治党，对腐败零容忍、一查到底的政策导向，明确警示腐败分子，要放弃脱罪、隐瞒、抵抗的幻想。

许雷曾在反腐片中出镜

何为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

最高检官网显示，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职务犯罪主要包括三大类，即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

北京市一位长期从事职务犯罪辩护工作的刑辩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重大职务犯罪，一般指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案件。

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从概念上区分，重大职务犯罪，一般是指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数额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或者性质恶劣、危害巨大的犯罪。

魏昌东认为，“大案”“要案”是既往对职务犯罪的基本归类，前者以犯罪金额为判断标准，后者以犯罪人的职务级别为判断标准。而重大职务犯罪，是新类型的职务犯罪的归类，通常以犯罪人的职务级别为判断标准，有时也可以从所涉嫌的犯罪性质、犯罪金额上来进行判断。

至于漏罪，前述刑辩律师解释说，漏罪指的是被告人在判决宣告前实施的犯罪。此次云南省监委通报说许雷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表明许雷还有重大职务犯罪是在判决宣告后被发现的。

彭新林表示，重大职务犯罪漏罪，一般来说是指当事人被判决后，办案机关新发现了其他未被处理的案情重大、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职务犯罪，因而需要继续调查，进而补充追诉，以及审判定罪。

关于漏罪，《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二十三条提到，监察机关对已经移送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发现遗漏被调查人罪行需要补充移送起诉的，应当经审批出具《补充起诉意见书》，连同相关案卷材料、证据等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不同阶段发现被审查、调查人漏罪，如何处理？《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提到，法院一审宣判前发现处分决定前的新的犯罪线索的，可以补充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商请检察机关补充起诉。法院判决宣告后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的，可以另行调查并按程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图为许雷此前庭审现场

曾攀附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秦光荣

官方资料显示，许雷是法院判决宣告后，被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的。2019年5月，许雷主动投案，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报提到，许雷为自身职务升迁，毫无政治底线，千方百计攀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利用职权徇私干预正常的纪检监察工作，威胁纪检干部，严重污染城投集团政治生态。

通报还提到，经济上，他贪婪无度、卖公营私，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肆敛财；工作上，无视规矩，肆意决策，损害国家利益；生活上，极度奢靡，道德败坏，大搞权色、钱色交易。

2020年4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在昆明公开开庭审理许雷涉嫌犯受贿罪、行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1999年至2019年期间，许雷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6500多万元；2000年至2009年期间，他分二十次共向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行贿人民币60万元。

公诉机关还指控，2010年至2018年期间，许雷超越职权，擅自决定违规收购重组某房地产项目，违规决策启动推进某高尔夫球场项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共计16347万余元。

2023年10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官网公布了2022年2月审议通过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该工作报告提到，经审理，大理中院以受贿罪、行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判处许雷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50万元。

另外，2020年11月，反腐警示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播出。许雷自述，他通过攀附秦光荣解决了副厅，攀附白恩培解决了正厅。白恩培、秦光荣曾任云南省委书记。

2021年1月，反腐警示片《清流毒——云南在行动》播出。专题片披露，许雷以同为湖南老乡为借口，连续10年春节、中秋节，给秦光荣送红包60万元。

专题片提到，许雷千方百计接近秦光荣的儿子秦岭，将不法商人送的500万贿金转给秦岭。许雷千方百计讨好秦光荣妻子黄玉兰，许雷家人多次陪黄玉兰去香港，出入豪华酒店与卖场。

漏罪再查释放何种信号

许雷早年是施工员，长期在云南建筑、工程领域工作，后来成为云南建工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他出任董事长。

2009年，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由云南省国资委直接监管，后来该公司更名为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城投集团”）。2019年5月，许雷任上落马。

同年11月，云南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了云南城投集团部分领导干部违规乘坐飞机头等舱、动车一等座问题。

通报提到，2015年至2019年，云南城投集团领导班子成员10人违规乘坐飞机头等舱276次，超标准金额共计307194元。其中，在超标的30万余元中，许雷一人就超标28万多元。

当时与许雷同时被通报的还有：云南城投集团总裁杨涛、集团党委副书记冯学兰、副总裁蔡嘉明、副总裁杨晓轩、副总裁梁兴超、副董事长张萍、集团原副总裁王东、副总裁马庆亮等人。

2020年，云南城投集团更名为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此前媒体提到，许雷落马后，原云南城投集团多名高管被查。

比如，2021年2月，原云南省城投集团党委原副书记李建美被查；同年3月，原云南城投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宇果被查。

2022年1月，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吕韬被查；去年11月，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雷涉嫌严重违法被查。

其中，许雷任原云南城投集团董事长时，吕韬任原云南城投集团副总裁。通报提到，吕韬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致使原云南城投集团投资并购的项目存在重大损失风险。

通报还提到，吕韬搞钱色交易，贪欲难抑，“在企吃企”，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毫无敬畏，收受巨额财物，对国有资产监管弃职弃责，严重失职，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原云南城投集团多名高管被查，许雷曾自称其有庞大的关系网。在反腐警示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中，许雷曾自述对巨额的金钱来者不拒的原因。

许雷说：“首先我对钱有欲望，欲望就是因为要应付女人，要应付我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和开支，我要去维护这些关系，撑住这个大的门面。”

据了解，漏罪再查此前已有先例。此前《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剖析了一起因漏罪被再次查处的案件。

该报提到，湖南省郴州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周江刑满释放后，因被发现任职期间还存在其他违法犯罪问题，故而二次被查，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中国纪检监察报》指出，漏罪再被查，出狱再入狱，体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释放了持续反腐惩恶的鲜明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