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特殊的国军将领名单：蒋介石眼中的叛将、降将和逆臣

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之后，其实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当年的抗战。除了在台北市中山区建了一座忠烈祠祭奠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外（包括抗战和内战），也就拍了几部抗战电影聊以自慰。

——这是为什么呢？

1957年末，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参加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治部”的一次会议时，有一段“关于宣传国民党军队抗战楷模”的内部讲话，他在会上声泪俱下地说道：

“怎么宣传？活着的没法宣传！”

确实，陈诚说的是大实话，活着的将领真还没法宣传。

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宣传，国军的抗日名将们除了倒在疆场上的，活下来的很多都去了北京，并且都在人民政府里担任着要职。

而剩下的，此刻大多都在功德林里面呆着呢！

国军的抗日名将，去到北京的有这么几位——

李宗仁，陆军一级上将，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

1938年3月的徐州会战之台儿庄战役，是国民政府自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李宗仁籍此役之胜利，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何应钦，是国军最高级别的将领之一。

1949年12月，李宗仁从香港转赴美国开始了16年的寓公生涯，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还曾先后5次派人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表达其思念故土，回归祖国的愿望。

1965年3月5日陈诚于台北病逝，否则他将会看到4个月后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飞赴北京，下机后在机场发表声明，表示要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张治中，陆军二级上将，两次率部奔赴上海对日作战。

1932年率部奔赴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第5军军长。

1937年再次奔赴上海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任第9集团军司令官兼左翼军总司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治中是唯一一位没有同我军打过仗的国军将领，被称为“和平将军”。

1949年4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谈判时留在了北平，从此脱离蒋介石阵营。

1949年9月，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主席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建国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傅作义，陆军二级上将，绥远抗战、五原大捷的指挥官。

1936年11月，傅作义领导绥远抗战，这次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被认为是“揭开民族历史的新页”、“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1940年3月，傅作义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取得了五原大捷，歼灭日伪5000余人，创国军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从而鼓舞全国民众，坚定全民抗战之决心。

1949年1月，傅作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率部起义接受改编，使得这座200万人口的千年古都免受战火涂炭。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卫立煌，陆军二级上将，忻口战役的指挥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

1937年10月，卫立煌时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忻口战役获得大捷。于此役重伤日军第35师团师团长前田治中将，致其最终伤重而亡。

此役，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称其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的史迪威将军称其为“百胜将军”。

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以“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的罪名将其软禁。

1949年1月，卫立煌携家眷从上海秘密出走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卫立煌从香港向北京发来贺电：

“毛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卫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1955年3月14日晚，卫立煌夫妇由香港九龙乘专轮到达澳门，再由陆路经石岐，于15日16时到达广州。此后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卢汉，陆军二级上将，台儿庄战役时的60军军长、1945年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职务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历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二、三届常委、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常委。

——以上5位上将，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其“叛将”。

而下文中的两位上将，蒋介石更是在日记中称其“逆臣”。

白崇禧，陆军一级上将，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的主要指挥官之一，1938年出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第三、四、七、九战区的对日作战，在抗日战场上指挥着中国军队总数的一大半。

白崇禧作为桂系首领，既长期为蒋介石效力，又屡次对蒋介石逼宫，致其三次下野。因此被蒋介石所不容，一直策划置其于死地。

白崇禧赴台后，保密局专门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一个派出所，其一举一动均受到严密监视。

此后，白崇禧风光不再，挂着一个“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的虚衔，却从无任何公干，一直深居简出。

1966年12月2日，副官发现白崇禧死在卧室，尸身发绿，殁年73岁。其死因，台北官方称其突发心脏病，但白崇禧身边的近随皆笃定，其为蒋所害。

孙立人，陆军二级上将，第一次缅甸战役时任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第二次缅甸战役时任新编第1军军长。

1942年9月，孙立人以不足千人的兵力，在缅北击退数倍于己的日军，救出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在内的七千多名英军，以及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人、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五百多人。

此役，被盟军称为“亚洲的敦刻尔克奇迹”。孙立人也赢得了“东方隆美尔”的美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

1947年8月，因与陈诚、杜聿明产生矛盾，孙立人被蒋介石从东北战场调回南京。

1947年11月，孙立人调赴台湾编练新军。

1954年，孙立人被蒋介石削去兵权，从陆军总司令转任“总统府参军长”。

1955年6月，孙立人因“郭廷亮匪谍案”被诬以“刺杀总统，图谋兵变”而受到拘押。

同年10月31日，蒋介石根据以陈诚为首的“9人调查委员会”呈报的长达16000字的调查报告所罗列的一系列“罪状”，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匪谍”、“密谋犯上”等等“罪名”，革去了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的职务。

并对其采取“不抓、不审、不问、不判、不杀、不关、不放”的7不原则，将其软禁在台中市的一幢平房里。

从此，孙立人成为了“张学良第二”，开始了长达33年的幽禁生活。

直至1988年5月，孙立人才被解除“监护”，获得了“相对自由”。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之后一直隐居台中市向上路寓所，从此深居简出。

以上7位上将皆是抗战时期国军阵营中的杰出将领，抗日战场上的风云人物，虽命运殊途，但共同点却是出其的一致——他们的名字都被蒋介石标记为“叛将”或是“逆臣”，这样的人物又怎么可能被国民党政权拿出来宣传呢？

还有一位二级上将比较特殊，抗战时猛如虎，内战时却怂如鼠，赴台后不被蒋介石待见，长期挂着虚职在家赋闲，这人就是薛岳。

薛岳是抗日战争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指挥其部先后歼敌十四万。

1938年10月9日的万家岭大捷，仅仅一场夜间白刃仗就击毙日军第106师团3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

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的三次长沙会战，薛岳率部毙伤日军10.7万人，这是抗战爆发以来日军损失之最，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

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被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张治中将军称其为“百战名将”。

但就是这个让日酋冈村宁次发出了“撼山易，撼薛将军难”感叹的薛老虎，却在1934年参加长征时搞得自己损兵折将。

是的，您没看错，薛岳确实参加过长征！

红军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薛岳率第六路军和第八纵队在红军屁股后面追了两万五千里。

由于长途追击导致的战损、逃亡、伤病、掉队等，使得薛岳原本10万人的部队追到最后竟不足7万人，减员超过三成。

也许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薛岳没被红军彻底打服，这不，解放战争才开打，他又跳出来了。

1946年冬，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薛岳根据国民党国防部“南北会师，占领山东，打通津浦线”的方针，率部进攻我军苏北、安徽、山东各解放区。

战役目的是打通临（城）徐（州）和台（儿庄）枣（庄）间的两条铁路支线，迅速占领枣庄煤矿，以维持军运和解决南京等地冬季燃料的供应。

结果，宿北战役，薛岳麾下的整编第69师师部及3个半旅共2.1万人被粟裕的华中野战军全歼，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少将副师长饶少伟被俘。

被打疼了的薛岳急令整编第26师，从峄县东面进攻陈毅的山东野战军。然而，一仗打下来，中将师长马励武及其参谋长又被生擒，整编第26师全师覆没。

薛岳任国民党徐州“绥署”主任半年多时间，连战连败，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个因战败而被蒋介石解职的战略区大员，之后被贬去总统府当了个混吃等死的参军长。

1949年2月，薛岳复出，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海南防卫总司令。任上苦心孤诣打造出一道海、陆、空立体防线，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伯陵防线”。

然而，内战之初被陈毅、粟裕胖揍下课的薛岳，在战争尾声又被邓华、韩先楚一顿痛扁，所谓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面对解放军发起的大规模渡海作战，仅仅支撑了8天就土崩瓦解。

这便是国军“抗战第一骁将”薛岳，在解放战争中的真实表现。

1950年薛岳赴台后，被蒋介石委任了一大堆头衔，譬如“战略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等，但这些全是虚职，并无实权，甚至连班都不用去上。

薛岳从此赋闲在家，修身养性。

1998年5月3日，薛岳于台北病逝，享年102岁。

如薛岳这样逃回来的上将尚且不能宣传，那更多打了败战还逃不回来，被蒋介石视为“降将”，仍呆在功德林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中将们，就更不会被拉出来宣传了。

杜聿明，陆军中将，抗战时历任第5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并代理远征军总指挥。

1939年12月，杜聿明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在桂南昆仑关与日军激战18天，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以中国军队胜利而告结束。昆仑关战役的胜利，是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

1942年3月30日夜，杜聿明率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在缅甸斯瓦河南北两岸，以阵地正面埋设地雷，侧面设伏阻击日军的战术，与日军总计5个联队的兵力激战12次，予敌重大杀伤，成为抗战史上罕见战例。

1949年1月，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华东野战军俘获，于1959年12月获得特赦。

王耀武，陆军中将，抗战时历任第51师师长、第74军军长、第29集团军副司令官兼74军军长、第24集团军司令官、第四方面军司令官。

1937年淞沪会战，王耀武率51师从汉中赶赴上海参战。

1937年南京保卫战，王耀武率51师从上海撤往南京，在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防御。从12月7日至13日结束，与日军血战7昼夜。

1938年兰封会战，王耀武率51师与日军土肥原之第二师团激战于河南三义寨，重创日军。

1938年万家岭战役，王耀武率51师与日军激战数周，毙伤日军3000余人，取得万家岭大捷。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已升任第74军军长的王耀武，率部拦截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激战3天，收复高安城。

1941年上高会战，王耀武率第74军在争夺鸡公岭战斗中，击毙日军1000余人。在白茅山战斗中击毙日军2000余人。在官桥镇巷战中击毙日军600余人，日军第34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打死。

1942年浙赣会战，王耀武率第74军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

1943年鄂西战役，王耀武率第74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日军侧背攻击，截断日军交通线，重创日军。

1943年常德会战，王耀武率第29集团军迎战日军7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王耀武率第74军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日军激战，命57师师长余程万坚守常德城。

余程万师弹尽粮绝后退出县城，王耀武率第51师反击，在其它部队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收复常德城。

1945年雪峰山战役，王耀武率第四方面军与日军坂西一良中将指挥的5个师团约10余万人在沿湘黔公路至芷江段展开激战。

战役历时两个月，打得日军溃不成军。共计毙伤日军28174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230人，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枪100挺，步枪1300余支，其他战利品20余吨。

整个抗战期间的大型会战，王耀武率部几乎打满全场。其中以第74军的战绩最为卓著，被誉为“抗日铁军”，获授军中最高荣誉飞虎旗。

1948年9月，王耀武在济南战役中被华东野战军俘获，1959年12月获特赦。

宋希濂，陆军中将，抗战时历任第36师师长、第71军军长、第11集团军司令官。

1937年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率第36师日夜兼程，从西安开赴上海。首战即一举攻入汇山码头，迫使日军败退回舰。

随后指挥第36师，在虹口、杨树浦一带与敌展开拉锯，直至移师江湾一带作战后奉命撤入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最终告败。

1938年率第71军参加兰封会战，围攻土肥原贤二师团。其后，与日军对峙于大别山脉，在富金山、沙窝雨战役中重创日军，毙敌4506人，伤敌17380人。

1942年4月，日军由缅甸攻入滇西，宋希濂率第36师日夜兼程，迎击日军于怒江惠通桥畔，尽歼渡江之敌。

1944年5月，为策应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反攻，率部先后攻下滇缅边境被日军盘踞已久的平戛、龙陵、芒市各强固据点，歼敌逾万。

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第二野战军俘获，1959年12月，宋希濂获特赦。

黄维，陆军中将，抗战时期历任第18军67师师长、第18军军长、第54军军长等职。

1937年9月，黄维率第67师参加淞沪会战，该部在被称为“人肉磨坊”的罗店攻防战中与日军白刃拉锯整整一个星期。

打到最后全师3个团长，一人战死两人重伤，师部除留下一名机要员收发电报外，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第67师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够。

1948年12月，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

在功德林期间，黄维是所有被俘将领里面头最铁的一个，别人都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有他成天梦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蒋军反攻大陆”，因此直到1975年12月才获得特赦。

郑洞国，陆军中将，抗战时期曾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新1军军长。

1943年10月至1944年8月，郑洞国率部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曾在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有着“亚热带丛林之王”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

1948年11月21日，困守长春的郑洞国在长春中央银行大楼向东北野战军投诚，长春获得解放。

建国后，郑洞国被确认为起义将领，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

上述5位中将，抗战期间个个都是好汉，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却人人都成了解放军的手下败将，而在蒋介石眼里，他们都是“降将”。

所以这才有了开篇讲到的，陈诚声泪俱下地说道：“怎么宣传？活着的没法宣传！”

既然活着的没法宣传，那就只有宣传死了的，而且还必须是那些熬过了抗战，在内战中“成仁”的将军们。

于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部门开始了造神运动，一尊一尊的大神新鲜出炉了。

第一尊就是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但是张灵甫的资历却实在太浅，任你怎么编，由你怎么靠，都靠不上所谓的“名将”。

淞沪会战前，因“杀妻案”被判入狱10年的张灵甫刚被特释不久，在74军51师王耀武手下任上校候差员。

1937年10月底，王耀武率51师赶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张灵甫这才由候差员委任为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纯属战前突击提拔。

1937年12月，张灵甫上校率305团参加南京保卫战，战后被晋升为153旅上校副旅长，仍兼任305团团长。

1938年4月，张灵甫上校终于跨入将军行列，擢升为153旅少将旅长。

1940年6月，张灵甫再获拔擢，升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副师长。

1941年3月，第58师参加上高会战，张灵甫曾一度代替师长廖龄奇指挥58师作战。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58师损失惨重。战后，师长廖龄奇被枪决，张灵甫被任命为第58师代师长。

同年冬，张灵甫被正式任命为第58师少将师长。

直到此时，张灵甫也不过是指挥着一个仅有8000余人的缺编师。

直到1944年5月，王耀武升任第4方面军司令官后，张灵甫这才升任第74军副军长。

1945年2月，张灵甫在俞济时、王耀武两位老军长的大力保荐下，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学习。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此时的张灵甫从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一毕业便升任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

直到此时，张灵甫这才真正成为了一方大员。

也就是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张灵甫的最高职务是副军长，而且在担任副军长期间所参加的湖南会战、湘西会战，均由王耀武（后施中诚）指挥。

张灵甫在抗战时期指挥过的，规模最大的部队，就是廖龄奇被枪决后，由他接手的58师的8000人而已。

以如此资历，想要把仅仅指挥过8000人的张灵甫打造成一位“抗日名将”，未免太过牵强。为此，国民党军队的政工部门也算是绞尽了脑汁。

反正王耀武住进了功德林，施中诚也早已跑去美国洛杉矶当了寓公，于是二人的战绩和战功就都移花接木转嫁到了张灵甫的头上。

就这样，一尊大神造出来了。

类似这样的“抗日名将”还有很多，黄百韬也是其中之一。

抗战爆发后，黄百韬干的一直都是参谋工作，自己并不统兵。

初为冯玉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后为鹿钟麟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

1940年，调任军令部高参

1941年，调任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

1943年，晋升陆军中将，但黄百韬作为顾祝同的幕僚却从不统兵。

直到1944年，在顾祝同的大力举荐下，出任第25军军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黄百韬第一次带兵。

1945年1月，在湘粤赣边区会战中，黄百韬率第25军配合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的第72军对日作战。作为配角，第25军并无抢眼的表现。

随后，黄百韬率部参加赣西追击战，但此时华东日军已全面收缩，故战斗影响较小，国内战史书籍对此役几乎没有任何介绍。

尽管如此，此前从未上过前线，仅在抗战末期亲自带兵参加过两次战斗的黄百韬，竟也被塑造成了一尊大神，成为了一位抗战“名将”，这就很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很是无厘头。

直到很多年后，曾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晚年接受采访时才道出了缘由：

“退到台湾后，将无谋，兵无气，为了提振官兵士气，唯有树立楷模。活人没法树，那就只能树立死人。而死人中又以张（灵甫）黄（百韬）之成仁最为壮烈，大公子当然就只能树他们了。”

注：大公子（蒋经国）时为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