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丁龙”？南都记者实地走访故居回顾神秘“丁龙”的发现

悬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墙上的“丁龙”照片。王海龙 摄

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位于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肯特堂（Kent Hall），到过那里的访客都会对一张巨幅的华人肖像印象深刻：他留着板寸头，浓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目视前方，坚定而沉静，隐隐透着一股英气。关于这名东方男子，该系官方网站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我在此寄去12000美元的支票，为贵校的汉学研习基金注资。’这封信的署名者为‘Dean Lung，一名中国人’。该信在1901年寄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赛斯·洛(Seth Low)，写信人是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董卡朋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将军的一名男仆。正是他的慷慨捐赠，促使了其雇主卡朋蒂埃为此追加赠款。最终，卡朋蒂埃捐出了总计20万美元的金额支持哥伦比亚大学开展汉学研究，以纪念这位友人兼雇员——Dean Lung(丁龙)。此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发端。”

署名“丁龙，一名中国人”的捐赠信。陈家基提供

记述中的“丁龙”可谓开了中美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先河。然而，根据美国出入境记录，“丁龙”于1905年返回中国后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谁是“丁龙”？他有怎样的身世？他的后半生是怎样度过的？这些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世纪谜题。

一则有趣的寻人启事　　

“2016年的一天，我所在的研究团队同事景燕春博士发来一条微信，说看到一则有趣的寻人启事，觉得我一定会感兴趣。她同时发来了中央电视台2009年一期《华人世界》的链接，题为《寻找失踪103年的‘丁龙’》。正是在这个片子里，我们第一次知道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讲席是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华工倡捐设立的。当时正值美国《排华法案》施行期间，中国国内则刚刚经历庚子之乱，《辛丑条约》签订在即。这位华工甚至连中文姓名也没有留下，人们只知他在美国被称为‘Dean Lung’，于是译作‘丁龙’。他究竟是谁？如何能在国力羸弱、海外华人遍受排挤的艰难年岁，奇迹般地成功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传播？这些问题极大地激起了我们的好奇。”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洹宇如此告诉南都记者。她当时将“丁龙”之事转发给了热爱文史的好友陈晓平，并很快发起了一个命名为“Dean Lung专案组”的微信群，邀请陈晓平、谭学斌、莫冠婷、蔡泽瀛、莫凡等多位友人加入研讨，一起寻找“丁龙”。

2020年初，因读到旅美华人学者王海龙关于“丁龙”的文章而“入坑”多年的南非华人学者陈家基辗转联系到武洹宇，希望共同寻找“丁龙”，并计划从卡朋蒂埃身边的中国厨师Mah Jim的故乡台山入手，Mah Jim于1902年也捐款1000美元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讲席。武洹宇回忆说：“我想到1901年台山人伍盘照所办《中西日报》曾将‘Dean Lung’译为‘进隆’，便大胆猜想Dean Lung与Mah Jim或许是同乡同族一起出洋，建议陈先生不妨就以‘马进隆’或‘马隆进’一试？”2020年4月16日，陈家基告知武洹宇，在广东台山白沙镇千秋里竟然找到了一位名为马万昌的晚清华侨，别名进隆，后人仍藏有卡朋蒂埃致信两封，信中称呼马氏为“亲爱的Dean Lung”。“一系列有关马万昌就是‘丁龙’的生平讯息终于得见天日，我们也得以重构这位神秘‘丁龙’的后半生。”武洹宇如是说。

“进隆路”与Dean Lung Road　　

台山是著名侨乡，白沙镇更是远近闻名的侨镇。2024年6月，南都记者跟随丁龙研讨会的中外学者访问“丁龙旧居”。

进入千秋里前有一条长长的乡道，稻田点缀两旁，绿色映入眼帘。这条乡道当地人称为“火车路”，近5公里，为的是纪念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筹经费的铁路——新宁铁路。2024年4月19日，经过升级改造后，它被命名为“进隆路”，为的是纪念当年从这条乡间小路走出去的“丁龙”——进隆马万昌。

位于广东台山白沙镇的进隆路。南都记者 周佩文 摄

“这是世纪之约。1907年，在位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纽约高威镇，卡朋蒂埃出资修建了一条‘公认的全县最好的路’，全长4.828公里，命名为‘Dean Lung Road（丁龙路）’。”在中美接力“寻龙”大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陈家基告诉南都记者，1905年“丁龙”回到家乡后生儿育女，买田置地，投资新宁铁路，捐建国瑞书室，做了不少事，并于1936年10月在家乡逝世，享年79岁。

马万昌家族后人在美国纽约高威镇Dean Lung Road前留影。黄畅泉提供

“丁龙”回国后成为村中富户并不奇怪。据武洹宇副教授研究，12000美元在当时差不多意味一名华人在美国40年左右的最低生活成本，因为同时期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华工的平均年薪为360美元，其中约200美元为基础生活成本。“‘丁龙’能在40岁出头的年纪坐拥如此资产，可谓同时期华人移民中的翘楚，并不是传奇故事里演绎的‘文盲苦力’”。

马万昌回国后不久就建了四间大屋，此为他为小儿子马维硕建的岭南特色大屋。南都记者 周佩文 摄

旧居内的老照片与手植杨桃树　　

据悉，“丁龙”回国后不久就建了四间大屋，自己住一间，另外三间分别给大哥、弟弟和小儿子马维硕居住。马维硕的大屋是岭南常见的三间两廊式大屋，砖木结构，左右对称，中间为主要厅堂。南都记者发现，祖屋早已空空如也，只留有一些破旧家具，正堂前则悬挂着丁龙和其夫人老年画像的复制品。“族人大多移居美国，祖屋无人看管，多次失窃，值钱的东西都被盗走了。”“丁龙”的曾外孙黄畅泉说，倒是“丁龙”当年亲手栽种的杨桃树还在，树种是从南洋带回来的，果实味甜可口。

马万昌故居内悬挂着其和夫人老年画像的复制品，原作已被盗走。南都记者 周佩文 摄

马万昌亲手栽种的杨桃树，果实味甜可口。南都记者 周佩文 摄

据陈家基透露，在寻找与确定“丁龙”身份的过程中，黄畅泉曾先后提供了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原来挂在马维硕大屋的祖先牌位右边的“丁龙”老年画像；第二张是在马万昌晚年的照片，原来挂在“丁龙”长子马仕勤和其儿子马华礼的大屋；第三张则是在马维硕卧室发现“丁龙”年轻时与狗的照片。据陈家基等人的考证，这是“丁龙”在美国时在纽约影楼与卡朋蒂埃的爱犬的生活照。这也就是在发现照片前黄畅泉曾经多次在电视台采访时说过的在外公的房间见过的照片，与现在挂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墙上照片的丁龙形象几乎一模一样。

在进隆马万昌的小儿子马维硕卧室发现的“丁龙”年轻时的照片。黄志荣 摄

其实“丁龙”家族后人曾经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据黄畅泉透露，他外祖父的父亲，也就是“丁龙”的小儿子马维硕曾经去信告诉在美国的儿女，让他们有机会去哥伦比亚大学参观时，要特别留意一张刻有“马进隆”名字的椅子。这是因为老一辈华人不熟悉英语中的一词多意，混淆了英语表达，把“Chair of Dean Lung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丁龙汉学讲席）”误以为是一张实体椅子。正是这个“插曲”给了旅美作家张西创作的灵感，她据此创作了话剧《哥大的椅子》。“2023年《哥大的椅子》首演时，我带上舅舅马腾沃等一班‘丁龙’“丁龙”的后代，一共18人，从纽约开着3辆汽车直奔康州剧场，看到自己祖先的故事被艺术创作后搬上话剧舞台时，我们都非常激动。”黄畅泉说。　

一只美国产的1881年限量版金钟　　

在“丁龙”曾外孙女黄英英的带领下，我们前往“丁龙”最后居住的大屋。最显眼的是正堂一座坤甸木搭成的神台，供奉着“丁龙”等先辈的神牌，两旁一副对联：“先代贻谋由德泽，后人继述在书香”。据“丁龙”的曾孙马若文回忆，祖母（“丁龙”长媳黄柳）当年要求每个孙辈都要背下，这就是“丁龙”的追求，也是他亲身的实践。

黄英英向南都记者介绍，在神台的左下角，原来安放着一只座钟。“这是卡朋蒂埃将军送给太公的珍贵礼物。当时我太公从美国回来，带了一只金钟，他很高兴地告诉我外祖母（“丁龙”长媳黄柳），这只金钟是老板送的，很名贵，有钱也买不到。我外祖母问，你老板那么有钱，干吗要送我们一只钟呀（广东人忌‘送钟’，因与‘送终’同音），意头不好啊。太公回答说那是将军送的，我当然要，我要带回来放在家里，看着这只金钟，就会想起将军。太公亲手把金钟放在神台上，天天抚摸，上发条。我外祖母后来也一直把金钟当宝贝放在神台，有固定的梯子，每天登梯上一次发条，并小心擦干净，几十年如一日。”据介绍，这只金钟是美国著名钟表制造公司安索尼亚公司于1881年7月4日制造的，长15.8cm、宽32cm、连座高37cm。“美国这种钟表早已停产，可以说每一个安索尼亚公司的钟表都是古董。马家后人把这座金钟放在神台，就意味着把卡朋蒂埃跟祖先一起供奉。”

曾经安放在马万昌祖屋神台的金钟，由美国安索尼亚公司于1881年7月4日制造。黄英英提供

“丁龙”家族后人将连同这台金钟在内的17件珍贵文物捐给了台山市博物馆。这些文物包括“丁龙”从美国带回家乡的银勺、银叉、马氏家族的《马氏族谱》和《国瑞祖降神贴》等，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商办广东新宁铁路公司息折》《新宁铁路公司揭单》和《新宁铁路公司定期付款单》，我们据此知道在新宁铁路西南支线的筹建之初及此后的运营困难之时，“丁龙”一直支持着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出钱出力。

原先通往“丁龙”墓地的道路崎岖不平，且被藤蔓遮蔽。2023年，在“丁龙”孙子马腾沃的委托下，曾外孙黄畅泉等后辈对墓地进行了修复，原墓碑上的文字为“千秋里万昌翁马府君之墓”，新墓碑在原墓碑的基础上进行拓宽，增加了对“丁龙”事迹介绍。

不远万里自大洋彼岸而来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王成志博士也跟我们一起来到墓前，添上三炷香，双手合十。他曾经撰文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前后数十年，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前有留美幼童唐绍仪、周长龄、吴仰曾、梁普照、容揆和张康仁，后有周自齐、容覲彤、陈锦涛、严锦荣、王宠佑、康同璧、顾维钧等。191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早期留学生很多都是粤籍或祖籍为粤籍人士。相比北美其他大学，20世纪上半叶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学位的中国学生人数最多。粤籍哥伦比亚大博士陈焕章早在1911年就著文指出：“今吾中国之游美学生日众矣。然美国之大学以数千计。其最宜于中国学生者何校乎？曰哥伦比亚哉。”而长眠故土百年的“丁龙”，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