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源流考辨

墓志的源流问题是墓志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目前仍存在着不少分歧。墓志的起源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墓砖墓石萌芽期、墓碑过渡期和方形墓志定型期。墓志在南北朝时期定型以后，一千多年来其形制赓续不变，影响深远，成为我国传统墓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墓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石刻形式，具有历史、考古、文献、民俗、艺术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它不仅起源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之前，而且存世数量极大，仅唐代墓志已知的就有五千方以上，更遑论其它，何况直至今天仍不断有新的墓志出土面世，成为一座珍贵的民族文化艺术宝库。关于墓志的记载和研究最早起于何时，未有定论，但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铭箴》篇和《诔碑》篇已经涉及到碑铭石刻的源流发展和文化作用，并提到蔡邕等人撰写墓碑铭文之事，当然，刘勰还没有明确提到墓志这个概念，不过可以证明对碑铭石刻的研究在南北朝时就已进入学者的视野。比较确定的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金石学家赵明诚发金石学研究之滥觞，开始对墓志有相当的关注，他们分别所著的《集古录》、《金石录》两书收录、整理了一定数量的墓志，而且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从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把墓志纳入金石研究范畴到现在也已经近千年了，对于墓志的记载和研究日渐增多，尤其是清代金石学大兴之后，墓志由于其珍贵的多方面的价值，在金石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收集、整理墓志的著作不断面世，其中对于墓志的文献考释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但墓志文化涉及面极广，学术界关于它的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基本问题到现在还存在着不少分歧和争论。其中关于墓志的起源问题，是学术界存在观点较多、且分歧较大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虽然观点仍然有不少分歧，但认识已经越来越明晰了，所以今天仍值得专门进行探究和归纳。总的看来，学术界对墓志的起源大致有五种重要的不同看法，分别认为墓志出现在秦代、西汉、东汉、魏晋、南朝等时期，[1](p32)这些看法各有其理论依据，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已为学术界所熟知，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一个萌芽、准备和形成过程。我们考察墓志的起源，同样应该遵循这一规律。

结合众多学者观点，笔者认为，墓志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墓志的萌芽期：墓砖和墓石阶段

一件事物的出现，往往在萌芽期，它的某些基本特征就已经开始有所显现。之所以把墓志的萌芽期定为墓砖和墓石阶段，因为，目前发现的墓砖和墓石大多具备了后世墓志的一些重要特征，正是它们的发现为墓志的原初状态提供了真实而必要的物证。据1994年6月19日《中国文物报》载，1987年山东邹城出土了两块墓砖，这两块刻有铭文的墓砖大小基本相同，长25厘米，宽12厘米，厚5厘米，一块两面均刻有文字，另一块一面刻有文字，内容涉及到死者的一些个人信息。两块墓砖上的铭文内容并不多，只有寥寥的十余字，但已标明墓中死者身份，已初步具备了墓志的功能，把它们看作墓志的最早形态和萌芽当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学者认为它们是最早的墓志，年代也较早，应属于战国时期。

洛阳刑徒墓墓砖拓片

这样简单粗糙的墓中刻铭，考古发现秦代和汉代的都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陕西出土了18件带有文字的秦刑徒墓残瓦，文字多在十字以内，有的只刻了一个地名或人名，简单记载了死者的籍贯、身份和姓名等。“在内容上，可以作为后世墓志的祖形来看待，也是值得注意的史料。”[2](p145)建国后汉代墓砖时有出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上世纪60年代，在古都洛阳发掘了500多座东汉刑徒墓，竟然集中出土了800多块墓砖，成为当年轰动考古界的一大发现。这些东汉刑徒墓砖大小不一，一般长约30至40厘米，宽20多厘米，行文与内容虽与秦墓瓦相似，但刑徒墓砖的铭文内容明显丰富了不少，对于死者的个人信息记录的也比较详细，除了交代死者的籍贯、姓名外，有些还注明了他们的身份、死亡时间，甚至有的还交代了死因。“这些刑徒砖虽然与后来定型的墓志还有很大距离，但是它的埋设目的与墓志基本相同，对墓志的产生与普遍使用有直接的影响。”[1](p37)

历史发展到东汉中后期，墓葬文化在很多方面也在改变，尤其是厚葬之风导致人们更加注重墓葬材料的选择。简陋的墓砖相应地被坚固耐久的墓石所代替。从墓砖到墓石，表面看好像仅仅是关于墓葬材料的改变，但它实质上是墓葬意识的一次大的转变，体现了人们对于生死观的更深刻的思考和对于死者更深切的怀念。目前已知的刻于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石》、刻于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的《张盛墓石》、刻于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的《缪宇墓石》、刻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的《徐州从事墓石》等使我们看到了墓砖到墓石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从墓砖到墓石的过渡符合历史的自然发展趋势，虽然这时的墓石多是粗糙的石料，刻写也相当粗率，形制也未固定，但材料的不同仍然带来了其他的变化，较为明显的就是墓石的面积普遍超过墓砖，与之相应的是刻写的内容自然也比墓砖大大增加了。如著名的《贾武仲妻马姜墓石》，此墓石高46厘米，宽58.5厘米，隶书15行，每行13至19字不等，内容不仅记载了死者的姓名、身份、籍贯、死期，还详细地叙述了死者的生平，并对其生前的功德进行了颂扬，“其内容、作用、制作意图和文体格式与后世题名为“墓志”者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应该说已初具墓志之实。”[3](p108)

从上述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墓志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战国前后，但其萌芽阶段主要在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中晚期是墓志萌生的主要时段。这个时期的墓砖、墓石等，从文字内容、形制、用途等已经简单具备了墓志的功能，但还只是初具雏形，各方面都还没有固定的程式。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志盖

第二阶段——墓志的准备期：墓碑形态阶段

这一时期亦可称为墓志的“准”形成期和过渡期。墓志在发展过程中，从东汉、曹魏到西晋时期经历了一个墓碑形态的阶段。墓碑是碑的一种。碑起源很早，《穆天子传》中就有相关记载。“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4](p138)从上述可知，碑产生后经过长期的发展，直到东汉后期才出现碑碣蜂起、盛极一时的局面。而且碑不仅起源早，在演变过程中，其形制和作用也在不断演变。以汉碑为例，汉碑就有各种样式和用途，仅从用途看，就有功德碑、记事碑、纪念碑等，在许多庙宇、殿堂、墓冢都能见到。《说文解字》对碑的解释是“竖石也”，可见古代的碑基本都是竖立形式。汉碑虽然有多种用途，但目前发现的众多汉末碑刻，有相当一部分是立于墓前的纪念和歌颂死者的墓碑，如《孟孝琚碑》、《袁安碑》、《袁敞碑》、《景君碑》等。当时的墓碑主要是立于墓前地面上，形制一般为长方形，多有碑首、碑身和碑座，碑文内容比较丰富，一般多达数百字，对于死者的家世、生平、经历、功绩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多为文辞优美的韵文，书体一般为隶书（有称之为八分书者），也有少数为篆书，碑额多为篆书，从其铭文和作用看，它们基本可以看作是墓志发展中的一种准形成形态。从墓碑的制作看，墓碑较之于墓砖和墓石，无论是石材的质地，或是制作的工艺，都有大幅的改进和提高，“东汉立碑，对碑石的质量、制作、书刻都十分讲究。碑石要派人外出采集，要打磨平光，并加以雕饰，要请赁手艺高超的石工。”[5](p145)

从墓碑内容的撰写和书写看，墓碑和以前的墓砖墓石比也有很大不同。比如洛阳刑徒墓砖，基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匠们随手刻写，不仅内容简单，谈不上文学性，而且书写水平不高，笔画平直粗率，结构夸张随意，缺乏专门的训练，是典型的民间日常书写。而墓碑则和墓砖墓石有很大区别，从传世的汉代墓碑看，大多墓碑的书写者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不少还是当时的硕学名儒，如蔡邕、崔瑗等常为人撰写碑文。许多墓碑虽没有留下撰写者的姓名，但从文字内容看，大多文字典雅，韵律优美，有汉赋之风韵，应该多是一时的文人俊彦所撰，而墓碑的书写同样令人瞩目，与墓砖墓石粗率的书写相比则判然有别，汉代墓碑多采用规范的隶书书写，这种规范的隶书也称为八分书。“八分书在东汉是一种普遍用于碑刻的书体，所以又将其称作铭石书。由于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并不是日常最通俗使用的书体，故成了书法家有意去专攻而擅长的书体之一……蔡邕就是古代公认的以八分书成就之最高者。汉末魏初的钟繇，擅长数种书体，而以铭石书最妙。”[5](p144)可见，墓碑的书写多请具有较高书法专业水平的书手书丹，这也是汉碑受后人重视的原因之一。从总体看，墓碑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与墓砖墓石比，都有了质的飞跃，不再仅仅是仪式和形式上的丧葬器物，而是更多地具有了文化与艺术内涵的象征物。

墓碑从地面转移到地下墓室中，是墓志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环节。从考古发现看，东汉末期，就出现了把墓碑立于墓室中的情况，如1991年河南偃师发现的东汉肥致墓（169年），在墓室中就出土了立式晕首并带有碑座的肥致墓碑。到曹魏、西晋时期，由于严格实行禁碑政策，人们不敢公开立碑，但长期形成的墓碑习俗已经根深蒂固，于是，人们采取了变通的对策，把立于地面上的墓碑转移到了地下墓穴中，所以这时期的墓碑形制仍然继承了汉碑的重要特点，诸多方面和汉碑如出一辙，如仍称“墓碑”（也有称“墓表”者），仍是长方形竖式立放，有碑首，而且不少还有底座。如1930年出土于洛阳、现珍藏于西安碑林的刻于西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的《菅氏夫人墓碑》，即是竖式长方形墓碑，有晕首与纹饰，其碑额为“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菅氏之墓碑”。这种墓碑考古中时有发现，如1925年出土于洛阳孟津、刻于西晋元康元年（291年）的《成晃碑》，1953年出土于洛阳、刻于西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年）的《徐义墓志》等，都是此类墓碑的代表。

这种碑形墓志大多已经具备题首、志文、颂辞，从墓志文字的要求看，其内容已经非常完备了，除形制、摆放形式不同于后来正式的墓志和缺少墓志盖外，其余基本和后世墓志比较一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我国丧葬文化的发展历史看，墓碑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墓志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而且“墓碑的影响毕竟不可忽视，它在文体上，刻制工艺上，铭文内容上等方面的特点都直接进入了墓志，对墓志的正式定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p51)

第三阶段——墓志的定型期：固定方形墓志阶段

此阶段主要是南北朝时期，此时的墓志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最后终于在文体、书写、形制等方面完全确定下来，进入了固定的方形墓志阶段，并长期被后世沿承下去。

一般认为，从西晋末年到南北朝之交这个时期，墓志开始进入固定的完整形态阶段。学术界把这一时期的《刘贤墓志》、《刘怀民墓志》等志石的出现作为墓志这一事物正式形成的标志。《刘贤墓志》仍是竖式的墓碑形制，下有龟形底座，铭文中没有刻写具体的年月，但依据其内容应大致刻于北魏承平至和平年间（452—465年），碑额刻写“刘贤墓志”四字，是目前所知最早明确刻有“墓志”称呼的墓志，预示着墓志独立阶段的到来。刻于464年的南朝宋《刘怀民墓志》在墓志形成史上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它不仅在题首中明确出现“墓志铭”的称呼，且摆脱了竖式的长方形状的碑的束缚，不再有碑首，其“志高49厘米，宽52.5厘米……正书，书体凝重圆润”，[6](p4)从形制上看，此墓志已经是比较标准的方形石志了，书体也从隶书过渡到了正书（楷书），同时，“刘怀民志作于大明七年，适承元嘉之后，此志铭文字导源之时代也”，[6](p5)因此，（在考古上没有发现比之更早的新的实物之前），我们可以认为，《刘怀民墓志》从形制、文体、书写都可以视作固定方形墓志的开端，其后这种形制就基本固定下来。除没有发现墓志盖，它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与后来标准的墓志一样了，可以说这是目前固定墓志阶段的早期的实物见证。而墓志盖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在竖式的墓碑演变为方形墓志以后，墓碑的碑首并未被抛弃，而是碑首与碑分离，变成了墓志盖，实际上是一块长方形的墓碑进化成了一合带盖的墓志。墓志盖和墓志上下合为一体，标志着天与地、阳与阴的相合与相通，其中墓志盖又以覆斗形的最为典型。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带盖墓志是洛阳出土的北魏正始二年（505年）的《寇臻墓志》，志盖上书“幽郢二州寇使君墓志盖”。可见，南北朝时期，墓志已被作为墓葬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日趋受到人们的重视，墓志到这时完全成熟了。

隋唐以后，墓葬文化继续发展，墓志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相结合，尤其是和当时的氏族、门第观念紧密联系，官宦大族更加重视墓志的地位和社会意义，这时的墓志无论从制作或是从文字书写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单从出土数据看，唐代是我国古代墓志存世最多的时期，就能反映当时墓志的风行。

从目前存世的大量南北朝和隋唐墓志来看，成熟时期的墓志一般都具有这些特征：

一、有固定的文体和格式，由题首（标题）、序文（墓主身世为主的传记）、铭辞（多为四字颂文）、附注（夫人子女简介）等几部分组成；
二、基本都是正方形（偶尔也可见少数长方形和异形墓志）；
三、标准的墓志一般都有覆斗形（又称盝顶形）志盖，这是最主要的一种志盖形式；
四、主要为石质（也有其它砖、瓷等材质）；
五、主要使用标准的楷书书丹镌刻（也有少量隶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墓志）。

除这些特征之外,在很长时期内，尤其是在南北朝至唐以后的长期阶段，墓志的制作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涵和文化特征，它往往根据志主出身、官职、地位等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尺寸要求，高官显宦的墓志还常绘有精美的纹饰，其中的许多纹饰具有复杂的文化信息和艺术意趣。大量实物证明，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已经走向了成熟的固定期，具有上述重要特征的墓志形制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成为我国墓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墓志的源流问题虽只是墓葬文化中的一个小问题，但探赜寻幽，仍让我们看到了蕴含其中的许多令人驻足、令人动情的文化景致。墓志这朵石刻文化中的奇葩，需要我们穿过历史的时空隧道，不断地走近它、思考它，它的许多有趣而富有内涵的待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破解。我们相信，即使在今天，古老的墓志中所蕴含的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等价值，也定将发挥它新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超.古代墓志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2]西林昭一，陈松长.新中国出土书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第十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华人德.华人德书学文集[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

[6]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 | 顾涛

来源 | 《湖北社会科学》 2013年第7期

来源 | 书艺公社（ID：shufaorg）

—版权声明—

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原创内容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

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