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浩：我的CCER往事

【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一代代师生校友的开拓进取，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本文作者汪浩为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我跟CCER的渊源始于2002年初，当时临近毕业找工作，申请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助教授职位，林毅夫、海闻和陈平老师在美国亚特兰大面试了我。记得林老师在面试时给我介绍了CCER的互联网情况，我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清楚，还以为CCER尚未接入互联网，而当时美国已经经历了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海老师后来跟我回忆说，“汪浩穿着西服，但一看就是平时不穿西服的人”。因为当时表现比较一般，所以后来中心又让我飞到北京，当面报告我的求职论文，以便进一步了解。记得当时平新乔老师坐在第一排，提了好多问题。之前在美国做学术报告时都用幻灯片，在CCER第一次接触到投影仪，感觉很先进。幸运的是，由于当时CCER需要一个教微观经济学的老师，所以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获得了offer。

九月底回到国内，暂住在勺园，到朗润园报到时，首先去拜见了林毅夫老师。办公室很高大上，林老师也非常亲切，感觉回国了一切都很美好。简单聊了一下就到了午饭时间，林老师带我去勺园用餐，吃饭时林老师给我介绍了他和CCER的一些学术研究情况，我的感觉是跟北美的研究风格有一定区别，这里大师云集，关注的都是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强调实用性，而国外的很多研究，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研究，选题看起来都比较小，而且理论性比较强，经常没有显而易见的实用价值。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沈明高，在我们之前不久来的有赵忠、柏兰芝、施建淮等，我们的办公室都在朗润园二层小楼。房间不大，但非常的安静舒适，还有一个长长的共用阳台。CCER每个老师都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这个条件跟北大其他院系相比，无疑是遥遥领先的。我们刚来时朗润园还有点冷清，年轻人不多，一些资深的老师也不常到院子里来，只是在开教授会时才能有幸见到。但很快就入职了不少老师，二楼办公室逐渐用完，院子里也热闹了。年轻老师的工作是比较单调的，每天基本上都是上课、做研究、听讲座，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朗润园里满满的幸福感，虽然有一年冬天在石阶上摔了一个四脚朝天。

刚入职的汪浩老师

2003年正好赶上了SARS疫情，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日子，街上没有什么车，也没什么行人，只有救护车呼啸而过。校园里没有了熙熙攘攘的游客，空荡荡的。但我可能胆子比较大，或者是无知者无畏，还是正常去教室上课或去办公室。甚至还出了一趟国，并且发现在国外的中国朋友都不太愿意见我，倒是美国人不介意跟我一起吃饭。那段时间朗润园里人比较少，每天最多和几个小伙伴见见面，所以在疫情期间反而感觉很放松，当然这可能与我的社恐症有关系。

教学工作量是每人每年三门课，当时还没有给年轻老师减少课程量的政策。给我安排的任务是给研究生上高级微观经济学（II）和数理经济学，以及一门本科双学位的课。当时我还没有什么教学经验，而且需要从头准备讲义，刚开始确实比较辛苦，当然适应之后就好多了。后来数理经济学由龚强老师接手，高微（II）由巫和懋老师上，我最后主要上高微（I）和本科生选修课如产业组织和信息经济学。我一直觉得在北大教书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能够跟最聪明的学生交流，甚至影响他们对经济学的看法。

CCER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单位，老师大多由海归学者组成，既继承了北京大学的百年传统，又有自己的独特气质。这个地方让人有很强的归属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集中了一群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同时又有很强社会责任感的人。早年的CCER老师人数比较少，关系都很融洽，都是君子之交。资深老师大多自成一派，各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产生社会影响的方式不一定都是写论文。年轻老师的流动性比较强，不断有新人进来，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跟沈明高和赵忠一起在勺园吃午饭，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可惜后来他们俩都离开了CCER。

2008年之前林毅夫老师是CCER的一号领导，负责CCER的发展方向和重大策略。林老师做事情非常执着，看准方向后就不再犹豫，不达目标决不罢休。记得有一次在朗润园里开教师会，一直讨论到半夜1点才结束，讨论的问题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了，估计是林老师最后说服了大家。执着并不意味着独断，林老师在重大决策上不会自己强行拍板，而是强调沟通交流，实在不行还可以把好哥们周其仁老师找来帮忙，毕竟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周老师抽丝剥茧、细致入微的分析。如果最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林老师也能非常大度的对待，不会因此产生个人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领导，这个品质非常难能可贵，这也是当年CCER凝聚力的一个来源。

如果林毅夫老师是CCER的“董事长”，那么海闻老师就是“首席执行官”。早期朗润园的日常运营，包括与学校的对接，大多都是海闻老师负责。日常事务看似简单，但细节往往决定成败，需要负责人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海老师天生具有企业家人格，善于“打赢”，善于激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海老师既能对行政人员的工作进行不客气的批评，又能让他们开开心心地去改进，因此CCER团队的动态演进始终能够保持在良性轨道。可惜海老师后来去学校当了副校长，再后来又创立汇丰商学院，就慢慢淡出朗润园了。

还有很多老师对CCER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个人打交道比较多的是几年前退休的胡大源老师，胡老师是北京人，从小跟大院里的高干子弟打闹中长大，早年参加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研究项目，后来去美国留学，研究土地和环境问题。我进CCER后不久，胡老师就开始负责BiMBA商学院的行政工作。胡老师工作极为认真，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为BiMBA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胡老师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穿的衣服也很旧，以至于有EMBA学生表示要筹资给胡老师买衬衣。据一些同事介绍，和胡老师一起出差，住的酒店是是最便宜的，有点无奈。但是每次遇到慈善捐赠活动，胡老师都会慷慨解囊，数额令人叹服。我曾有幸跟胡老师参与过一些项目，由于缺乏经验，经常遇到困难，胡老师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助我，非常感动。

（资料图片）2003年7月CCER教师雁栖湖工作会议合影，前排左起：汪浩，姚洋，李玲，林毅夫，陈平，宋国青，金甫春，柏兰芝，施建淮。后排左起：赵耀辉，沈明高，海闻，周其仁，胡大源，平新乔。

早期的CCER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是在外地开教授会，叫做“faculty retreat”。我记得去过的地方有顺义、雁栖湖、重庆、鄂尔多斯、牡丹江等。虽然开会是主要任务，但也可以顺便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品尝一下当地好酒。记得有一年在贵州仁怀附近开会，所在地县领导请我们吃饭，带了一些据说不错的本地白酒。一共开了两张桌子，一张是县领导和中心领导讨论经济发展问题，另一张是其他老师的中国白酒文化研讨，大家畅所欲言，都很开心。现在的国发院规模大了，也很难再组织这样的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