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度如何整合南方？中西之争的本质是什么？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司马迁《史记》

长江以南地区是中华文明首先整合的区域。学界普遍认为，自早商二里岗文化（今河南郑州）扩散至盘龙城（今湖北武汉）时，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网络已经延伸至长江流域。然而，中华文明对南方的整合并非一帆风顺，实际统治时间也远比集体记忆 要晚。 据考古资料显示，随着二里岗因过分扩张而衰败，商王朝在前1300年丧失了对盘龙城的控制。至晚商时期（安阳时期，约前1250—前1045），商文化圈收缩至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带，几乎失去了对南方地区的影响。

武王克商后，周在南方分封了一系列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虽然接受了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但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西周中期，楚国一度成为周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周昭王南征而不复”，“丧六师于汉”等记载反映了周在整合南方地区时遭遇的重重困难。

最迟至秦始皇灭楚攻越时，南方才正式纳入中华帝国的大一统框架之中。尽管秦王朝的统治不过十四年（前221年—前207年）， 但秦留下的政治遗产却被汉继承，在之后长达千年的发展中，南方逐渐成为了中华文明认同感最强的区域，近代杨度“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壮语，无疑是南方人国族认同的集中体现。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秦帝国的制度在整合南方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俄罗斯学者马硕在著作《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以秦国统治下的一个小县城——迁陵县（今湖南湘西）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为什么秦制能统治南方。

第一、秦帝国重视基层政权。

县制首创于楚，却被秦发扬光大。以迁陵县为例，该县在楚国管理时期几乎没有留下档案记录，但到秦国统治时期管理迅速精密化。不大的迁陵县下设3个乡，维护着一个“邮”（负责传送紧急文书）和至少三个“亭”（负责地方治安），数千人口中公务员的数量达到了103个。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数量多达3.7万枚，经鉴定为秦国迁陵县官方档案的残余，内容涉及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等方方面面，可谓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

迁陵县是秦式基层政权在南方扩张的缩影，结合睡虎地秦简对安陆县的复原（参见《<》），可以想象公元前3世纪南方地区经历了一场 基层治理革命，它以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使帝国的核心与外围紧密团结在一起 。

第二、秦帝国去差异化。

秦国每征服一地就组织向该地区移民。在秦国征服四川盆地后，据记载有“秦民万家”迁居至此。成都郝家坪墓葬显示，秦帝国动员了“关中移民”、“中原移民”“楚国移民”等多个社群迁居至此。将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民安排在一起并非偶然，而是秦国有意打乱征服地区人口构成、去差异化的结果。 正如马硕所说： “秦官吏通过拆分当地的社群，建设当地人与移民混居的新聚落，不仅削弱了对国家组织活动的反抗，还促进了新的混合身份的形成，使得战国时代的身份标记成为过去”。

在这一过程中，秦帝国还动员了很多非自由人移民。以迁陵县为例，秦国征服此地后驻扎了600名“戍卒”。 此外，整个县还有1/3的人口是迁徙来的“刑徒”，其中不乏受 黥（面部刺字）、劓（割鼻）、斩（砍脚趾）等肉刑的罪犯。这样的安排除了基于劳动力的需求，也能对当地人起到一定警示作用，体现了 商鞅“以奸驭良”的法家思想。

人类是天然缺乏维持大团体能力的物种，其自发产生的团体无一例外都是小规模的。造成该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具有先天差异性，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需求，进而使维持大团体的成本陡然上升。秦制度精准地捕捉到问题源头，最大程度消除了个体的差异性，才使维持超大规模共同体成为可能。

第三、秦帝国重视央地经济联系。

考古资料显示，长江中游以南地区虽然长期被楚国管理，但除长沙外很少发现楚国货币，反而出土了大量秦国铜币。这说明在秦人到来之前，楚国大片区域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中央和地方经济联系较弱，基层治理相当落后。

公元前3世纪秦的征服改变了南方落后的经济面貌。以迁陵县为例，秦政府曾支付8万枚钱币为当地刑徒采购冬装和夏装。 此外，政府还以货币奖励告发，举报和逮捕犯罪者有350—1152枚钱币不等的奖励。如此 大量的货币由核心地区涌入迁陵这样的边缘地带，从短期来看耗费了秦帝国的资源，但从长期来看却扩大了帝国的基本盘。当地社会的 货币化带动耕战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可以为秦帝国提供新的经济来源。此外，货币的价值依靠政府信用，接受了秦国货币就相当于认同秦国的统治。秦国以政府支出带动地方经济货币化，加强了地方经济的向心力与依附性。

综上所述，“去差异化”“基层政权建设”“强化央地经济联系”是秦帝国扩大及维持统治的三样法宝。

在宏观层面，“基层政权”“央地经济联系”使地方连入全国性的物资-人员网络。凭借该网络，帝国核心能迅速 调配大量资源，如臂使指，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使地方依赖核心的组织与经济输入，高度服从咸阳的指令，办大事才有力量。

从微观层面上讲， 由于秦吏对“个体”的去差异化，使得帝国将数量庞大、形态各异的人口统合进一个大共同体。 只有在 高度 统一、同一的 组织结 构里 ， 个体的行 为才会无条件服 务于 整 个族群，化为 集体 意志与智慧 的一部分 。

反观西方基督教文明，则从未诞生过上述组织结构，煊赫的 罗马帝国虽然统一了环地中海世界，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在基层治理上却无法与同时代的秦汉帝国相比，它在基层由各城市、王国、部落各行其是，正如芬纳所说，是一个“众多自治市组成的庞大控股公司”。此后西方文明无论无论采取何种政体，从中世纪的封建王国、城市共和国，再到近代的共和国、民族国家，其基层治理模式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在西方人的价值体系里，“自治”是根本逻辑，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

西方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中国也无法真正理解西方，因为双方在文明上的差异丝毫不亚于自然界的海豚与蚂蚁。海豚崇尚个体主义，遨游于海上。蚂蚁崇尚集体主义，称霸于陆地。如果让海豚受蚂蚁的社会模式规训，它们必然群起反抗；如果让蚂蚁以海豚的群体规模行事，它们则无法生存。

海豚的友好团体叫做群。一个群通常包括4-5只海豚，但组成群的海豚数量较为灵活，可以少至2只多达50只。群体的大小也经常改变。海豚生活在分裂—合并的社会模式下，这意味着它们经常加入或离开群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成员组成群体或离开群体。

诚然，中华文明不等同于吏治文明。 两河流 域和埃及也曾诞生过发达 的吏治文明，这一点只需阅读乌尔帝国（前2113-前2006）档案就能深有体会。但在历史的演进中，这些文明都已经灭绝，只余最后的种子在东亚地区开枝散叶，并借助工业化的成果发扬光大。因此，中华文明是唯一幸存的吏治文明，也是吏治文明最先进、发达的形态。

国内学者根据乌尔帝国档案重建4000年前两河流域一位官员的工作记录（节选），其精细程度远超同类研究对秦吏的还原。

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古老的 吏治文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其在调配、集中资源上的传统优势更为突出，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检察的缺陷。 此外，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使吏治文明在不影响整体同步性的前提下更重视个体的创造性，成长为“现代吏治文明”。 如今的格局，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无论唱衰任何一方都有割韭菜的嫌疑。 庸俗但诚恳地说，中西之争，确实不是简单的经济、军事、文化之争，而是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何种组织形式拥抱未来的道路之争。在这样的命运分岔口，人心向往哪条道路，世界就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人心所向，即是大势所趋。 /

作者：自由的海豹，历史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