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资料图：患者与医生之间，需要一个充分有效的沟通机制。图/IC photo
7月20日凌晨1时，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布通告显示，7月19日13时许，该院心血管内科李晟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伤害，致多处严重损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21时许不幸去世。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就超过400起，其中数十起案件致医生死亡。
针对暴力伤医的刑法规制，有分析认为，根据司法裁判现状，对于故意伤害医务人员的行为法定刑较轻，导致对医护人员保护不足。
还有观点建议，立法机关加大对暴力伤医行为的规制力度，对不同类型的暴力伤医行为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款，进行惩处。如在刑法中增设“医疗暴力罪”或“暴力伤医罪”等专门罪名，将暴力伤医的行为作为定罪量刑的从重处罚情节予以考量。
这些建言，在情绪传递和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在技术方案上却颇有不同。前者是基于现行立法的司法判断，落点在依法严惩；后者是基于医生的特殊身份，指出现行立法尚存短板，落点在修法以补强对暴力伤医的打击。
个案影响立法的例证，并不鲜见。事实上，十余年来，每次舆论对伤医案的聚焦，都多多少少在为制度的修正助力。
如2012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医闹等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七种行为予以处罚。
2015年8月，借刑法修正案（九），舆论呼吁日久的“医闹”入刑获通过。依据该修正案，对“医闹”的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暴力伤医事件，不仅关系到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关系到整个医疗体系的稳定和正常的医疗秩序。若从侵害人身权利罪观察，在法律性质上，伤医案与伤警案、伤师案、伤亲案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针对任何一个职业的暴力行为，都需要我们重视；任何一个群体的恐慌，都需要制度的关怀来安抚。
换言之，虽然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侵犯医生权益的刑事个罪，但现有的法律条款，如故意伤害罪等，已经足够用来严惩暴力伤医行为。若暴力伤医是群体所为，还可能触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主犯可数罪并罚。只要正确运用现行法律，确保对犯罪行为不枉不纵、依法严惩，就可以确保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的统一。
事实上，立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即便专门设立“暴力伤医罪”，也难以预防极端个案的发生。医患关系从紧张到正常化，无论司法还是立法，单兵突进都注定收效甚微。
这既需要医保政策、兜底措施发挥效力，避免患者及其家属因病致贫甚至人财两空的情形，也要进一步推进医改，强化医生权益保障。尤其是，医院或科室经营任务，不应该成为医生的任务或负担。
舆情喧嚣，但价值指向多元。医患矛盾，在舆论场上延宕多年，多元化表达早已形成。情绪渲泄有之、理性建议有之、站队吃瓜有之、司法对策亦有之。专设“暴力伤医罪”的呼声背后，更多是对极端个案的愤懑情绪叠加，舆情应予充分尊重并经理性分析研判，将之转化为司法决策和立法建言。若盲目迎合，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患者与医生，今日无冤往日无仇。让患者或患者家属对一个陌生人起了“杀”心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医生医德不正或医术不精。相当数量的暴力伤医案，还在于医患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理解，且患者一方又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中立第三方来解疑释惑、定分止争。
一个充分有效的沟通机制，一个便捷有效的救济渠道，当为舒缓医患关系、化解医患矛盾所必需。
而解决暴力伤医问题，也应回归系统工程之中，需要法律、政策、医疗改革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综合治理，才能真正保障医务人员的权益，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医疗环境。这不仅有利于医务人员，也有利于患者，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撰稿 / 王琳（法律学者）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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