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右翼是日本社会的毒瘤，在欧美社会，这种主张排外、怀念法西斯历史的社会与政治势力，一般被称为“极右翼”，而在日本社会约定俗成地称他们为“右翼”，他们秉持国粹主义、民族主义理念，主张日本至上、天皇至上。二战后，因为美国的庇护，日本并没有彻底清算法西斯主义，众多的前政府官员、议员进入战后日本政界，如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在战后甚至还担任了池田勇人内阁的法务大臣。
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甲级战犯岸信介，也曾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战后还当选为首相。这些进入战后政坛的战前政治家，就成为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缘起，而他们的子孙、徒子徒孙也就演变成了日本政坛右翼势力的主力。
总体上来说，日本政坛的传统意义上的右翼，目前并非占据主流地位，当年曾群魔乱舞的一帮右翼议员，目前或退隐，或被边缘化，如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的义子平沼赳夫，目前只能在迷你政党奋起新党栖身，曾登上钓鱼岛的民主党众议员西村真悟也因犯刑事罪而早已退出政坛。现在搞乱中日关系、鼓吹防范、制衡中国的政客们，大部分在思想上与传统右翼有着很大不同，但在作用上却殊途同归，姑且称之为“民粹右翼”。
“民粹右翼”之所以会占据政坛的主流，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日本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形势越来越不妙，国际地位沉沦。许多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当年“亚洲唯一发达国家”眼看就要沦为亚洲“最大发展洼地”，心理上无法接受地位的巨变，渐渐生出一种偏狭的自尊心，对往日的“荣光”无限怀念的同时，越来越自闭，自认为“贵族”，将中国视为“暴发户”。若有政治家对中国持强硬态度，他们就会狂热追捧。
其次，从日本社会形态角度看。日本经济停滞的20年，也恰恰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20年。日本从一个“一亿总中流”的社会财富较平均的社会，渐变成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缺乏稳定就业，对社会、对政治不满，在媒体的诱导下，将日本的衰落、自身困窘的责任推给中国等新兴国家，从而产生出较强烈的排外情绪。
第三，以政治家、官僚为代表的精英层对改变现状无力。使民众对政党的支持度大幅下降，对传统政治中的腐败、金权勾结极为愤怒，盼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能够“廓清六合、荡涤世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迎合民众这种期待的政治势力，那就是所谓的“民粹”右翼。与传统右翼不同，他们并不真正信仰国粹主义，也不一定认为日本至上，但是为了迎合民众的需求，他们会表现出这种政治倾向。比如曾经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他的思想并非右翼，但是为了迎合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并因此在国内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支持率。大阪市长桥下彻则是目前表现得最为露骨的“民粹右翼”，其本身的政治倾向，很难将其归类到传统右翼，但是他很善于捕捉民众的好恶，其观点往往随着民意的变化而变化，也常常说出一些保守右翼势力爱听的强硬之语，如否认存在“慰安妇”，如主张在钓鱼岛上常驻警察等等。野田以及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等，其实也可被归类为“民粹右翼”。
正因为这些“民粹右翼”缺乏自身的理想信念，因此在行为上就表现出极度的投机，根据情势的变换不断地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比如野田，在需要中国的市场，需要加强中日经济关系的时候，就大唱深化战略互惠关系。而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需要以“强硬派”的面目站立在国民面前的时候，他就不惜破坏中日关系，蛮横地推动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
这些“民粹右翼”往往缺乏责任感。他们迎合民众，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是要利用民众，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实际上是为了自己。为了自私自利，他们往往会牺牲民众的长远利益。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民众的长远利益很简单，那就是维持稳定良好的中日关系，如果民众一时不能理解，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就应该做耐心的说服解释工作，就像当年的田中角荣首相，面对右翼的压力不退让，说服国内各界，最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现在的日本政治家，普遍缺乏这种大局观与责任感。
“民粹右翼”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视野狭窄，因此在外交上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利己，缺乏双赢的概念，我得必须你失，用零和概念来看外交，往往就会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推高冲突的等级。近几年日本在领土问题上、“慰安妇”问题上都与周边国家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思维在作怪。（转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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