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与陈寅恪的关联——兼论现代中国史学的建构

刘大年与陈寅恪的关联——兼论现代中国史学的建构摘要：20世纪50年代, 刘大年具体负责中国科学院和《历史研究》杂志与陈寅恪的联系;改革开放后, 刘大年推动了学术界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刘大年和陈寅恪都酷爱中国传统文化, 主张独立思考。陈寅恪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理论和哲学思想相结合, 刘大年则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刘大年和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中都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陈寅恪并不排斥唯物史观, 其史学思想中有明显的与唯物史观相通之处;刘大年主张中国的历史学理论建设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主动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史学成果。深入研习他们的学术思想, 有助于推进现代中国史学建构历程的研究。

关键词：刘大年 陈寅恪 中国史学

陈寅恪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理论和哲学思想相结合, 刘大年则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两人之间有什么关联?他们的史学研究对于当下建构中国风格的史学有什么启示?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大年与陈寅恪的关联

刘大年与陈寅恪都是私塾出身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年轻时即留学日本、欧美诸国, 而刘大年则直接由国学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前线。两人都是三十多岁即在学术界声名鹊起, 并长期引领学术潮流。

刘大年与陈寅恪都爱好诗词, 都有诗词流传。刘大年最早与陈寅恪的间接联系, 是在向湖南华容知名人士贺冕学习古体诗词之时。他晚年回忆拜访贺冕情况说:“头一次见面, 见他客厅里挂的书法中, 有一幅署名‘散原’, 是一首五言律诗。我们不了解散原是谁, 后来问及, 他才说到散原是当时被称为宋诗派代表人物的陈三立, 即现在学界所推重的陈寅恪的父亲。那首诗是他们唱和中陈写给他的。” 在白话诗滥觞后, 陈、刘都没有白话诗留世, 都毕生偏爱古体诗、近体诗。尽管他们的诗词在选材、立意以及格局诸方面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无不直面现实, 有着鲜明的民族精神, 而且讲究韵律, 喜欢用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刘大年与陈寅恪的关联, 在刘大年《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六封信》 和刘潞的《刘大年忆郭沫若》中有所披露。概言之, 有这样一些信息: 1953年9月21日, 在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陈伯达宣布请陈寅恪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之后, 参加这次会议的刘大年负责具体操作聘请陈寅恪之事。协助办理此事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陈寅恪“以体弱畏寒, 不能来北京居住, 没有就任”。刘大年表示惋惜。陈寅恪和刘大年都是《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成员, 刘大年是《历史研究》副主编汪篯带回的陈寅恪的两篇文章很快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陈寅恪“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后, 刘大年起草了郭沫若致陈寅恪函。

刘大年对陈寅恪未能来京就职表示惋惜。在规划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三个所时, 刘大年还具体负责了侯外庐、顾颉刚、罗尔纲等学者的调京工作, 侯、顾和罗都顺利到京工作, 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文化大革命”前, 刘大年为保护罗尔纲, 主动卷入“李秀成评价问题”, 并因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在刘大年看来, 陈寅恪如果入京就职, 将在个人学术研究、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梯队建设诸方面有更多建树, 如发挥其考证之长, 延续其政治史研究等。中国科学院虽是设在政务院之下的政府部门, 但是其“思想改造”的压力却没有高校那样大, 在刘大年具体负责中国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时, 很多科学家都被保护过关, 中国科学院因之被高校不少人称为“防空洞”和“避风港”。

1955年6月, 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学部, 刘大年与陈寅恪同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1月, 陈寅恪被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据《郭沫若的史学生涯》记载, 1956年2月8日郭沫若负责拟定的《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计划》 (草案) 中有“由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七人组成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的编审小组, 负责组织写稿和审稿工作, 由郭沫若主持”的设想, 随后中国科学院组成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 拟议中的7人编审小组也被定了下来。

1958年, 陈寅恪受到了批判。当年刘大年外出调研, 其工作日记中有几处涉及陈寅恪: “文化种族论, 陈寅恪、唐长儒” (西北大学座谈, 11月26日) ; “陈寅恪、徐中舒大受推崇, 帝王将相的历史受拥护” (西南师范学院座谈, 12月7日) ; “在民族问题上, 关于拓拔问题的文章中贯穿着拓拔文化与汉文化斗争 (《历史教学》1956年第2期) , 实际上是陈寅恪的文化史观, 甚至更突出” (武汉大学历史系座谈, 12月12日) ; “组织讨论, 有多种多样的讨论可以进行。如关于陈寅恪批判的现状, 就可以专题讨论。找对陈有研究、对批判文章有研究[的人], 就可以开会讨论”“正统考据学派:陈寅恪等” (时间不详) 。

这4条日记中, 前3条是记录座谈会情况, 第四条是刘大年自己的想法。可以看出, 刘大年对陈寅恪的定位与他所了解到的其他人的观点明显不同。因此, 他主张学术批判应该建立在专业研究之上。

尽管刘大年密切关注陈寅恪的学术活动 , 但他并没有在五六十年代发表评论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文章。他对1958年开始的“史学革命”是不满意的。1961年, 他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康熙》一文, 就是对“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的学术批评。《论康熙》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对学术界纠正“左倾”思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 学术界对《论康熙》也有不同看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论康熙》被说成是刘大年的一大罪状, 《人民日报》批评它“是借古讽今歌颂封建皇帝的一个典型”, 说“刘大年把历史唯物主义糟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文化大革命”期间, 刘大年和陈寅恪一样, 都被抄家, 很多重要文稿、资料不知所踪。

陈寅恪热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即有迹象。据刘大年1966年2月28日日记, 在“宣传部学术办公室会”上, 胡绳讲话中提到“有人制造神话, 如说陈寅恪如何如何”。可见, “文化大革命”前夕, 学术界对于如何建构现代中国史学存在着多种声音, 尊重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即是其中的一种。这些声音, 无疑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先声。

二、改革开放后刘大年对传承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推动

刘大年对陈寅恪最早作公开评价, 是1979年10月至1980年1月在日本讲学之时。他说:“我们的开国一代, 学术文化方面人材济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 用中国传统方法研究历史而著有声望的陈寅恪、陈垣, 都是最近十年里去世的。他们的去世, 或在这一点上或在那一点上留下了空白。”将陈寅恪、陈垣与郭、范、翦等相提并论, 表现了刘大年对用中国传统方法研究历史的重视。

刘大年在日本讲学期间, 还特意访问了横滨、镰仓、东京等地孙中山遗迹, 对相关史实进行实地考察, 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时间与地点作了详细考证, 回国后在《文物》杂志发表了图文并茂的访问记。这是他首次发表以考证为主题的文章。

从日本回国后, 刘大年即参与并负责恢复中国史学会的工作。1980年7月1日, 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承前启后, 责无旁贷———祝中国史学会重建》, 说:“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无人表示异议。就在当代, 如陈寅恪、陈垣用传统的方法研究历史, 各有成就。”“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家能够作出创造, 不是由于他们离开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道, 恰巧相反, 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通晓中国传统, 对我们民族的遗产有批判, 有继承……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传统, 不是平行或对立的两件事。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承先启后, 其中就包涵了汲收遗产的精华。”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对中国传统的传承。

在传承中国传统方面, 刘大年明确反对“回到乾嘉”。他首次比较详细地评论“回到乾嘉”的议论是在1983年4月他主持的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向大会提交长篇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 其中部分内容以《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为题发表在《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 部分内容以《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为题发表在《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说:“有的研究者只注重在史料上打主意, 议论是否应该‘回到乾嘉’;或者说, 走王国维的路, ‘可以存在几百年’。”《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说:“是否重视理论思维和注意克服繁琐学风, 这是历史学能否实现自己时代使命的决定性关键。例如‘回到乾嘉’等等的议论, 说明一部分同志对于这一点, 认识是不足的。”刘大年提出反对“回到乾嘉”, 正是他重点思考如何加强理论思维以构建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之时。

1987年, 《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收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时, 在“重视理论思维, 克服繁琐学风”标题下, 增加了对陈寅恪的评论。刘大年指出:“例如陈寅恪是我们尊敬的一位爱国主义者, 学术界的前辈。他一方面对隋唐史等做了有价值的研究, 一方面又在《柳如是别传》那样的著作里, 表现了可观的繁琐哲学。……《柳传》的繁琐, 作者自己也是承认的。”评述陈寅恪的内容有900余字, 其中直接批评《柳如是别传》的“繁琐哲学”的有650字, 表明刘大年觉得很有必要就如何传承陈寅恪的史学思想进行客观冷静的思考。

刘大年支持并参加了中山大学主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7月18日, 季羡林来信说:“经国家教委批准, 中山大学准备为陈寅恪先生举行纪念活动 (国际学术讨论会) , 在安排执行主席团名单时, 我推荐了你。……我还想到, 能否通过中国史学会向社会科学院或其它有关机构申请一点经济资助?”10月29日, 又来信说:“你同社会科学院谈的结果如何?最好能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加以资助。现年已将届, 社科院能不能在今年年内拨一点钱出来?”次年1月16日, 再次来信说:“中国史学会准备资助的钱, 社科院去年已经答应……请你同社科院领导同志, 包括胡绳同志在内, 联系一下, 尽快拨付中山大学校长办公室胡守为副校长。”

1988年5月26-28日, 刘大年参加中山大学主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 并在会上致词。分析陈寅恪的学术思想说: “他的著作、思想继承中国旧的传统, 又表现了自己的时代风貌, 不限于简单的继承。他因袭了不少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形式和内容, 又具有明显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 “其中有中国讲了两千年的‘实事求是’的传统, 也不排除受到西方历史学理论的影响。……他的方法是中国传统加近代西方考证学的, 思想原则是理性主义的。” “在他的心目中, 历史学的功能之一, 应当是唤醒人们强烈关心国家兴衰, 振奋民族精神的。”并将这3点概括为陈寅恪著作的主导思想倾向———“与传统文化并行的自由思想或自由主义;理性的客观性或客观主义;民族思想或爱国主义”, 认为“上述主导思想倾向, 加上独特风格, 使陈寅恪先生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学上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还特别说明陈寅恪由不了解社会主义到毅然接受社会主义, 是“社会生活不停顿地演变与他积极的主体能动性相结合的结果”。刘大年强调:“如何进一步解决好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陈氏提供的经验、范例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其中另外一些东西又显得是旧时代的遗物。”“陈寅恪先生语重心长, 号召历史研究者服从真理。分析、区别地对待他留下的丰厚遗产, 不正是这位学术界老前辈对我们企予望之的, 和欣然点头赞许的吗?” 会后, 还亲笔题词:“大师世所尊”。

此后, 刘大年继续关注有关陈寅恪的情况。他在晚年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中说:“传统历史或思想史研究中, 熊十力、陈寅恪、陈垣最称前辈。……陈寅恪坚信‘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对于近代中国国虽幸存, 国史已失‘正统’的状况, 不胜其慨叹。他一度被困在日军占领的香港, 反复阅读南宋人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因为那上面记载着南宋偏安政权对外投降与抵抗的斗争。在他的心目中, 历史学的功能之一, 应当是唤醒人们强烈关心国家兴衰, 振奋民族精神。由此不难想见, 抗战时期中国历史学者的忧世情怀。”

三、陈寅恪、刘大年与现代中国史学建构

刘大年专注中国近代史, 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多;陈寅恪专注中国古代史,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多。尽管专注的领域不同, 自学经历不同, 对如何建构现代中国史学的认知不同, 但他们在传承中国优秀史学传统方面却有着诸多共性。

刘大年与陈寅恪都对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印象深刻。姜涛指出:“由于年事和阅历的关系, 大年师对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晚年的一些诗作, 往往产生共鸣。如陆游的一首绝句: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大年师便常常提起。陈寅恪先生曾在《论再生缘》一文中述及‘负鼓盲翁’之谶, 大年师在作批时即指出此典的原始出处。张友坤同志编就《张学良世纪风采》图文集, 请大年师作序。他慨然应允, 但因忙于《评近代经学》的前言, 拖了下来, 不久即因高烧不退而住院。半昏迷中他断断续续口授序言, 内中又完整地引用了此诗。”并就刘大年“作批”事作脚注说: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论再生缘》文中曾自叙双目失明之初的遭际:“自是求医万里, 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 竟‘蚤为今日谶’矣。”大年师在此页页楣上批注:“按:陆游 (务观) 诗有:‘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见其所藏陈著《论再生缘》 (油印本) 第38页下。刘大年念念不忘陆游此诗, 关注的是如何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他在《〈张学良世纪风采〉序》中说:“我们讲历史的人, 只要不是负鼓盲翁, 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作出判断。”陈寅恪既是感叹“衰病流离, 撰文授学, 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 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 又是强调中国传统史学中追求的客观公正之志向。在如何看待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方面, 他们是一致的。

陈寅恪与刘大年都推崇王国维, 但评论各有不同。陈寅恪曾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及《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记》, 在《碑记》中说:“士之读书治学, 盖将以脱心知于俗谛之桎梏真理, 因得以发扬思想, 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 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刘大年对王国维也有多次评论, 最集中的是在《郭沫若与哲学》中。一方面肯定王国维:“王国维对殷代历史有重大发现, 郭老公正地评价他留下的知识, 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王国维考史、谈艺著作中的精深独到之处, 自有千秋, 不是两条材料就可以抹煞否定的。”“他的考证文字, 要言不烦, 迥然有异于繁琐主义, 有异于无谓的炫耀博学一流。”另一方面也指出其不足:“但是王国维信奉唯心主义的叔本华哲学, 拒绝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徒然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封的科学上的真正光荣。”“甲骨文、金文研究, 在王国维的全部学术中, 无疑地是最见功力的部分之一。……王国维在这方面考辩发明的是字形、字义、人名、地名, 某事某物的时间, 若干具体制度如‘先妣特祭’之类。”“王国维做过不少创造性的研究, 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科学认识仿佛只隔着一层纸了, 实际上隔着的是他再也无力凿穿的一道墙。”“有人说, 做到王国维也可以存在三百年, 那只是从史料学上着眼, 并非从真正的科学成就上提出要求。”与陈寅恪侧重于王国维的人格不同, 刘大年侧重于王国维的学术成就。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是对学者的必然要求, 古今中外的知名学者无不努力践行着这一基本的要求。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就是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无论是秉持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 一旦离开“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即便有机会接近真实的历史, 也无法得出客观而又有新意的结论。

判断学者是否具有“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应该从其具体的作品中寻找证据, 发现其与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独特或创新之处。一些有关陈寅恪的作品, 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 片面夸大陈寅恪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 让读者无法窥见陈寅恪学术上之独立与自由的真正表现。实际上, 任何时候, 学术研究的独立与自由都是相对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越其具体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 以及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历与环境。陈寅恪不愿意赴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职务, 除了对共产党确实有不了解之处外, 还有身体方面的原因。汪荣祖认为陈寅恪“盲目衰翁哪有余力再言播迁” , 应该是对陈寅恪不愿赴北京就职的一个比较好的解释。1954年7月10日, 陈寅恪致杨树达函中说:“先生生平著述, 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 诚为国家一盛事, 不识当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 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诗, 附呈以博一笑。”附诗为《答北客》:“多谢相知筑菟裘, 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 不采苹花即自由。”除了阐明自己“不北行”的特殊原因外, 还对杨树达为在中国科学院出版刊行著述而致函郭沫若之事表示赞同。至于陈寅恪1957年春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和1959年国庆门联“六亿人民齐跃进十年国庆共欢腾”等, 这些表述虽然跟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没有直接联系, 但也不能完全说成是随俗应景之作, 只能说明陈寅恪关注社会变迁, 喜见“百家争鸣”, 向往国家强盛。而关注现实、追求创新和热爱祖国, 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陈寅恪的可贵之处, 是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依据对现实的独立判断, 克服各种困难, 始终不放弃对学术真理的追求, 为传承中国学术传统和探索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风格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这实际上也是卓有成就的学者的一个共性。

学术独立, 首先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陈寅恪结合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哲学思想的一些观点,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传统进行改进,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史学作品, 当然也反映了他经历的时代特色, 但更重要的是坚守了自我设定的学术底线和自身认定的学术规律, 没有受到政治变动的束缚, 更没有比附现实。他的独立与自由, 还表现在“学识渊博, 为人正直, 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始终保持一个知识分子不与时逐, 不为己谋, 襟怀坦白, 虚怀若谷的情操”。他的独立与自由, 也表现其研究方法与唯物史观的相通之处。陈寅恪1911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就读时曾读过德文版《资本论》。1986年, 陈的学生万绳楠在整理其1947-1948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讲述魏晋南北朝史的笔记时曾说:“这次整理魏晋南北朝史的听课笔记, 我惊异地发现:阶级分析和集团分析 (实际上也是阶级分析) 的观点和方法, 竟贯穿在陈老师的全部讲述之中。第一篇便是《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这可说明陈老师研究历史, 在方法论上达到了何种高度。可以这样说:陈老师不仅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而且是从资产阶级史学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桥梁。我想这样说不为过分。” 朱大渭也认为:“以80余年来我国魏晋南北朝史名家为例, 凡成就较大者, 大多数是坚持唯物史观的。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贡献最为突出, 影响几代后学。我同意其弟子万绳楠先生在整理陈先生讲稿时对其尊师史学理论的评价。他认为, 陈氏乃是中国近现代由唯心史观转变为唯物史观的第一人。”

1987年4月6日, 刘大年为即将出版的《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撰写“弁言”说:“1979年以后写的一些文稿,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认为代表了某种倾向, 而且是‘有力的代表者’, 意存奖饰。一种认为划框框, 定调子, 难于接受。这表明我们的学术界百家争鸣, 思想活跃。至于我自己, 只不过是按照现有的认识去说话。不求鸣高, 不问时尚, 不作违心之论, 枉己殉人。……叙述历史, 要以直言为绳墨, 要讲实实在在的话。我没有认为自己做得很好, 但总在抱定这个宗旨, 黾勉以求。……在学言学, 就史论史。不敢躲避‘讦以为直’之嫌, 也与当前对某些人物的政治评价无关。”他没有明确说追求“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但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的“独立之精神”表现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之中, 他对“自由之思想”的践行则侧重于不受政治变化的干扰、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之上。将刘大年的史学作品与同时期学人的作品对比, 可以发现, 他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 既与陈寅恪等史家不同, 也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黎澍、胡绳等史家有着明显的差异, 体现了“成一家之言”的风格。改革开放后, 在唯物史观逐渐遇冷的学术环境中, 刘大年坚持主张用唯物史观总结历史学理论, 他的有关史学理论的文章放在《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的最前面, 表现了独立思考和重视理论思维的创新勇气。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 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能代替史学理论。他反复强调不能把历史当作解释政治的工具, 明确反对影射史学, 主张历史学要成为科学, 历史学应该有其自身的理论。在如何总结中国历史学理论方面, 他强调既要立足于中国历史学研究实践, 也要注意吸收外国史学研究的实践, 二者不能有所偏废。在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史学建构方面, 作为后辈学者, 晚年刘大年比晚年陈寅恪的视域更为宽阔。然而, 从学术界多年论史的情况看, 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受到追崇, 唯物史观受到质疑,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的学术独立性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的传承的一面被选择性忽视。这种现象若不根本改变, 势必影响到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史学建构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 其中一些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品格并融入中国历代学者的血液之中。《周易·系辞上》有“探赜索隐, 钩深致远”之语, 《中庸》有“致广大而尽精微”之说, 意思大体一致, 都涉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 也涉及“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应该说, 陈寅恪与刘大年都受到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并有所发展, 都重视正确处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 都留下了能够较好地处理二者关系的史学作品, 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因各自所处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有所偏重的特点。陈寅恪是典型的书斋型学者, 主要是凭借其广博的知识, 以一己之力在史学研究领域深耕, 晚年又受眼疾和地域的局限, 总体上更侧重于“尽精微”。陈寅恪1964年完稿的82万3千字的《柳如是别传》, 把“尽精微”发挥到了极致。该书末尾偈语说:“失明膑足, 尚未聋哑。得成此书, 乃天所假。卧榻沉思, 然脂瞑写。痛哭古人, 留赠来者。” 表明该书也蕴含“钩深致远”之意。何龄修评价说:“捧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时, 看到他史实挖掘之深, 竟然揭示出清初存在的暗潮汹涌的大规模地下反清运动, 以及到处取材, 驭重若轻, 驾轻就熟的史料学功夫, 深感震撼。揭出‘复明运动’, 科学意义重大, 有助于恢复清初历史的全面性、复杂性、真实性、丰富性, ……”刘大年不属于“以往的书斋型学者”, 他长期从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组织与管理工作, 这一特殊的工作岗位要求他必须具备总揽全局的能力, 必须通晓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状况, 因而其史学研究更侧重于“致广大”。改革开放后, 刘大年对微观研究有了更多的关注, 多次呼吁要将辩证的逻辑分析与精细的历史分析相结合, 既要重视史料的收集和考证, 又要重视理论思维。他提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 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及其运动、变迁”, 就是运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外史学研究实践得出的结论, 这对于推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及其与政治史的互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晚年耗尽毕身精力撰写《评近代经学》, 就是从大处和长远着眼, 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问题。他在《评近代经学》的“引言”中说:“一般地说, 每个民族走向现代化, 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同样地, 不彻底清理与批判古老的、主要是反映停滞社会生活的传统, 便无所谓发展创新, 更谈不到近代化。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脱离传统文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绝缘的状态中进行的, 它必定要碰到辨认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彻底清理、批判其中阻碍发展更新的废弃物的问题。”《评近代经学》的微言大义正是如何在传承中发展和创新。

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 学术研究受政治运动影响很大, 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表现, 但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从未中断,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 传统文化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顽强生存和发展着。史学界中的一些佼佼者, 既有在20世纪上半叶即已学贯中西的或者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 也有在20世纪后半叶才接受大学教育、暂露头角并在改革开放后强势崛起的, 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有着理性的民族精神。陈寅恪和刘大年是众多史家中颇为突出的代表, 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又吸纳了20世纪的不同的方法论, 既坚守着自己认定的研究方法, 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性, 这是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深入研究他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对于在史学研究科学化和民主化强劲发展的新时期发展中国风格的历史学, 无疑将具有重要的助益。

转自《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06期，作者：黄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