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朱大渭（著名历史学家）：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争论评说

商潮中的“名人效应”与历史科学的真实性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争论评说

【作者：朱大渭】

【人民日报 1996-07-20 第6版 学术动态 】

在商潮中出现“名人效应”后，各地名人之争愈演愈烈，使中外游人无所适从。这里以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为例，略抒浅见，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我国是一个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发展史的伟大国家，历史上有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这些历史名人的出生地及其一生活动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以供后人瞻仰。但由于名胜古迹，或来源于正史，或出自野史，或见于笔记小说，或根据民间传说，因而必然有真有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借名人遗迹开发旅游业，以带动经济发展，从而出现了所谓“名人效应”。名人遗迹既然有真有假，这就出现了“名人效应”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名胜古迹是真是假，各地都可以利用其搞旅游，使其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名人效应”又牵涉到历史的真实性，如果从历史真实来要求，那就属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范畴，就必须实事求是，讲信史。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问题，不容许真假不分，是非不明。一个有责任感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在随着商潮翻滚愈演愈烈的名人争夺战中，应当维护历史的尊严。也就是说，我们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以及利用名人及其遗迹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都必须坚持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因为只有真实的历史，才具有科学价值，也才具有说服力。可以说，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包括史事和历史规律）理解得越准确越深刻，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越高，它为现实和未来美好前途的斗争，更具有自觉性，更充满信心。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有南阳邓县隆中（属今襄樊市）说，有南阳郡治宛县（今南阳市）说，究竟谁正确呢？以历史真实而论，无疑是前者。仅在诸葛亮死后３００余年内，记述他躬耕邓县隆中有重要资料为证。如王隐《蜀记》说：“晋永兴（３０４—３０６年）中，镇南将军（驻襄阳）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此外，《晋书·李密传》、《晋书·习凿齿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古籍都明确指出，诸葛亮躬耕地只有一处，即邓县隆中，而无任何疑点。所以，《通鉴》据此断定说：“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应当注意，上述资料以王隐《蜀记》撰写最早，《蜀记》资料实为王隐父铨所搜集。据证实，王铨从２５岁搜集整理《蜀记》材料时，离诸葛亮躬耕隆中只有６５年，离诸葛亮死只有３８年。而且王氏父子皆为史学名家，他们的记载最具有权威性。习凿齿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又是襄阳人，襄阳离邓县隆中只有１０公里。他所活动的时代，离诸葛亮死只有１００余年，其记述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为家乡近代史事。《汉晋春秋》所记也最有说服力。郦道元参阅他们的资料，又经过实地考察，再次追述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的史实，可谓证据确凿充分，毋庸置疑。

　　再从当时荆州政治军事形势，以及诸葛亮躬耕时所结交的亲友来考察。诸葛亮在隆中躬耕１０年（建安２年至１２年）时期，荆州牧刘表所控制的以襄阳为中心的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况且襄阳地区为“水陆之冲”，东西南北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对全国政治军事信息很灵通，因而一大批文人学士聚集襄阳。诸葛亮在１０年躬耕时期，结交了不少才高识广的师友，如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庞统、马良，以及长辈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人，其中有的是襄阳人，有的在襄阳地区活动。他们的帮助和教诲，对诸葛亮从１７岁到２７岁政治思想成长成熟的关键时期，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从蜀国建国纲领《隆中对》的完整提出，充分证明了诸葛亮在邓县隆中１０年，观察天下大势，并向师友学习研讨，使他在政治思想上已完全成熟。后来，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还亲切地回忆当年躬耕时的友人说：“昔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见启诲”。可见，他们之间情谊之厚，以及诸葛亮受益之深。同时，诸葛亮的大姐嫁襄阳大族蒯祺为妻，二姐嫁庞德公之子山民为妻，他本人娶刘表内亲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诸葛亮躬耕时已同襄阳地区的刘表势力和其他名士，结成一种超过师友情谊的亲缘关系。他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有长期在邓县隆中躬耕，离刘表荆州治所襄阳很近，才有可能形成。

　　诸葛亮躬耕时期，南阳郡治宛县的政治军事形势如何呢？从建安元年冬到四年冬，南阳宛县为张济张绣势力范围，其间建安二年春到三年四月，曹操连续三次征张绣，双方激战于南阳宛县和穰县一带。建安四年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后，从此南阳郡北部地区包括宛县在内，成为曹操的势力范围。诸葛亮叔父玄于建安二年携家带口到荆州依附老友刘表，自然应去刘表所统辖的政治环境安定、文人学士云集的襄阳，而绝对不会去兵荒马乱的南阳宛县。建安四年冬以后，诸葛亮更不会去他始终认为是主要政敌的曹操势力范围躬耕。而且南阳宛县离襄阳有１２０公里之遥，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步行大约要三天，往返需要六天。假如诸葛亮在南阳宛县躬耕，上述社会关系岂能建立？刘备建安七年以后退屯新野、樊城，又何能去政敌曹操辖区“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辅佐他呢？

　　诸葛亮躬耕隆中，前面我们只列举了少数重要资料，实际上从隋唐到明清还有大量文献有同样的记载。从西晋到元初约１０００余年间，各类资料讲诸葛亮躬耕地，只有邓县隆中一说，别无他处。到了元代前期，南阳县志和府志开始出现了诸葛亮躬耕南阳宛县的记载，随之便产生了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试想，如果诸葛亮确实躬耕南阳宛县，在１０００余年漫长的岁月里，既不见文献只字提及，又无任何遗物保留，这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诸葛亮躬耕南阳宛县说，何以在元代出现呢？这可能同诸葛亮的地位上升有关。在宋以前，虽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但一般评论他时，大致把他同管仲、萧何、曹参等名相相比。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偏安江南，与蜀汉相似，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尊崇蜀汉，将诸葛亮提高到与实行儒家理想政治“王道”的夏、商、周三代名相傅说、姜太公相比。傅说辅商王武丁中兴，姜太公辅周武王灭商，建立起周朝。这样一来，诸葛亮在封建时代将相中的地位，可算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国历史上常有拉名人作本地人，或在本地活动以提高本地知名度的风气；恰好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没有细讲在南阳郡邓县隆中，又可为人所利用。于是诸葛亮这位历史人物，就被南阳人看中了，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躬耕地。但在史学界都知道新的躬耕地是不真实的，所以在一切正规历史书中，都持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说，而别无疑义。

　　国务院批准建设部、文化部公布襄樊（现襄阳市）为重点文化名城（国发［１９８６］１０４号文）及发布隆中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发［１９９４］４号文件）两个文件中，都明确地指出襄樊市（现襄阳市）古隆中为诸葛亮躬耕地，同时还附有史学界专家论证书，我本人曾参加论证工作。由此可见，史学界对诸葛亮躬耕地的共识，已为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为决策的依据。

　　最后应当指出，作为诸葛亮躬耕的准确地点，必须辨析清楚，使其符合历史真实。但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襄樊和南阳两地武侯祠和其他有关文物，都是中华大地上闻名遐迩的文化遗产和游览胜地，都应充分发挥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如果重此轻彼，或互争高下，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妥的。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朱大渭，男，汉族，1931年2月生，籍贯四川西充，研究员。1957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所工作，曾任隋唐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等职务。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称号。1991年退休。主要科研成果：独著《六朝史论》、《六朝史论续编》《朱大渭学术经典文集》；合著《武侯春秋》（上下册）、《诸葛亮大传》、《中国军事通史·两晋南北朝军事史》（获奖）、《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主编并撰写《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获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卷》；主编插图本《中国古代思想史》六卷本（获奖）、主编《中国全史》（百卷本）魏晋南北朝史部分的10卷、《历代开国皇帝传》（上下册）、《中国通史图说》等；合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下册）；发表学术论文《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获奖）、《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直高坐》（本文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系选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史优秀考据论文选》）、《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获奖）等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