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 | 谈谈社区工作者（三）：干部培养

王德福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实现中央提出的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需要一大批能够胜任社区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社区干部。构建更加完善的社区干部激励机制和培养机制，应该是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构建适应社区治理现代化要求的干部激励和培养机制，就不能仅从提高待遇、拓展职业发展空间等体制激励措施入手，治标不治本，治标的短期效果也会很快被抵消，社区工作者对体制激励的预期只会越来越高，直到触及“天花板”，届时治标也将无计可施。关键是要找到治本之策。治本之策，一破一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破”就是“行政精简”，而非“去行政化”。多年来，各地一直在推进社区“去行政化”改革，但效果一直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属性已构成社区组织属性之一，行政素养也是社区工作者基本职业素养，“行政化”无法“去”掉。现实策略是精简社区承担的行政任务和公共服务职能，将街道办事处和社区作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对二者职能分工统筹进行优化和重置，尤其是通过强化街道办事处以及的治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减轻社区一级行政负担，将社区从繁文缛节的行政事务中适度解脱出来，将主要工作放在更能发挥其优势的居民自治事务上。

“破”的同时，要做好“立”的改革。过去一些地方在实施去行政化改革后，居委会被“边缘化”，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介入居民自治事务的有效路径。当前，社区居民自治最重要的领域是住宅小区管理，建立在物权法律体系基础上的业主自治是其具体实现形式。但一直以来，业主自治陷入陌生人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仅靠业主群体自身力量，难以克服普遍的“搭便车”问题，更难以建立集体行动成功必需的选择性激励机制。社区组织有效介入业主自治的形式，笔者称之为“催化合作”。催化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识别和发现业主群体中的“关键群体”，将其动员出来，并为其提供有效激励和保护。

实现催化合作需要社区工作者做扎实的群众工作。现代都市社会里，市民生活的独立性、私密性程度高，以频繁、亲密的面对面互动为特点的传统群众工作方法不再适用。群众工作方式必须转型，社区工作者的群众工作能力也面临新挑战。老一代甚至中生代社区工作者善于做群众工作，这与当时仍然处于单位体制的时代环境有关，单位内相对紧密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为社区工作者做群众工作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条件。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和居民生活特点，创新群众工作方式。对新生代社区干部的培养，也应该重点锻炼其在催化业主合作中的工作能力。具体的，就是要熟悉居民，能够将积极的关键群体识别出来，动员他们承担业主合作的组织者角色，在必要的时候为其提供激励和保护。以关键群体识别为例，传统的群众工作几乎可以做到熟悉群众的全部人格信息，比如家庭与工作情况、个人兴趣爱好、脾气秉性、社会关系等等。现在居民隐私意识增强，很难再去掌握全部人格信息，熟悉群众只需要掌握其关键人格信息就可以了。关键人格信息就是影响社会合作的信息，比如其是否有公益心、是否具备承担社会合作组织者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是否遵守社区公共规则等，通过关键信息基本可以将关键群体识别出来。

在业主自治事务上发挥催化合作作用，就是说现在的社区工作和社区工作者的群众工作不能平均用力，四面出击，而应抓住主要矛盾，有所侧重，从而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住宅小区管理是居民关切度最高的事务，社区工作者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做好工作，就能够获得来自居民的认可，社区工作者职业的自我激励和社会激励也就可以为其提供超过体制激励的工作动力和价值，再加上适度充实体制激励措施，就可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职业激励体系。如此一来，社区工作者干部也能不断成长和涌现，社区治理实现正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