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说-古代国家人口政策的内生逻辑

1.人口策略与实际情况

国家开放三胎，是对应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所出现的出生率断崖式下跌。从而改变生育策略，从限制生育变成开放生育。

而这种人口调控措施，也并非现代才有的，在过去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各个地区的国家对于自己人口的调控也比比皆是，但总体上来说，鼓励生育多于限制生育。因为在古代生产力局限的情况下，劳动力永远是短缺的，各个行业都想要获得廉价劳动力，而如何“制造”廉价劳动力，那自然就是生育。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决定人口策略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

1面积

2资源

更多的国土面积可以生产更多的资源，而不管是占领土地还是生产资源，其实都需要人口，这就使得鼓励生育一直是社会的主流，因此人类历史在长时间内从社会管理体系到发展政策上都倾向于鼓励生育，甚至通过道德、宗教等非法律的方式对人的生育行为进行绑架。

这是古代国家人口政策的内生逻辑。

但是，这种内生逻辑在人类自然发展中受到了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食生产。由于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其实是吃不饱的。

或者说，人口的粮食生产与消耗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生产技术进步一点，人口承载能力就上升一点，否则就必须用更多的土地面积来弥补这种平衡。

而这种平衡还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因为自从产生私有制以来，粮食就一直是人类文明中重要的经济命脉，各个国家和地区因为地方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物产资源等原因，粮食生产量是不平均的，因此必须通过贸易来保证人的生活基本粮食需求。

这种贸易其实也是动态平衡的一部分，但商业的逐利性注定粮食在成为商品的那一刻，其价格就已经超过了其生产价格，也因此使得粮食分配的不平均，进一步加速了人口生产与粮食消耗之间的不平均。

那么因为这种不平均，世界就会陷入到周期性的动荡之中社会自然而然地通过淘汰过剩人口，也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任何时代都会有自己时代的“马尔萨斯陷阱”，这种动态平衡似乎是天然存在的，由诸多复杂因素和整体环境所决定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同样，如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历史也给出了答案——提高社会生产力。

2.不同地区对于人口波动的应对

在欧亚大陆上，一直是处于文明碰撞的最前沿，与其他地区相比，这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非常激烈，这也使得欧亚大陆上文明的演进速度非凡。

在史学范畴内，可以观察到王朝更替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对抗。其最基本的逻辑就在于人口。

当气候条件好的时候，草原上能够饲养更多的牛羊，也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一旦气候条件变差，大批牛羊饿死，那么就会导致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发起劫掠。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就会在此期间被消灭掉。

而农耕文明所面对的又是另一种情况，王朝初期，由于动乱导致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国家政权就会鼓励生育，并承诺土地分配，但随着王朝发展，内部权贵和地主阶层将会不断兼并土地，导致大量农民失地，社会矛盾尖锐化，因此到了王朝末期，总会出现农民起义。

一旦因为天灾人祸导致社会矛盾彻底爆发，各地发生叛乱，王朝也就意味着走向终结，最终改朝换代，重新洗牌。

欧洲地区的做法则是将土地分配下去，只要管住管理土地的贵族即可，国王不再参与实际管控土地，那么如何保证领主对于国王的忠诚呢？于是他们采取了血统与宗教的双保险，但这也意味着贵族之间会陷入到无止境的内耗当中，贵族不亲身参与争夺当中，绝大部分损失都转嫁到平民身上，这也变相削减了无法养活的人口。

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地区都无法避免，要想提高生产力就要增加人口，而人口增加了就必须要更多的粮食来养活新增人口，当超过一个地区的承载极限的时候，就会发生动乱。

尤其是在统治阶层掌握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时代。

但动乱结束以后，又需要大量的人口来恢复生产，这就使得古代生育政策永远是鼓励的，而由于古代的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跟土地挂钩，因此民众有意愿去进行生育。

不过在一些案例中，一旦民众的生产从土地上脱离，那么这种生育欲望就会大幅度下降。甚至还未发生工业革命，这种有趣的趋势就已经发生。

3.不愿意生育的市民阶层

在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情况，在世界历史上，罗马的这一现象也十分具有代表性。

罗马的辉煌是建立在不断掠夺与庄园经济之上的，作为从亚平宁半岛上冲杀出来的强悍民族，罗马几乎全民皆兵，为了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使得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实行有限民主制，大量的军事贵族在扩张的过程中崛起，同时他们也将掠夺来的土地分配给每一位作战士兵以及他们的家人。

为了更好的控制突然多出来的大量土地，罗马法律规定，每一位罗马士兵必须取一位当地的土著女性为妻。

在扩张年代，每一位罗马公民都在疯狂生孩子，因为多生孩子，才能有更多的孩子长大后进入军队，掠夺土地，获得更多的地产，生产更多的粮食，供养军队去更远的地方进行掠夺。

当然，前提是必须是男孩，并且为了保证自己孩子所拥有的土地也归家族管理，这使得罗马的家庭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

封建家长制延续了家族生命，但同时也彻底忽视了家族成员作为人的权利。

担任家长一职的通常是家族中的年长男性，家长的具有极高的权利，家长的命令必须听从，所有的决定必须由家长定夺，女性是家族财产而不是家族成员，家长有权要求女性持续生育，而作为男性的儿子孙子哪怕是已经在政府军队任职也必须将家长的命令放在第一位。

这时候的家长可以随意买卖、处死、监禁任何家族成员。

但随着古罗马南征北伐，疆域面积不断扩大，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被打破，商业开始逐步繁荣，人们对于物质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从耕种转行做贸易，家庭有了其他的收入来源，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耕种，家长对于人口的需求开始减少。

这时候，具有一定自由性质的商业发展与过去的封建家长制产生冲突。比如，如果家庭成员想要成为商铺、工坊的雇佣，只要没有家长签发的许可，即使与雇主签订了协议也是无效的。

古罗马的统治阶层也发现了新出现的社会矛盾，开始对家长权利进行限制，家长权利从可以随意定夺成员生死变成了杀自己孩子时要取的有关部门的批准许可。

但这样的微小改变不足以完全解决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这时，未来古罗马帝国的第一任帝王屋大维及时抓住了社会矛盾，经过一通革命斗争后，屋大维将支持旧社会制度的贵族屠杀殆尽，将古罗马从共和国转为帝国，家长权利也在屋大维的统治下削弱大半。

屋大维规定，家庭成员的生死只能由法庭裁决，成员在部队服役时无需服从家长命令。

但这样的微小改变不足以完全解决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这时，未来古罗马帝国的第一任帝王屋大维及时抓住了社会矛盾，经过一通革命斗争后，屋大维将支持旧社会制度的贵族屠杀殆尽，将古罗马从共和国转为帝国，家长权利也在屋大维的统治下削弱大半。

屋大维规定，家庭成员的生死只能由法庭裁决，成员在部队服役时无需服从家长命令。

旧的封建家长制的瓦解，使得年轻的罗马人得到了解放，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但是紧接着，屋大维就遇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在当时虽然那时封建家长制瓦解了，但家庭关系依旧存在，古罗马帝国的官位大多数依靠子承父业，优秀的政客和优秀的军官培养出优秀的下一代，子代继续为帝国服务为帝王的统治奉献力量。

那贵族阶层都不生孩子了，下一批政治军事人才从何而来？

于是屋大维开始开始在公共场合宣扬自己建立帝国时对抗的旧传统文化和家庭神圣观，并宣布官员仕途与家庭生育挂钩。

政客多生育可以延续政权，军官多生育可以优先分地，甚至多子的平民都可以多购买土地进行发展，屋大维认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颁布定能提高人口出生数量！

但政策实行后的结果如何呢？

《尤里乌斯法案》生育政策大升级

上述生育政策颁布后，古罗马帝国的出生率不增反降，甚至原本仅流行在贵族间的不婚不育思想开始向平民阶层流动，影响越来越大，事态也愈加严峻。

原因在于，古罗马帝国的公民们依靠大量的奴隶从繁重的劳动中被彻底解放了出来，价优质好的奴隶被商铺、工坊买入，不仅生产中的重活累活交给奴隶完成，就连经营这种重要活动都可以让聪明伶俐的奴隶管理，这样做极大程度上减少成本，也让佣主逐渐懒惰，反正在家里坐着就有钱收，干嘛要累死累活的努力呢？

得了钱的佣主拿着钱去都是奴隶的妓院享乐，夜夜笙歌，家庭责任对于他们而言就是生活的枷锁，不仅结婚率降低、生育意愿降低，就连家庭观念都开始逐步分崩离析，离婚更是家常便饭。

而没有钱的普通公民也被奴隶抢夺了生活空间，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平民只能选择参军入伍，继续跟随军队掠夺人口，将更多的奴隶送入古罗马帝国，恶性循环开始......

人口越来越少，军队也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平民开始缩编，与公民减少相对应的，是急剧增加的奴隶数量，屋大维知道，事情严重了。

严峻的事态没有给屋大维缓缓劝导的空间，他开始用强硬手段催婚催育，甚至可以说是逼婚逼育。

公元前18年，屋大维颁布了《尤里乌斯法案》，在保留平民家庭多生子可以多的地、贵族官员多子可延续任期等以前的旧措施的情况下。

法案规定，单身男女需要缴纳更多的赋税，更是禁止了无后之人继承父母遗留下来的遗产，如果你在100天内选择结婚，那遗产将会归还与你，结婚之后要是不生孩子，遗产又会重新充公。

为了促进结婚人数，法案规定，家长指婚孩子必须接受，孩子的自由恋爱家长也不可阻拦，原先的平民与奴隶之间的阶层壁垒也被打破，平民可以与被释放的奴隶结婚。

法案还规定，允许平民参加官员考试的同时，多子也将算入成绩计量的范围，普通公民的劳役也可以用多生孩子来进行减免，就连奴隶多生了孩子，他的财产不再归奴隶主所有，可以被他的孩子继承。

屋大维还“劫富济贫”，向富人多征税，把钱补贴给贫穷多子的家庭，减少出生人口的夭折数量。

但事实上，这份法案没有起到其应有的效果，当时的古罗马公民们为了不生孩子，还开发出各种避孕技术，物理设备化学药剂，应有尽有，性病也变成了常见疾病。

面对乱象，屋大维推出了更加严格的法案，但严苛的法律遭到了全国的反对。

法案颁布后，屋大维唯一成年的女儿茱莉亚公主第一个“做表率”，用实际行动反对父王的政策，茱莉亚公主的行为得到了全国的支持，但法案经颁布，没有办法，屋大维只能流放自己疼爱的女儿。

屋大维在统治后期遭到了无数崇尚独身的政客的刺杀，虽然这些行动都没有让屋大维下台，但屋大维同样也没有让古罗马帝国生育低迷的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屋大维死后，古罗马历任君主都在为提高生育而努力，但都没能起到什么效果，古罗马人的人口数量依旧在不断减少。

奴隶反抗外族入侵，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终结。

而在后世基督教统治的欧洲中世纪，教士们认为古罗马的衰亡主要是因为为人不耻的放荡生活方式和不断下滑的道德底线，这也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对于人性的压抑达到了极点。可以说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

而讽刺的是，当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人们进入黑暗压迫的中世纪时期，重新回到了靠耕种维持生活，这时，生育率回升了。

4.生育的逻辑

通过历史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真正主导生育的，实际上是个人所支配资源多寡来决定的。当一个人个人能支配资源少，群体能支配资源多，那么他就会偏向于生育，如果一个人个人可支配资源多，而群体可支配资源少，那么他就偏向于独身。

说的更直白点，当人们发现只有多生孩子才能占有更多资源的时候，那么人们就会可劲儿的生孩子，而当人们发现，生孩子只会减少自己的资源时，那么人们自然就会放弃生育。

放到现代社会，二战之后各国之所以会出现生育潮，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在于战争打破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壁垒，由美苏主导的两级格局变相的促使了各阵营中的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由冷战引起的全方位竞赛加速了各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大量的劳动人口获得了机会，能够迅速富有起来。

这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生活预期提高，认为生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取财富，因此二战后各国都迎来了婴儿潮。而不是所谓的道德、宗教、传统等这些因素导致的。

而到了21世纪的当下，全球经济陷入滞涨，人们发现阶级跃升难度不断增加，自身获取财富的渠道正在快速减少，生育并不会给自己的财富带来更多的增长，反而因为不断上升的养育成本而减少自身的财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年轻人自然会选择不生育，转而将精力投入到其他活动中去。

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如若要维持或者增加国家的人口，强制生育政策并不会有太多效果，甚至反而会导致民众的逆反心理。

真正有效的，就是将国家发展红利与民众自身利益相挂钩，让民众能够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切实获得好处，并且这种好处是可以惠及家人的，这样才能使得民众有生育的动力。

当然，这种好处并不是直接给民众发钱，北欧国家的尝试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发钱并不能让民众生育，反而会让人用这些钱去享乐。

这种发展红利其实更加复杂，有些甚至不是物质的，就比如上升机会。

如果用农业社会的土地做类比的话，以过去中国的房地产升值为案例来比喻。假如为了鼓励生育，政府表示，以后凡是读完义务教育的成年公民国家都给分配一套房产，并且在10年以后，国家会以当时的市场价格收购这套房产。那么这就是国家将发展红利与个人利益相挂钩。

这与许多王朝初期的均田制类似，家里有多少男丁就分多少田产，如出一辙。

当然，目前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与人民需求更加复杂，人口问题牵扯的可不止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还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一系列的问题。

比起建国初期能吃饱饭到后来的财富自由，当下年轻人所追求的是减少生活负担，这不单单是财富增长的问题，还有一整套的配套保障体系。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均”之间的矛盾。

但“发展不平均”不代表着要搞平均主义，而是要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这就需要治理智慧。

正如我上面所说，这种机会要与国家发展相挂钩才能实现，否则就只是空中楼阁一纸空谈。国家的发展要与个人发展相结合，要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发展当中来，同时还要保证当人民投入其中时没有后顾之忧。

这才是解决当下人口问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