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作平按：这20多天一直在旅行。昨天抵达福建长汀。到长汀，主要是想寻访厦门大学抗战办学旧址，为我的大学内迁系列写作做田野调查。当然，也要看看瞿秋白。当年，秋白先生被俘后关押于长汀，并就义于长汀。我曾说过，于党史人物，我最敬重两人，一为陈仲甫，一为瞿秋白。大概在1994或1995年，我为瞿秋白写过一短文，题为《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发表在《博览群书》和《作家文汇》，后收录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的随笔集《纸上城堡》。今略作删节，推送于后。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瞿秋白

在现代文化名人中，我对其中两个人的感情特别的复杂。一个是鲁迅，他的冷峻、偏执和不妥协，常常让人忍不住要为生命中那一份不能承受的重而痛哭一场。

另一个则是此文即将说及的瞿秋白。若把他们两人作一比较的话，一个是钦定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从来都居于万民景仰需仰视才得见的位置；另一个却是作为党的异已份子——甚至是叛徒而遭受了多年的指责。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看起来如此阴阳异路的人居然是最相知的朋友。众所周知，有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即是瞿秋白的作品。是瞿秋白而不是别的什么人首先指出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然而，尽管瞿秋白在那篇长文中第一次向世界预示了鲁迅的伟大意义，但他却无法预想到自己会因为一篇文章而陷入种种纠葛的情势之中达半个世纪之久。

说瞿秋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后将会有的大风大浪，并不完全正确。只能说是在面对历史和人生的各种疑虑和已走到尽头的个体生命时，秋白仅仅在于只想说出自己长期以来积压在心头的话，致于说出来之后究竟会有怎样的反响，会招来怎样的污水或者鲜花，瞿秋白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过。

因为在他看来，为了得到“休息，休息，永久地休息”，他愿意“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

1920年，瞿秋白为了“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遂历尽艰辛，抵达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开始了他的革命者的生涯——一直到当选中央委员，一直到主持八七会议，一直到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令无数人费解的是，在后来的国民党狱中，瞿秋白竟然把自己这十五年光辉的革命历程，说成是“历史的误会！”“一场滑稽戏就此闭幕了！”并认为他从事党的工作十几年来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

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不是革命尚未成功，三座大山依然压在人民头顶，而是怅然于自己不能作一个真正的文人：“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

在秋白死后，正是他的这些多余的话，让革命者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他是叛徒，这篇遗著是为了向国民党表示忏悔和自新。

然而，瞿秋白何曾是一个惜命怕死的人呢？三五年初，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将瞿秋白、何叔衡等人留在南方。随即，瞿秋白被捕入狱关在福建长汀。

据宋希濂后来的交待材料说，瞿秋白在狱中受到特别照顾，所有官兵均称他瞿先生，伙食则按师部工作人员对待。在囚室，瞿秋白看书、写作，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这篇惹起祸端的《多余的话》。

当年六月，在百般劝降无效之后，蒋介石下令将瞿秋白就地处决。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瞿秋白就义于长汀中山公园，他在走向刑场时尚与同行者大声交谈。“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菜四碟，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酒半乃言：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睡，为真快乐。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

以此观之，瞿秋白哪是一个苟且偷生的人呢？因此，这些多余的话必然便有着我们难以揣度的原由和动机，在支使着一个生命之烛即将被强行吹灭的人在三五年的阴晦雨季里写下这些并不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除了简述其革命生涯外，更多的是对他短短一生的无情剖析。他既对不能作一个纯碎的文人而感到遗憾，也对自己由于历史的误会而不得不担当起领导职务感到无能为力。在深切解剖了文人与政治的巨大矛盾之后，在隐隐流露出对党内斗争的厌倦之后，瞿秋白一再向人们表明自己不是一个烈士。

他说：“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会把我当作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

”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绝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你们去算帐吧，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由此看来，在对待死这个令人恐惧的事情上，瞿秋白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洒脱和超然的涅磐式的境界；在对待死后的声名这个中国文人历来最为重视的问题上，他则表现出了无比的豁达和从容。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后名声的过份重视往往超过或漠视了在生的意义，生活在现实中，却常把目光对准后世以求未来；在死亡来临之时，往往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好像人生一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死后有个好名声，以便在后人的祭祀中于冥冥之间享用点冷猪头和冷烧酒。

这种例子随手便可举出几大箩：比如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在清兵大军压境之际，作为主帅的他不是考虑如何去杀敌，而是在琢磨究竟该如何去死才显得出其忠烈。

因此，从这个向度看，瞿秋白无疑是千百年来真正看淡了死后名声的第一人，第一个真正的人！在瞿秋白那里，重要的显然不是作为盖棺定论的烈士或叛徒之类的结果，而是生命曾经有过的过程和灵魂可以达到的高度。

他的坦率和无情，证明他看重的是如何真实地抒发自己感受到的一切，用真实的“多余的话”，为我们绘下了一个活生生的瞿秋白的生命和精神的全部轨迹。

然而，理解伟大和崇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的，因此他便在整个历史岁月中显得如此孤独和落寞。“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篇千古绝唱，留下一个真实的生命，从而达到了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人生境界。”（李辉：《沧桑看云》）

行文至此，夜深如水。七十年前，当瞿秋白在俄罗斯的冬夜裹紧大衣就着一盏昏灯痛读《资本论》和《国家与革命》时，他肯定没有想到他会在十五年后一个闷热的夏夜写下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十枚如此凝重和悲凉的汉字：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付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荷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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