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第46章）| 枫桥经验：政法旗帜 | 百科阅览

导读：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在全国试点，原本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了“乱打、乱捕、乱杀”等现象，然而在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却采取了另一番景象，由此形成“枫桥经验”，被老人家赞赏并指示推广。但是，这一做法却遭到今天佞人们的非议。

时间轴：1963

1963年，“四清运动”拉开序幕。

这是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应对财政困难的一项解决方案。

此时周边局势日趋紧张，印度在西面中印边界制造事端妄图侵占我们的领土，美国在南面亲自下场参与越南战争，东面蒋介石正在积极谋划“反攻大陆”。

战争的阴云笼罩上空，随时可能一触即发。一旦发生战争，势必涉及到经济战，而此时我们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理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防止“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四清运动”的试点。

于是从1963年开始，开展了由一线领导挂帅主持的“四清运动”，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比如“四清运动”中随意殴打他人、逼供信、变相体罚等事件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行凶放火、打死人和自杀的严重事件。

“四清运动”中的一些积极分子极尽所能，对基层干部和群众采取辱骂、刁难、威胁、恐吓等方式，对他们的人格进行侮辱，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这种乱打、乱捕、乱杀的事件不仅针对黑五类，而且还发展到批斗黑五类的家属子女。

这些严重事件不止发生在一地，而是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这让上下关系与干群关系由原来的同心协力变得紧张和矛盾。

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黑五类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虽然我们经过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这只是从经济层面进行了改造，黑五类并未彻底从思想上进行改造。

革命战争时期，大多数干部都能保持革命的作风，但是革命胜利之后，一些人就想躺在功劳簿上，准备享受自己拿命换来的特权，不再跟着老人家继续往前走。

封建主义体制表面上被摧毁了，但是封建主义思想在这些人的脑袋里依然根深蒂固。

黑五类的群体是一个复杂的阶层，黑五类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人、右派及其走狗，他们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

比如在“四清运动”之前，地主和富农阶级在领导岗位获得了权力之后，便会将他们的心腹安排在关键岗位，这些心腹之中就有反革命分子、坏人和右派，此时他们之间属于相互合作的状态。

然而，在“四清运动”中，这些人则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丑陋嘴脸，要么通过检举揭发对方来保住自己，要么就拉别人垫背，总之将人性中的丑陋暴露无遗。

“四清运动”中执行的各种经验和大兵团作战，更是促使黑五类丑陋人性的大爆发。

老人家对于历次运动的宗旨，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1961年的七千人人大会上，老人家明确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然而，一线领导挂帅主持的“四清运动”在实际执行中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

三年困难时期和“四清运动”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让老人家深刻意识到，“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尽管“四清运动”出现了种种问题，但是这并不代表当时全国各地就没有更好的做法。同一时期发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的“枫桥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份答卷。

枫桥镇位于诸暨的东面，面积165平方公里，辖28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如今总人口9.6万人，其中常住人口7.6万人。

1963年，“四清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矛盾斗争不断尖锐化之际，枫桥镇这里却呈现了另一番景象。

在“四清运动”中，枫桥镇采取的不是“桃园经验”的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而是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情况，由此出现了与“桃园经验”不同的“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那么“枫桥经验”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要从1949年说起。

1949年5月，诸暨县实行农业合作化之后，枫桥的人民群众就建立了治保会，还建立了“集体承包，专人负责，大家监督”的监督制度，对黑五类人员也建立了档案和改造制度，以上这些措施为监督改造黑五类人员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在接下来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我们迎来了周边的和平环境，“一五计划”的建设让大家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明显的改善，因此社会关系变得和谐稳定。

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作为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们其贪婪本性又暴露了出来，一些干部也开始蜕化变质，开始想方设法攫取财富。

更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三年困难时期来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各种反华势力蠢蠢欲动之际，这些黑五类人员开始撕下他们的伪装。

因此针对这种严峻形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提上了日程。

1963年，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中央确定了“一个不抓，大部不捉”的方针，但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实际执行时却并非如此。

一线领导对于这场“阶级斗争”采取了强势的态度，要找出根子所在，因此在全国许多地方具体推行的过程中，采取了保持定指标的做法，即“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

然而，诸暨县的枫桥镇在实际过程中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

有人说因为江浙地区属于吴侬软语，这里的人吵架都轻声细语，民风淳朴的人不可能大动干戈。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理由也并不成立。

明朝时戚继光招募抗倭的义务兵就在诸暨县的南面，当时那里可是民风彪悍，论格斗可以直接跟日本浪人和武士一较高下，因此不存在“大家都性格好，斗不起来”的说法。

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南方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没有北方那么紧张，之前我们介绍的“四清运动”的三大样板都是北方地区。

解放前南方多地主，北方多富农，南方多租佃，北方多雇佣。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南方的农民相比北方的农民生活水平高一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在于北方战乱多于南方，过去历朝历代的首都基本上都在北方，首都是一个国家最富庶的地方，由此带动了周边的邻省。正因为利益所致，导致了北方多战乱，因为利益会驱使各种势力争斗抢地盘。

解放前为什么会有人闯关东呢？谁愿意背井离乡去一个冰天雪地的穷乡僻壤呢？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战乱，另一方面因为土地被剥夺了无处为生，只能背井离乡。

战乱无疑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夺去人们的财产，这一点在今天的股市里也是同样的道理，哪里有战争，哪里就会有资本跑路。

所以相比战乱的北方，南方更安定一点，则而安定的环境就容易形成积累，对于农民来说，也一样会形成财富，只不过没地主那么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