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读书会纪要

2024年7月9日，新疆大学历史学院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联合暑期读书分享会在新疆大学历史学院举办，来自新疆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老师和本硕学生共40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读书分享会。本期阅读的书是孙立天博士的新作《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孙立天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该书以康熙颁布的“红票”入手，研究了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传教士与中西关系，考察了在17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传教士与清朝皇帝等一系列议题。与会师生围绕“全球史与全球史观”“历史写作的学术性与可读性”“清初的中西交流”等议题展开了讨论。本次读书会由在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对口支援的姜海龙老师主持，与谈嘉宾分别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蒋焰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的马金生老师、新疆大学历史学院的武强与向鸿波老师。现将与谈师生的分享发言略录于此，以飨读者。

姜海龙：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本次读书分享会的书目为《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既然以《康熙的红票》作为书名，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何为“康熙的红票”？“康熙的红票”是1716年康熙发往欧洲的一个谕令，换言之也是康熙寄往欧洲的一封公开信，作者是从2019年的红票的拍卖作为一个切入口来研究。即通过红票来复原和表达自己对于清初到雍正年间传教士来华系列问题的看法。从清初传教士与红衣大炮的关系开始到雍正期间禁教，这数十年的史事大家想必都很清楚，过往的很多研究把它放在中西文明交流与冲突的视角中审视，特别是从明末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的交往开启了“中西会通400年”。徐光启曾经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所以我们过去常会从中西交往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而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作者将传教士来华放到了一个个具体的处境中去考察，例如康熙朝传教士是具有包衣身份的，他们在皇帝身边提供近侍服务且由内务府来管理，由此衍生了一系列对过去我们所常知的史实的新解释，对于我们旧有的知识结构产生了一定冲击。我们今天就这本书展开分享和讨论，一同贡献每个人的思考和见解。首先有请武汉大学蒋焰老师为我们分享对这本书的看法。

蒋焰：谢谢姜老师的热情邀请，也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积极参与！我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史，因此对于这本书，我也是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下自己的阅读体会。

首先一个方面是“全球史”和世界历史研究的问题。正如本书标题中所提到的，作者是将清初的中国放到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中去看待，这就和“全球史”的观念非常契合。作为一种重要视角，“全球史”是我们当下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不过，在以往一些西方学者的“全球史”著作中，比较侧重对跨文化、跨文明交流的考察，而对这种横向互动如何推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关注不太够。实际上，武汉大学吴于廑先生早年提出的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理论，即从纵、横两个方面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及其整体性，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它将横向视角与纵向视角相结合，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效互动和影响。在本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世界历史发展的纵向、横向概念，但是在行文中也体现出了横向互动是如何作用于纵向发展的一些层面。例如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考察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在来华之后（横向）是怎样融入当时的中国社会，并对清朝初年的政治和历史发展走向产生影响的（纵向）。

其次是中国在世界历史研究或全球史书写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吴于廑先生所言，世界历史需要包含中国在内。这一点在全球史书写中也应有所体现。在本书中，作者引用了不少传教士写回欧洲的信件和在欧洲介绍中国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对中国和康熙皇帝的记录体现了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情况。特别是关于康熙发出的红票及派出的“洋钦差”的论述，也展现了当时中国主动与欧洲交往的场景，说明了中西交流的双向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见解，也让大家了解到此时东西方联系的一些实际情况，尤其是中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此外，我也想通过此书，和大家简单谈下学术写作的通俗性和学术性之间的关系。这本书之所以可读性较强，是因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采用的是较为通俗的表达方式。但同时作者也遵守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因此，学术写作的学术性、严谨性与语言表达、论述方式的通俗性之间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史学界也出现了对“叙事史”或者说对“叙事”这种写作模式的回归，这体现在包括全球史等在内的各种史学写作中。如何把这种叙事性、可读性与学术性结合得更好，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最后，作为一名读者，我们在思考作者在书中做出的某些结论时，会发现其中还是带有一定的推测色彩。另外在叙述内容上也会有一些重复。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谢谢大家！

姜海龙：谢谢蒋老师，我觉得他的讨论其实提出了很多相关的议题，也和我阅读时的一些感受重合，比如说学术的通俗性与学术性的问题，还有叙述史的回归以及全球史的问题。蒋老师讲的全球史和世界史的关系，你会发现书写全球史并没有一定之规，全球史强调横向的联系，但也强调各自纵向的发展脉络是如何比较自然地融入全球之中？今天所看到的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带来的文化交流问题，我们的很多认知其实是后见之明，这个后见之明就是我们看到了世界发展的结果。那么当时的人是否和我们今天的认识是一样的？我觉得本书很好的一个点是揭示了康熙针对传教士来华内心的想法，康熙把传教士视为一种包衣奴才。当下全球史的研究重点更侧重横向的联系，但对于历史中的人来说，更多是出于自身需要从而将很多东西纳入自己一直运行的一个传统的脉络里。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时候利玛窦等人主张本土化传教，而另外一派传教士坚持按照西方耶稣会的标准。这两派内部是有争斗的，但其实他们原则的不同也是和全球史有关系的。在交流的过程中，要将自己的文化与异文化融入，还是强调自身文化的不变性？关于全球史，中央民族大学的马金生老师也很有研究，马老师能否谈谈你对这本书的看法？

马金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设了“全球史导论”这一课程。这本书体现了当今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核，即破除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一些学者站在欧洲中心论的视角，简单地认为清朝时欧洲向中国派遣使团两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后见之明。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里面去考察，并不能以“失败”“成功”这种简单的价值判断予以评论，当时的中西交流也不是一定存在着强烈的文化冲突。其次，全球史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强调互动，强调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而这一特点在这本书中也得到非常好地体现。例如，作者在书中首先强调西方的传教士与明、清两大统治集团之间都有着重要且明显的互动关系，而后又强调了清王朝在传教士的作用下，与外界欧洲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所折射的是17世纪早期全球化世界之中各方势力的接触与博弈，有着世界性的影响。作者跳脱出传统的“中西文化冲突”结论，以全面而客观的视角对清初传教士相关史事进行研究。就我而言，书中描绘清初康熙帝所具有的大历史观和前沿的世界观给我非常深的触动，尤其康熙主动与欧洲教皇之间进行互动这样的史事，也使我被深深地吸引进去。在阅读的过程之中，我认为自己过去的知识结构和一些观点受到了触动。

我的第一个触动是传教士如何去影响明清之际的政局走向。在明清战争初期，明军掌握了使用大炮的技术而清军没有掌握，因此明军占据了主动。但是后来随着传教士的投靠，清军迅速扭转了军事技术落后的局面，不难发现清人对于火炮技术的掌握与传教士的加入密不可分。

我的第二个触动是传教士如何去影响康熙时期清王朝的国际交往。康熙自幼与传教士接触，将传教士作为自己的包衣奴才，并将传教士划归内务府管理。因此，在罗马教廷派遣多罗使团来华时，康熙应传教士的请求，以家庭宴会的形式招待了多罗使团，这一方面体现出传教士与皇帝的亲近，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传教士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清王朝的国际交往。同时，在正式的国与国交往过程中传教士也有突出的贡献，《尼布楚条约》正是康熙皇帝通过传教士了解到了当时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处境，进而使清王朝与俄国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有了更大的把握，甚至康熙十分放心地派遣传教士陪同索额图等人去签订条约。

当然在读完之后，我也产生了几点困惑。首先，书中描绘康熙对于西学特别感兴趣，康熙为什么会对西学感兴趣？作者试图有所交代，并认为康熙小时候便与传教士多有接触，加之顺治帝对传教士的态度也很友善。但是这种西学的兴趣是如何对康熙本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方面我仍然存在一些困惑。其次，虽然康熙本人对于西学、传教士态度良好，但这种态度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个人化的。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康熙都未能影响到他的皇子，而对于他的大臣来说，影响可能更小。如果这一看法能够成立，这本书的副标题——全球化中的清朝，又能否成立？同样研究17世纪，外国学者关注1688年的全球化，存在着一个对比现象。1688年中国的康熙大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从本质来说还是专制的封建君主。但同时期的英国却大有不同了，整个国家实现了一个向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而后在西方也出现了像莱布尼茨、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并在这些科学家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西方已经开始了。但是在中国没有，1688年的全球史表明了一个趋向，即在这个时候，中西之间走向不同的路途已经开始显现。

清中叶开始，官方禁止火器武器的更新，再到我们在海洋贸易方面非常消极的表现，我们逐渐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所以当西方的造炮技术、造枪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的时候，晚清的中国只能是被动挨打的局面。我觉得这些因素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来说，能够真正让我们理解早期全球化中的清朝，它到底处于怎样的真实境地，而不是说仅仅是限制在康熙个人特例的身上。以上便是我对这本书的看法和由此展开的一些观点。

陶喆（新疆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听完各位老师对于全球史的讨论，我的感触也非常大。对于全球史而言，我有一个关注点，那就是中国传统朝代与全球史书写之间的关系，欧亚之间的交流在元明清三代都是客观存在的。有两本著作：《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与《称雄天下：早期明王朝与欧亚大陆盟友》都值得一看，面对元、明、清三个地域广大且对外交往繁荣的中国朝代，汉学家已经考察了当时的中国与世界产生的交往，并且将“全球史”的范式与中国史加以结合，《康熙的红票》同样是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结合的典范，具有全球性的历史视野。就蒙元史来看，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对于蒙古帝国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的一种书写，蒙古人的活动带来了欧亚之间的观念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交流。我第一次看到《康熙的红票》这个标题，立刻就想到了贵由汗给教皇颁布的信函，同样是见证了中西方交流，但很明显“康熙的红票”与贵由的信件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姜海龙：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有个问题：康熙是否是特殊的？康熙似乎在清代帝王之中，乃至历代帝王中都十分特别。作为君王，康熙的特别是否造就了这段交流史的不一样？康熙和雍正对天主教截然不同的态度，尤其是雍正对天主教政策的转折，禁止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也似乎更加突出了康熙的特别。正如梁启超所言“哥伦布之后有无数的哥伦布，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似乎“康熙之后也再无康熙”了。那么，康熙的特殊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呢？各位老师和同学对此又有什么自己的见解。

马金生：我在阅读此书的时候，也产生了相同的困惑。大臣、皇子、开明士绅，这些群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于西学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因此，就像我刚刚所言，从更大的角度来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也许才能真正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早期全球化中的清朝，而不是仅仅限制在康熙一个人特例的身上。

向鸿波：刚刚姜老师和马老师都提到了康熙的特殊性，我也稍微补充一下。我们的历史教育更多是提倡人民史观，而对所谓英雄史观持否定和批评。但历史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重要人物对于历史的发展相对于一般人，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正确的选择和举措，更大程度的影响历史发展。对于这些，我们需要在历史叙述和揭示的脉络中予以正面的回应。

辛皓宇（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听完了三位老师的发言，我也有了些许自己的看法。康熙作为皇帝，他的权威与影响力是极大的。康熙皇帝对于西学的喜爱，对于他身边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康熙皇帝就曾与皇三子胤祉在熙春园讨论数学、历法等西学知识，父子二人甚至还在熙春园召见传教士共同学习西学知识。皇九子胤禟不仅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甚至还会数国外语，喜好西洋火器。由此可见，康熙对于西学的喜爱，确实影响到身边人。同时，康熙在修订历法、治理黄河等过程中，大量运用西方知识，这无疑也会影响到当时的官员士人。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薛凤祚便学贯中西，不仅熟读传统经书，也积极向西方传教士求学，掌握了大量西学知识。薛凤祚也利用西学知识帮助河道总督治理黄河、运河，为治河提供了独特的见解，他的部分著作甚至也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因此不难看出，康熙帝的喜好或者说是特殊性，肯定是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但也正是康熙作为最高统治者，他身上的喜好被放大，对中西交流产生了影响也被放大。因此，我认为是康熙的影响力造成了康熙的特殊性。

武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与大家一同阅读这本十分有趣的新书。本书的副标题为“全球化中的清朝”，既然谈到了全球化，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全球史”这一概念。就我浅显的理解而言，全球史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物质文明的交流，例如茶叶、瓷器、棉花、丝绸等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流通；而另一部分则是跨文化的交流，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现在的全球史也出现了转向，学者们开始注重微观全球史的研究。这一类的研究，西方学者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例如美国学者史景迁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法国学者娜塔莉·戴维斯的《行者诡道》。所谓微观全球史，其特征就在于以个体的视野去看待跨文化的交流；同时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误会和误解，这本书就提到了一些相关的现象。康熙皇帝所处的时期也是全球化的早期，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几大帝国很大程度上都在进行交流，但在这个交流过程中，相互之间难免产生一些误会和误解。就以本书为例，作者引用当时传教士的说法，认为康熙十分了解西洋乐理，但也有资料反映出，康熙并不太了解这些乐理，他对西洋乐器的掌握也十分浅显。这两种说法无疑是相互矛盾的，但也反映出当时的传教士对康熙形象进行描述的时候存在着误会和误解，经过几千里距离的传播，康熙皇帝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也在不断地放大和变形。因此，欧洲人视野下的康熙皇帝与我们中国史所描述的康熙皇帝肯定有很大的差别。其实不仅仅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在东西方也具有不同形象，但这些差别，也正是我们进行全球史研究很好的切入点。随着新资料的出现，新角度的介入，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这也是我们全球史研究的趣味所在。以上便是从此书出发，谈了些我对全球史的看法。作者孙立天自身的经历十分独特，他的教育背景地跨中美两国，具有中西方跨文化交流背景。本书正是根据作者所出版的博士论文和英文原著进行改编的，所以它所面向的读者一开始就是英文世界的读者，作者的行文风格，包括各种史料的应用方面所考虑的并不是中文群体，这本书本身也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特征的最好表现。对于历史研究，不断地将学习视野扩大，肯定会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综合性过程，也一定会允许有不同的观点。本书的一个属性，即反映出的具体全球化事件也是如此。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者看来，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也会从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

姜海龙：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着“误会”的问题。把“误会”放到历史中，其实它不是误会，后面是文化和理解的差异。刚才讲到欧洲的康熙皇帝的形象，一部分就是由传教士的书写造成的，这与我们传统中理解的康熙不大一样。其实这类现象尤其是到近代和近代早期是很重要的，当两种文化相遇或者两个概念相碰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调动自己的固有理解去理解，就会出现很多笑话、误会和差异。这是值得研究的，研究刻板印象、误会是怎么形成的，往往能揭示出文化交流史中的很多问题。另外，武老师刚才讲的挺有意思，就是在研究文化交流的时候，如果有史料的话，研究双方交流不下去的情况，反而可能加深我们对于交流的双方的理解。雍正之后禁教，传教士没有全部离开中国，他们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他们抱有什么样的观念？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我们现在更多研究的是怎么交流，但是交流不下去的那些情况却很少涉及。下面请向鸿波老师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向鸿波：很荣幸能在这里就《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进行交流。就书名而言，我很容易想起著名的蝴蝶效应。全球史的写法，其实更多告诉我们历史中的那个时代到底有什么？哪些知识又能够超越我们的既有认识？作者的这本书为我们带来这么一个思考，即既有的知识和观念在新证据发现时，是否可以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知识？我们常常认为史学研究因为史料因素不足遇到瓶颈时，就像是遇到了一堵墙，新的史料出现将会帮助我们打破这堵墙；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重新编排既有史料，这堵墙也许不久就会崩塌，达到相同的效果。这是我阅读这本书后的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思考就是清朝的体制。作者书中重视整个清朝的体制。其行文从两位被俘的传教士开始，到后面康熙时传教士的各种活动，再到康熙采用私人宴会形式招待教会使团。作者一直在回答清朝体制的问题，其行文书写或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清朝政治体制的运作。他对体制的思考和具体事件的把握，使得我们看到历史叙述是多方面的。

由此引出我的第三个思考，作者尽管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记录，即非常注重史料的考虑排比，实际却不免在资料运用和解读中加入了个人的感情色彩。如书中提到雍正即位之初，其母及胞弟极力反对，但就清代皇子养护的制度，尤其是雍正成长过程中与其母及胞弟的感情，未必不能理解。这也提示我们在史料运用中还要注意从感情的常识出发，更加完善史事的叙述和阐释。

这本书起于明清鼎革，而结于雍正。我们从现在的观念审视，近代西方对于中国历史叙述影响最大的还是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西式分期观念，这本书也在回应这一观念及其历史解释理论。因此，我的第四个思考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开始融入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本书也反映当时皇帝及一部分读书人已经开始接触西学。康熙也许是个很特殊的例子，但管中窥豹，康熙的很多认识也是直接受到西学影响，那当时西学的氛围难道不应该再思考？即使后来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也收录了不少西学书籍，这也从侧面展现出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以及西方学说有了接触，有了了解。我们知道蒋老师研究英国史，武老师可能更多偏向历史地理和中国古代史，姜老师侧重近代文化交流，我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观念和学科的形成。因此我们的讨论和交流的内容，也多少源于我们个人学术研究的引申和思考。当然，这里也希望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近代西方对中国历史叙述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到以进化论为代表的历史分期观念。这本书其实也尝试回应一个问题——中国的近代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有比较统一的标准，即1840年。但如果把视角放开，把视野和格局更加拓展，那么中国开始融入近代世界体系的时间和契机可能有一个新思考。这也对我们以后来人身份理解郑鹤声、蒋廷黻、陈恭禄的著述更有帮助。

蔺雨菲（新疆大学研究生）：外国学者十分关注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牛津大学沈艾娣的作品《传教士的诅咒》以微观视角关注华北一村庄传教士与当地教众的互动问题，研究了外部力量影响下中国的宗教生态如何变迁、借鉴与融合，以具体案例剖析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虽然同样是对于传教士的考察，但是《传教士的诅咒》与《康熙的红票》视角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将这两部书进行对比阅读。

姜海龙：谢谢蔺同学，你刚才说的《传教士的诅咒》，刚才发言的马金生老师恰好写过一篇书评，可以让他来回答一下。

马金生：确实，这位同学刚才说的这两本书对比阅读，我觉得蛮好。在阅读《康熙的红票》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中国早期跟世界之间的联系，如果作者不发掘出这些新的史料，我们真不知道传教士在明清鼎革之际，对康熙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传教士的诅咒》虽然只是写了山村里面的一个传教故事，但是这件事跟当时罗马教廷也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样是传教士，一个是上层，一个是下层，相互印证来看的话，可能对于我们了解全球化中的清朝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

姜海龙：今天大家都各自谈了对这本书的看法，以及由这本书所激发出来的各种关于学术的讨论。最后我也不做总结了，我觉得读书会就是各种观点和思想的一个碰撞，不需要总结。期待着我们下一次的读书会大家继续讨论，感谢各位老师和线上线下的各位同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