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杰谈重商主义、李斯特学说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启示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议题，其必要性不言而喻，关键在于如何构建。现有的构建工作主要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入手，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却也相对忽视了非主流经济学。其中，重商主义和李斯特学说作为指导落后国家实现赶超的经济体系，待完成历史使命后已被发达国家有意淡忘而成为非主流。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赶超的关键阶段，挖掘重商主义和李斯特学说这些非主流思想资源，可为我国的自主经济学建设及经济发展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安徽大学党委书记蔡敬民在本次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一、重商主义曾经是经济学的一个范式

借用科学哲学的概念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如今构成了经济学的“范式”，“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名正好概括了其范式特征。然而，无论这一范式如何具有统领性，历史地看，自由经济学体系决非经济学的唯一范式，更非从零起步的架空存在。在它之前另有一个也具有明确范式的经济学体系，那就是重商主义。而且，重商主义的范式统领时间更久，还哺育过自由经济学的成长。

重商主义源远流长，作为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经济体系，其运用高峰是在16—18世纪。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用熊彼特的话说，就是“海盗帝国主义”，那是民族国家兴起、国际冲突激烈的时期。重商主义就对应这一时期，偏重于贸易顺差、金银积累、国家干预、扶持工业、促进就业、打造强权、海外殖民等政策。其目标是要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中，动用民族主义手段，努力追求本国的富强，全力赶上更强大的国家。因此，重商主义实乃一套早期的国家赶超战略。

梅俊杰著《重商主义与赶超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重商主义在当年普遍流行，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北欧各国，还有美国等，大家信奉这一学说和体制，其时的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最大派别便属于重商主义。特应指出，连通常被视为自由贸易、放任自流开路者的荷兰、英国亦不例外。在古典自由经济学之前，重商主义确实是那个时代经济学最具普遍性的流派。其他流派如重农学派不论在流行的时间还是范围上都要小得多，尚构不成一个范式。

重商主义后在19世纪早期被古典自由经济学说所取代，之所以发生这个“范式转换”，原因是英国此时已确立了显赫的工业优势。对领先者而言，抛弃重商主义，改用自由贸易，才更符合自身需要并能赢得最大利益。不管是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曼彻斯特学派的形成，还是着手对斯密追捧和膜拜、让自由经济学走上前台，统统发生在这个背景下。可见，本质上由于工业革命强化了英国的经济技术实力和国际竞争地位，才跟着出现经济学主流体系的兴替。此前百年，早有人提出过完备的自由贸易等学说却屡遭冷遇，也可从反面予以佐证。

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回顾这段历史可知，目前的自由经济学其实是重商主义被替代之后的产物。如果说重商主义着眼于国际竞争中落后国的赶超发展，则自由经济学偏向于维护领先者的优势。自由经济学知识体系在诞生之初即蕴含了领先者的利益追求，自然为领先者所倡导并且首先为领先者服务。如果这一经济学体系不能完全贴合落后国的需要，那也不足为奇。

梅俊杰在本次会议上发言

二、李斯特构建了落后国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英国在19世纪早期大力倡导自由经济学背后的复杂原因，人们容易缺乏鉴别力。大家总以为那场范式转换源于单纯的知识体系的内在进步，似乎无关主导国利益和立场的转变。当然，少数先知先觉者对此还是有所认识的，主要在爱尔兰、美国、德国、法国。这些国家与英国交往密切，充分了解英国的动机，自身工业发展又落后于英国，甚至深受英国政策之苦。于是，那里出现了挑战自由经济学的马修·凯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让-安托万·沙普塔尔等人，李斯特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梅俊杰著《李斯特与赶超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从构建我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看，李斯特的学说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这里不谈其生产力论、关税保护论、政府干预论等耳熟能详的论点，主要从方法论角度概述一下李斯特学说对中国自主经济学建设的可用之处：

——李斯特认定，以斯密为首的自由经济学派缺乏普适性，并不符合落后国图存自强的赶超发展需要。领先者地位决定了领先者要倡导世界主义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而落后国显然应当立足于民族主义的保护性赶超模式。这种以落后国为本位的清醒意识蕴含了对不平等交换和边缘化依附的警惕，以及对自主发展和赶超先进的追求及相应政策工具的设计，至今也未完全过时。

——李斯特强调，经济学原理和结论都有其特定的时空适用性，理当对应具体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套用。各国尤其是有条件实现自主发展的大国，要有适合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经济学。同样，在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后，也需要调整原有政策，比如从自我保护为主的政策调整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总之，原理未必是普世的，结论总是有条件的，政策都是时空相对的。

——李斯特针对比较狭隘的经济主义思维，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以宽阔的视野用多元因素来解码经济发展，特别是要重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他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包含16个因素的国家赶超发展支撑体系，涉及地理环境、政治保障、社会条件、物质资本、精神要素五大方面。李斯特在其中强调了国家“有形之手”的作用，尽管他始终提醒要谨防国家越俎代庖、过犹不及。

——为挑战流行理论并支撑本人论点，李斯特诉诸实证经验。一是现实经验，他亲身考察过当时处于工业化前沿的所有主要国家；二是历史经验，他特别强调要以史为据、以史为证、以史为鉴，乃至开辟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历史学派。重视经验意味着，在经济学讨论中，不是一味抽象推演、徒托空言，而是注重具体归纳、实证检验，这有助于纠正目前的方法论偏颇。

——李斯特善于调和左右两翼，其学说既有民族主义的一面，也有世界主义的另一面，也即，既认为在国家赶超“赶”的阶段应当采用民族主义的政策，又相信在“超”的阶段必须改用自由主义的政策。为此，他既强调保护幼稚产业，又倡导放手国内竞争；既强调政府适度干预，又倡导焕发企业精神；既重视交通等物质条件，又崇尚诸多非物质因素，等等。这种务实调和、弹性包容的方法于今仍可借鉴。

三、加强中国经济学自主性的若干建议

受重商主义和李斯特学说的启发，针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需要，特此提出以下五条具体建议：

第一，我们应该客观还原重商主义的真相，增加对重商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如实介绍，因为这是一个后来被自由经济学扭曲、抹黑了的学说，但又确是当今发达国家都曾大力借重并卓有成效的一个体系。重商主义当然有其与当今进步的国际秩序不相匹配的方面，然而，对于其内在的合理性以及历史上的实际作为，还是应予客观承认。所以，有必要对重商主义进行必要的拨乱反正，在我们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充分补上这一板块。

第二，加强对李斯特学说及其他所谓“替代性经济学说”的研究、翻译和介绍。除李斯特学说外，还应更多地介绍在发达国家赶超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其他同道学说，例如，由汉密尔顿开辟的“美国学派”，包括立国之初汉密尔顿与杰斐逊有关美国发展道路的争论；德国的经济学，包括德国官房学派、德国历史学派这一传统；还有一度兴盛的英国历史学派，这是1880年代英国面对美、德赶超态势而力图复兴的一种新重商主义。

第三，加大经济史特别是外国经济史的分量。我们平常说，看人要听其言观其行，言下之意行重于言。不妨把经济学理论看作经济学之“言”，同时必须观照经济学的实践这个“行”，主要指经济政策的制定、推行、效果、影响等实践性内容。国内近年新建不少经济史学系，这是可喜现象，但确有经济史学系虽设有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也设有外国经济思想史，却独缺外国经济史，可谓因小失大。因此，在新的经济学体系包括基本教材中，应当凸显经济史特别是外国经济史这一板块。

第四，与此相关，尤其要加强对后发国家赶超历程的研究与介绍，这些历史性内容在发展经济学当中也未得到应有重视。严格说来，英国都曾经从落后中发展起来，以后的德国、美国、北欧、日本等均属后来居上的案例，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其赶超成功之道。同样，也需要研究和介绍一批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国家案例，从拉美到非洲再到欧亚大陆，此类案例俯拾即是，理应深入剖析。在目前的工商管理课程中倒常有案例教学，显然宜系统扩展案例方法，以便直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启示当今中国发展。

第五，应当注重经济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与介绍。虽然经济研究存在越来越纯粹化甚至数理化的倾向，但实际的经济发展还是需要汇聚诸多经济以外、不可简单量化的因素。从政治保障、决策机制、政府干预、法律制度、国际关系，到社会秩序、文化教育、人力资本、企业精神等，这些非经济因素不仅对经济起飞、持续发展，而且对成功赶超、良治久安皆具有巨大影响力。经济发展史上常可见繁荣昙花一现、成果得而复失的例证，倒转的原因往往更在于非经济因素而非单纯的经济因素。因此，在我们的自主经济学构建中，确有必要把主流经济学缩小了的视域重新扩大。

总之，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在立足本位、面向现实的基础上，也需要放眼世界、回溯历史，从而在更加宽阔、更加纵深的视野下发现并吸纳更多的思想资源，特别是那些被主流经济学长期遮蔽的有益内容。一个开放而全面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应当有助于我们解决好当下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本文原题为梅俊杰谈重商主义、李斯特学说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启示——在“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合肥，2024.6.22）上的演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梅俊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李斯特与赶超发展》《自由贸易的神话》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